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昌万卷楼 □ 文/郭维宏 影/许云鹏

历史上的陇西,的确是一个值得探究的地方。且不说声闻四达的威远楼、仅次于大地湾的暖泉沟文化遗址,单说培植斯文的书院,陇西就有崇文、崇羲、南安及襄武四所。其实,陇西还有一所不是书院胜似书院的文化肇兴场所——万卷楼。

蒙元巩昌军总帅汪氏三代搜罗典籍修造的万卷楼,是陇西有史以来最早有规模的图书馆、博物馆、书画艺术馆。考古专家乔今同先生说,甘肃古代尚未听说有如此规模的文化设施。巩昌万卷楼所代表的内涵太丰富了,仅从藏书的角度无法全面认识其深远意义,须从陇西的古往今来的历史中多维度解构。

早在六七千年前,仰韶文化沿渭河西传陇西,开启了渭水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周秦汉唐不同时期,渭水文化兼容并蓄,四向发展。陇西作为渭河上游的文化政治中心,在中华文明的芯片里刻下了前承老子后启李唐的印记。然而,从唐代宗宝应元年至宋仁宗景佑二年,陇西陷于吐蕃长达二百六十七年,中原文化在陇西的传承被迫中断了。直到宋徽宗崇宁三年,陇西收复后设巩州,意为边陲巩固。但随着北宋的黯然南渡,陇西又被金国占领。金哀宗正大六年,改巩州为巩昌府,这是巩昌在陇西历史上的最早建制。公元1232年,以军工擢升千夫长的金国将领汪世显代为巩昌府便宜总帅。至此,巩昌汪氏家族登上了历史舞台,在陇右地区一言九鼎,举足轻重。

巩昌,左挟大陇,右棹名皋,岷番障前,兰雪殿后,雄镇三辅,实乃丝路锁钥重地。王朝交替更迭之际,巩昌军总帅汪世显作为巩昌地区最强大的势力,左右着宋、金、元局势。金军主力在河南三峰山被蒙元全歼,金王朝一度想把都城从开封迁到巩昌,但因汪世显拥兵自重而未能如愿。金亡,汪世显遣使向南宋请求内附,宋将赵彦呐没有回应,致使宋王朝不仅失去了战略要地巩昌,而且为自己的加速灭亡埋下了伏笔。公元1235年10月,蒙古皇子阔端兵临巩昌,汪世显审时度势,弃金从元,在渭源石门关“率僚佐耆老,持牛羊酒币迎谒焉”,史称“石门归款”。阔端皇子赐其以蒙古章服,仍然任命其为巩昌军总帅。随后,汪世显南征入川,辅佐蒙元皇子阔端,“总戎先驱”,为元朝统一四川的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

南宋治下的天府之国,文物繁多,户有诗书。巩昌大军所到之处,其他将兵争抢金玉财帛,唯汪世显独搜典籍,绑扎成捆,装车运回巩昌。汪世显对幕僚说:“金帛世所有,兵火以后,此物尚可得耶?”人皆称汪世显崇文尚义。

唐宋之际,雕版印刷技术发明使用,四川是五大刻印中心之一。成都是五代蜀国的都城,宰相母昭裔提倡刻书,促使印刷业得到了极大发展。北宋成都以开宝四年刻印的《大藏经》五千卷而获盛名。南宋时期,印刷中心由成都转至峨眉,除了大量名家著作,井宪孟主持刻印的“眉山七史”饮誉海内。在程朱理学的推动下,书院在南宋最为兴盛,剑阁兼山书院、浦江鹤山书院等,名冠巴蜀。成都也是历代文人墨客荟萃的地方,擅长绘画、书法的名人雅士不计其数。这些文化方面的优越条件,为汪世显在四川搜罗典籍提供了极大便利。武胄出身的军事将领汪世显,于战火纷飞中不看重金玉财帛,却看重典史鼎砚之类的文化财富,在尚武抑文的蒙元王朝早期,其眼光的确高人一筹。

汪世显去世后,次子汪德臣世袭父职,任巩昌元帅,知府事。公元1253年,汪德臣在临洮拜见蒙元最高统帅忽必烈时,相谈甚欢。忽必烈肯定书院精神,重视汉文化的传承发展,这让汪德臣更加笃定以文化治军文化教民的主张。汪德臣在汪世显收藏的基础上,“补所未足,雅欲创书院,集儒生,备讲习”,但因川蜀军情紧张而作罢。后汪德臣战死合州钓鱼堡,又一位年轻的总帅走上巩昌府的舞台,他就是世显孙、德臣子、年仅十八岁的汪惟正,史载其“于书尤笃好而宝藏之,凡遇善本,又极力收致。”汪惟正承袭都总帅后,决定完成汪氏三代总帅的藏书夙愿,在府署东南方“摒瓦砾,铲荒秽”,傍依瓮城门修建书楼。

