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甘肃“小说界”开山祖之一□ 杨世明 杨宗卿
魏晋南北朝,在我国小说发展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前后数百年间,出现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志怪小说和轶闻小说；它们在艺术上,达到了外国小说正式出现以前的最高水平。与此相应,也出现了许多小说家。时隔一千四百多年之后的今天,仍然可以考见的,就有皇甫谧、干宝、吴均、王琰、刘义庆、邯郸淳等等。王嘉就是这些小说家当中的一个。
据《渭源县志》载:“王嘉字子年,东晋陇西安阳(今甘肃渭源)人。其生年不详”。卒年,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约在公元三零九年,按《晋书?王嘉传》说:
姚苌之入长安,礼嘉如苻坚故事,逼以自随,每事咨之。苌既与苻登相持,向嘉曰:“吾得杀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苌怒曰:“得当云得,何略之有?”遂斩之。先此,释道安谓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负债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谓“负债”者也。……
释道安死于公元三八五年。第二年,即公元三八六年,后秦姚苌入长安自立为帝；同年,前秦苻登继苻丕之后亦自立为帝。据此看来,王嘉当死于公元三八六年之后的几年中；鲁迅所说,大致不误。
《晋书?王嘉传》对王嘉生平的记述,同整个《晋书》的不求笃实一样,语多虚妄。但是,从中还是可以对王嘉这个人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的。结合《晋书?苻坚载记》(下)和《资治通鉴》有关部分的记载,可以知道:王嘉是当时的一个方士。开始时,隐居于东阳谷,有徒弟数百人。由于战乱,弃其徒而迁隐于终南山。众徒寻迹而至,他就又迁隐于倒兽山(或作到兽山、倒虎山)。苻坚累次要他出山做官,他都没有答应。被逼无奈,方于公元三八四年冬入长安,居于宫中外殿,以应问询。入长安后,姚苌仿效苻坚的办法对待他,直到最后把他杀掉。
王嘉虽然是个隐居之士,但并非于世事绝不关心。实际上,他还是相当注意政局的变化的。他对某些政治事件发展前途的推断,虽然以谶语形式出现,而实际上却是从观察和分析中得出的。因而,也就往往是有道理的。比如他回答姚苌关于同苻登争战前途的问题时所说“略得之”一语,就是如此。他的意思不过是说:杀苻登定天下的将是你姚苌的儿子姚兴(字子略)。事实上,也确实是姚苌死后,姚兴杀掉苻登的。可惜姚苌不曾听懂他的话,一怒之下,送了他的命。他之见杀于姚苌,实在是有些冤枉的。
关于王嘉的著述,《晋书?王嘉传》的末尾说:
……其所造《牵三歌谶》,事过皆验,累世犹传之。又著《拾遗录》十卷,其记事多诡怪,今行于世。
《牵三歌谶》有人作《三章歌谶》,今已不存。估计当如《晋书?苻坚载记》(下)所载王嘉对苻坚所说的“椎芦作蘧蒢,不成文章；会天大雨,不得杀羊”一类,都是些有韵的谶语的汇集。《拾遗录》,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盖即今《记》”。
《拾遗记》是否王嘉所撰,早就有人提出怀疑。现在所看到的《拾遗记》十卷,书前有南北朝梁代萧绮所写的序。该序中说:《拾遗记》是王嘉撰写的,原有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由于前秦、后秦时期的战乱,“此书多有亡败”,“文颇缺略”；萧绮“搜捡残遗,合为一部,凡一十卷,序而录焉”。这里,是承认王嘉的著作权的。但是,到了后来,明朝的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却以为此书“盖即绮撰而托之王嘉”者；近若干年来,许多研究者承胡应麟之说,也怀疑王嘉是《拾遗记》的原撰者。但由于没有确当可靠的证据,所以一般的仍将《拾遗记》系于王嘉名下。
《拾遗记》前九卷所记,系远自传说中的庖牺,近至王嘉当时的各种神奇之语、怪异之说；末卷所记,则为关于昆仑、方丈等仙山灵境的神话传说。十卷之外,还有零星佚文可以钩稽；其内容亦属怪奇之言。总的来看,基本上属于那个时期的志怪类小说。它的思想内容,和当时的其他志怪小说一样,是比较复杂的。其中既有糟粕,也有不少具有积极意义的作品。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有名的社会政治黑暗、宗教迷信思想弥漫国中的时期。统治阶级穷奢极欲,专制横暴,互相争战,国家分裂；人民群众生活于十分困苦的境地中。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除了进行反抗,还编造故事以寄托自己的怨怒和企望。而统治阶级,则除了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又利用宗教迷信以麻痹人民群众的意识。那些宗教徒就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传播和编造宗教迷信故事,四处宣扬。当时的志怪小说,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些志怪小说,不尽是作者的撰作。其中的许多作品,其实不过是整理加工当时流传的各种故事而成的。这就带来了志怪小说思想内容上的复杂性。《拾遗记》作为这些小说中的一部,也不例外。
