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为何拒绝和惧怕西学
梁二平
古代中国，否定西来世界观的并非是“愚昧”的老百姓，而是著名的学界巨擘。
乾隆一朝，最聪明的人除了皇上，就是纪晓岚了。依纪晓岚的智慧与眼光，他完全可以理解舶来之西学，也完全可以将西学文本收入到他主持编撰的超级类书《四库全书》之中，但事实恰恰相反，他对当时已有一定影响的艾儒略的《西学凡》评价却是“皆器数之末”“支离怪诞而不可诘”，以一副“华贵夷蛮”的姿态，仅将这部重要的著作收录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中，以“提要”的形式，聊备一格。而在提要中，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也被贬低为：前冠以万国全图，后附以四海总图，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广异闻也。
嘉庆朝大学士阮元（1764年——1849年），虽然，能编著《十三经校勘记》这样的学术巨著，但对地球说却竭力否定，认为这种理论“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也”。
晚清大学者皮锡瑞留学美国的儿子皮明举，为了普及地理知识，曾编了一首诗歌，其中谓：“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居中央谁四傍。”这本是常识。可是晚清的大藏书家叶德辉却勃然大怒：“地球虽圆，无所谓中央、四傍之分，但总有东西之分吧？亚洲在地球的东南，而中国又在东南之中，四时之序先春夏，五行之位首东南，中国当然就是位居地球之首。外国人笑中国人自大，你怎么不把这个道理讲给他听？”明朝以来传入中国的西学与世界观，转眼落入了一场历史大倒退。
大清学人为何要在新知面前，设置古怪的文化屏障？不是他们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而是这些新知将粉碎那些传承了两千年的旧识，那是他们安身立命的东西。
古代中国的“自大式自信”，也不是没有来由的，它因独特的地理背景而生，也因独特的文化背景而复杂多变。中华帝国背靠大陆，海上没有大的岛国对其构成威胁，这一特殊的地理现实使这个帝国，自先秦“九州”之说开始，就形成了以内外文野的天下观。那时中原人强调的“华夷之辨”的“夷”，指的是中原之外的少数民族；随着秦统一集权国家的建立，这个“夷”进一步扩大到凡与中央政权相邻的地区；明清以来这个“夷”多指的是海外诸国，或者西方国家，如“红毛夷”。一直以内陆视野来面对世界的中国，构建起自成一体的“天下观”和能够自我掌控的“小世界”的格局。而地理知识贫乏与国际交往的局限，也客观上促成了中国人的“天朝即天下”的唯我独尊的世界观。
所以，明代以来，西学进入中国后，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不是西学不高明，而是古代中国自作聪明的心理过于强大。这种自大的心理甚至到今天仍有回响，仍有当代学人在说“至清以前，西方文化并不比中国先进”，完全无视欧洲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还有大航海给整个欧洲带来的科技层面与政治层面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除此之外，我们应当看到，每一种自大的背后必然隐藏着一种心虚。大清上下对西方和西方传教士带来新世界观，有着一种更深的恐惧藏在这个古老国家的文化深处。
康乾盛世，三代皇帝接受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地学天学，不仅任用传教士主理中国全图的测绘工作，而且还任用传教士编定新历主理天文工作，对西学的尊崇可见一斑。但是，这只是清朝接受西学的表象。据法国传教士张诚的日记透露：康熙不准传教士在有汉人和蒙人的衙门里，翻译任何科学文献。很怕这些先进的学问传到“外族”手里。研究过这一切的梁启超等进步学人曾指出：康熙在位时对西方科技很感兴趣，并且还掌握了很多，但他却严禁自己之外的人学习，因为他担心先进的西方科技一旦传开，将会极大地动摇以骑射起家的满清的统治。梁启超说，康熙的西学是用来打击他人的一个工具，“就算他不是有心窒塞民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所以，梁启超说，“今日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此言一语道破中国翻译的目的与取向。
梁启超的说法是给皇朝留面子，他应该看出大清是存心“窒塞民智”。大清朝廷不接受新世界观，在维护帝国的旧世界观。朝廷看得清楚，这不是简单的西学东来，不是简单的天地之学，而是一种摧毁旧世界与旧秩序与旧王朝的世界观。天朝、天子以及他们的“家天下”都不喜欢，甚至是害怕全新的世界和世界观。
西学大举进入中国时，经历了文艺复兴与大航海的欧洲，不仅在科学上显示出它的进步性，而且，在人文理念与国家建设上，走上了更高的层级，已发展出许多主权平等的民族国家，而各个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也慢慢进入到有了相对统一的国际秩序之中。这一切，与大清的中央集权，皇权至高无上，完全是两个世界。
如果中华帝国认可西学观念，就要接受这种地理格局所展示的世界政治格局，这就等于否定了帝国的旧知识系统，而天朝的旧知识系统，完全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家天下系统，那必是“君将不君”“国将不国”的结局；大清“一姓天下”的封建王朝就将为“民主共和国”的“民族国家”所取代。大清王朝已经紧张地感受到，整个中国正由地理新知入手，接受重新构筑的新世界秩序。这便是大清王朝被迫开展“洋务运动”时，所采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策略的背景。
所以，明清之际的中国，并不是没有获得世界知识的条件，而是没有接受世界知识的心态，更重要的是没有开放的意识形态。
鸦片战争给大清带来不得不接受的“世界”与“秩序”。急操“洋务”的大清，没能挽救“甲午”败局。面对亡国之危机，终于有人从天朝大梦中醒来。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党人，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站在民众立场敢于叫板于天朝，提出“开议院”“废科举”“兴学校”“设报达聪”等颇具西方立宪政治制度特色的主张，使中国近代化历程，超越器物层面，进入到制度层面。
康梁变法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但我们更要看到它的历史突破性。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都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的限制皇权，或抛弃皇权的现代意识，使在“王即天下”的暗影里生活了上千年的国人，第一次看到了“宪政国家”的曙光。这是西学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一次历史性冲击，它颠覆了几千年的封建集权观念，这当然是封建皇朝不愿看到的。
既然，皇权是现代国家的死敌；自然，宪政也是皇权的死敌。康梁要变“法”；朝廷要灭维新。历史用血的事实证明：这个封建帝国根本不需要新的世界观，更不需要西洋的宪政。在这个意义上，大清的态度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而对待这群新生的“公共知识分子”，帝国只用一个字来回答——“杀”。
新知在血泊中被扼杀，又在血的教训中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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