家乡的油馍馍
□康淑英
我的老家坐落在渭源县城以南山清水秀的老君山下。三面被一片平阔的绿野包围,四周杨柳成荫,门前溪水蜿蜒奔流,离城仅有一里之遥。飞架在渭河上的灞陵桥是进城的必经之地,沿岸有许多掩映在翠林农舍中的油房、水磨。
幼年时期,记得岁末农事全部结束之际,家里总要榨几缸胡麻油。当“小人儿”们久盼不已的最大盛事春节到来的时候,便能吃到炸油饼,但仅仅是解解馋而已。那时候,籽种一成不变,小麦产量低得惊人,加上气候土壤等缘故,家家户户都以杂粮为主,吃白面是一件很奢侈的事。难忘当年那种用豆子与玉麦混合而成的“和和面”蒸出来的带些酸味的坨坨馍,虽然天天吃,却还是觉得很香。那完全是由于年少好动食欲强。人往往在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时候,因了肚子的不依,会对一厢风味也情有独钟。
七八岁的人,除了对只有年节才能吃到的炸油饼垂涎三尺,还有那蝴蝶状的油果更是连做梦都想着它。那是由三种颜色组成的。红的是蜜面,黄的是油面,绿的是菠菜水调的面,把它们分别擀开以后切成条摞在一起,经过刀功的艺术处理,从油锅里捞出来,一个个如展翅欲飞的蝴蝶,色彩亮丽,令人炫目。与油饼油果相比,那一年一度的夏收之后,品尝从大锅里烙出来的新麦发面油饼子就逊色多了。虽然它看起来不是很漂亮,却仍然点亮着孩子们的眼睛,是他们口中的稀物。至于烫面油饼子,在儿时的记忆里似乎是一片空白。究竟是什么原因,我至今也说不准确。也许是费油,也许是不便储存,在人口众多的大家庭里只有用来临时招待远道而来的至亲好友。
的确,烫面油饼子必须是趁热吃的。刚出锅的它松软而酥脆,一筷子下去,吱吱作响,金光四射,是让人十分享受的一道风味小吃。
说句让人见笑的话,一直以来,我还真没有品尝过用麦秆和大铁锅烹制出来的正宗烫面油饼子(麦草烧铁锅上火又快又均匀)。记得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老家的热炕上,弟媳妇用烧麦草的大铁锅,给我烫来一盘油饼子。当时吃得很香,至今难忘她的一片热忱,但总感没有言传中的酥脆松软。即便这样,它还是成了我饮食中的最爱。随着年岁的增高,胃口越来越差,食量越来越小,但只要有烫面油饼子,就会吃得又香又多。
第二次品尝正宗的烫面油饼子,已是进入新世纪的第四个年头。那是在姐姐家里,外甥媳妇知道我的“口瘾”而特意做的。她把烫好的面弄成长条,再切成几截,然后烙一个擀一个。在擀开的面上撒上苦豆末(一种香料),均匀地滴上油,把它卷成棒,而后竖起来压成一坨,再擀成又圆又薄的面张,放在热锅里,边烙边撒油,只翻一两分钟,一张金光灿灿、满屋飘香的油饼子就烙成了。
第三次吃老锅灶烧麦草烙出的油饼子是近几年的事。外甥女儿花了三千多元在临洮安装了助听器,需要一两个月过来保养一次。她每次来临,都要给我带上很多烫面油饼子。为了松软爽口,她加了不少的油,使老人们赞不绝口的“烂皮袄”成了“碎罗衣”。碎是碎,口味却不减当年外甥媳妇的“杰作”,我顿可以吃掉一大张(估计)的量。
其实,烫面油饼子的高低,关键不在技术含量,着油的尺度才是其要害。三个不同时期的烫面油饼子,分别“出生”于不同阶段的社会经济大背景之下,身上便自然留下了改革开放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积累经验快速发展的印记。雁过留声,人过留痕。天下几乎没有不留踪迹的东西。无论从20世纪40年代的一年才能吃上一次的油饼油果,到60年后的今天,只要有麦草和大铁锅,无论谁人都可以随时吃到的正宗的烫面油饼子,以及花样翻新的各种各样的油馍馍,无不记录着时代的巨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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