《拾遗记》中,宣扬宗教迷信思想的作品占多数。大约由于王嘉本人就是个方士,这些作品中宣扬道教思想的,更多一些。《赵高》一篇,就宣扬的是人死可以成仙升天的思想。《薛夏》一篇,所宣扬的就是所谓谶语的灵验:
薛夏,天水人也,博学绝伦。母孕夏之时,梦人遗之一箧衣,云:“夫人必产贤明之子也,为帝王所崇。”母记其所梦之日,及生夏之年。以弱冠才辩过人,魏文帝与之讲论,终日不息,应对如流,无有凝滞。帝曰:“昔公孙龙称为辩捷,而迂诞诬妄。今子所说,非圣人之言不谈,子游、子夏之俦不能过也,若仲尼在魏,复为入室焉。”帝手制书与夏,题云“入室生”。位至秘书丞。居生甚贫,帝解御衣以赐之,果符元所梦。名冠当时,为一代高士。
《王溥》一篇,则宣扬只要勤于佣作,即可致富致贵的思想,从而也就否定了人民群众进行反抗斗争的必要性。诸如此类,还有许多。无疑,对这些作品,是应当给予批判的。
但是,《拾遗记》中的小说,并非全都如此,有一些作品,是暴露社会黑暗、鞭笞统治阶级、表现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的。最突出的,是现在的研究者大都注意到的那篇《怨碑》:昔始皇为冢,敛天下瑰异,生殉工人。倾远方寄宝于冢中,为江海川渎及列山岳之形。以沙棠沈檀为舟楫,金银为凫雁,以琉璃杂宝为龟鱼。又于海中作玉象鲸鱼,衔火珠为星,以代膏烛,光出墓中,精灵之伟也。昔生埋工人于冢内,至被开时皆不死。工人于冢内琢石为龙凤仙人之像,及作碑文辞赞。汉初,发此冢,验诸史传,皆无列仙龙凤之制,则知生埋匠人之作所也。后人更写此碑文,而辞多怨酷之言,乃谓为“怨碑”,《史记》略而不录。
表面上看,当然是荒诞无稽的。但是,在这荒诞无稽的故事中,却表现出了统治阶级的残暴和人民群众的怨愤。另外,《裸游馆》等篇,对统治阶级的奢侈淫靡,醉生梦死之类,进行了揭露；《翔风》《赵夫人三绝》等篇,对统治阶级的贪婪和玩弄妇女的丑恶行径进行了谴责。还有些作品,表现了人民群众对历史上爱国者和正义之士的怀念。如《洞庭山》中:……后怀王好进奸雄,群贤逃越。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兽,不交世务。采柏食以和桂膏,用养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渭之水仙。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为之立祠,汉末犹在。
这里,就既有对楚怀王一类统治者的斥责,又有对屈原的追念。像这样的作品,还有一些。这些就构成了《拾遗记》思想内容方面的精华,是我们应当给予重视的。
《拾遗记》在小说发展的历史上,是有一定的地位的。我国小说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出现了初具短篇小说规模的作品。《拾遗记》虽然不是那个时期最好的作品,但其中有一些确实开始具有了短篇小说的特点。比如《薛灵芸》和《麋竺》等篇,就都是相当像样的短篇小说,既有了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又有了初步的人物性格描绘。又如《少昊》篇中对帝子和皇娥戏游欢处的描写,很富有抒情意味；两人的七言对答诗,颇能体现各自的性格。有人谓此篇竟写皇娥和帝子戏游欢处,真是“诬罔不道”,即此一点,就可见王嘉之见杀于姚苌,“非不幸也”。由此得之,持此说者,不仅是个封建道德观念的固守者,而且是根本不懂得小说的。总之,《拾遗记》和与之同时的其他小说一起,构成了我国小说在唐代正式出现以前的最高发展形态。王嘉在我国小说发展的历史上,是有贡献的。
《拾遗记》还给我们保存了许多神话传说。其中有一些,还为当时他书所不载,或与他书所载相异。如《昆吾山》中关于干将、莫邪的记载:
……昔吴国武库之中,兵刃铁器,俱被食尽,而封暑依然。王令检其库穴,猎得双兔,一白一黄。杀之,开其腹而有铁胆肾。方知兵刃之铁,为兔所食。王乃召其剑工,令铸其胆肾以为剑,一雌一雄；号干将者雄,号莫邪者雌。其剑可以切玉断犀,王深宝之,遂霸其国……
这就同《搜神记》等所载,甚不相同。神话传说本是小说发展历史上萌生期的东风。《拾遗记》对神话传说的记载,对我们研究小说发展的初期历史,应当说也是有着资料价值的。
王嘉是甘肃(渭源)人。历史上,甘肃人写小说的,在王嘉之后,是不算少的。特别是唐五代时期,就出现过研究小说史的人们都要提及以至专门讲述牛僧孺、李公佐、李朝威、李复言、王仁裕等,但是,在王嘉之前,却只有一个写过《烈女传》《高士传》等的皇甫谧。可见,王嘉是甘肃小说界的开山祖之一,是我们今天在甘肃搞文学创作的同志应当怀念的。
新闻推荐
渭源讯(记者吴鲁通讯员姜平)近年来,渭源县把育强教育人才队伍作为教育事业的着重点和突破口,着眼于“需、精、适、...
渭源新闻，有家乡新鲜事，还有那些熟悉的乡土气息。故乡眼中的骄子，也是恋家的人。当我们为生活不得不离开渭源县而漂泊他乡，最美不过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