元代巩昌总帅府在今人所指汪家洞一带,汪惟正修造的书楼,根据史料推断,大致坐落于原陇西宾馆附近。公元1267年,藏书楼落成,汪惟正在书楼悬挂一匾额,上书“万卷”二字,门人士大夫不约而同称其为万卷楼。汪惟正将汪氏三代累积的各类典籍,珍藏于万卷楼上。这些藏书,有儒家经典,有公私纂修的各类史籍,有诸子百家各派书籍,有历代文士的诗文集等等,目录清楚,标签齐整,排列有序,总计达一万多卷。其中多为宋元版本,宋以前五代、唐朝的印本、抄本也有一些。此外还有地图、书画、琴剑、鼎砚、珍玩等陈列其间,皆稀世之宝,难怪乔先生称赞万卷楼为甘肃第一博物馆。无论其收藏规模还是藏书藏品,汪惟正完全可与唐代藏书家杜兼相提并论,是有元一代的大收藏家。

陇西曾出土过一块《万卷楼记》碑,详细记载了距今750年前巩昌府修造万卷楼的情况。此碑得而复失,甚是遗憾,幸好金石专家戴楚石依原碑格式抄写的第一个录本还遗存于世。“然公之于书,非惟藏之,而实宝之；非惟宝之,而又祥读之、明辨之,克之于行己治政,非直为观美而已。”碑记明确指出,汪惟正不仅藏书,而且爱书；不仅把书籍当作珍宝看待,而且详细阅读,明辨书中的义理,并用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和处理军政事务,绝非附庸风雅。可见万卷楼虽为汪氏家族的私第藏书馆,但也是汪氏宗族与乡里子弟共同的就学场所。汪世显酷好儒术,乐善好施,道行介然之善。从其对客宴饮、燕居逸游的行为上看,汪总帅浸染着魏晋名士风格,有春秋养客之风度。汪德臣“雅欲创书院”,曾明确表达了创建书院的愿望。袭祖父爵任的汪惟正,更喜与文士谈经论道,却没有将万卷楼更名书院,其隐藏于内心深处的文化考量,就像隐晦的汪氏族属一样,我们不得而知。书院崇尚儒学,儒学崇尚忠君成仁。然而,汪氏家族见风使舵,几度变国,与儒学正统不符。洞悉儒家文化密码的汪惟正,也许在万卷楼上刻意去书院化,耍了一个小聪明。

书院也罢,万卷楼也好,藏书楼对于吐蕃统治结束后文运不济、人才寥落的巩昌地区,犹如在文化荒漠上开凿了一眼文明的源泉,滋润着无数文人士子。如果说,吐蕃统治陇西,将渭水文明一刀两断,与中原文化割裂开来的话,万卷楼无疑弥合了文明的伤痛,又将陇西与中华传统文明衔接了起来。汪氏家族兴建的巩昌万卷楼,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书院,为陇右人文蔚兴奠定了基础,对于儒学的传播延续具有里程碑意义。

万卷楼崇儒重道,教育彰显,培植汪氏俊秀子弟,保持了汪氏家族的长盛不衰。从汪世显到其曾孙汪庸五代,贯元朝始终,为官者一百八十余人,其中王者三,公者十,这便是著名的汪氏“三王十国公”。自汪世显“石门归款”,汪氏家族实际统治巩昌一百三十一年,是真正的陇右王。直到明洪武二年,徐达进兵陇右,巩昌便宜总帅汪庸以城归附,授昭勇大将军,才结束了巩昌便宜都总帅府的历史。但汪庸改授巩昌世袭指挥同知,汪氏家族仍然管理着巩昌。可以说,巩昌府属于汪氏家族。从唐朝镇守陇西的越国公汪达,到从陇西走出去的汪氏后裔、台湾前国民政府“主记长”汪琨,巩昌雄镇留下了诸多汪氏族人的痕迹。正是因为万卷楼深厚的文化积淀,才使得汪氏家族保持元、明、清三朝绵亘不衰。

历史上的陇西郡,巩昌府,是探究陇西文化的两个至关重要的坐标。自秦置陇西郡以来,陇西一直是西部军政中心,汪氏家族治下的巩昌府更是将陇西的历史推向了辉煌,直至公元1669年陕甘分治,甘肃省会才从陇西迁至兰州。汪氏家族治下的大元巩昌路便宜都总帅府,最为辉煌的时候统辖五府二十七州,包括今天的兰州、会宁、固原、陇东地区、陕西陇县、陇南地区、岷县、临潭等地和天水全境、定西全境,比历史上的陇西郡地域更为广阔。有人说,一部陇西史,便是半部甘肃史。是否可以这么说,一部巩昌志,也是半部陇西志。元代汪氏家族开启了巩昌府辉煌,万卷楼奠定了陇右文化基础。地方志载,巩昌府儒学始建于元朝中统年间,这时期的巩昌府总帅正是汪惟正。万卷楼作为巩昌府的学术高地,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陇上学人。

需要回味的是,汪氏家族重儒学而不唯儒学,在风云变幻的战乱年代,不是一味地愚忠前朝,而是顺应时势,避免了生灵涂炭的悲剧重复上演。汪惟正修造的万卷楼,虽没有书院儒学的正统,却也经略治世,保持巩昌金、元、明三代繁荣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巩昌万卷楼比陇西四大书院更值得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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