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巷： 一个苏州村庄的工业化
编者按：江南是中国最现代化、也最具独特文化精神的地区。这片坐拥江河湖海的鱼米之乡，自宋代起工商繁盛，文教发达，中外交汇。
传统与现代的漫长相遇，让江南成为理解古老中国如何转型的绝佳窗口。
澎湃新闻记者寻访了苏州、无锡、朱家角、湖州、余杭、绍兴、宁波、舟山、金华、兰溪、衢州、温州等地各色江南市镇，用人文主义的目光，穿透俗世想象，凝视江南古今之变留在普通人命运中的真实轨迹。
如果在晴朗天气里从空中俯瞰中国东部，长江口与杭州湾之间的三角洲地带，形状恰似一只鸟雀头部的侧面图。之所以形成这种独特的地貌，首先起因于其自然北界长江。长江流过鄱阳湖口进入下游后，向东北方向流淌，在地图上形成了一条陡峭上扬的线条，在南京至扬州之间，这条线指向正东，然后在扬州江都区的嘶马村拐过一个60度的大湾，流向东南，直至在上海汇入海洋。这段蜿蜒曲折的河道在卫星地图上形成的曲线，就像有经验的画家画下的第一条轮廓线，生动而富有表现力，让人不得不感叹造化的神奇。在这只鸟雀的侧面图上，上海的地形巧妙地构成尖锐的鸟喙，而整个三角洲的中心和腹地，有一片水母状的湖泊，形同鸟雀睁开圆形的眼睛：湖面北部、西部和南部位于平滑的圆周线上，东部则分散出许多触手一样不规则的水道。这片大湖就是太湖。
从任何意义上说，太湖都是长江三角洲的核心所在。这片大湖的前身究竟是构造下沉的盆地，还是海湾或陨石冲击成坑，尚有不同解释。在地质意义上，太湖的形成时间并不算长。主流看法认为，长江和钱塘江携带的泥沙不断沉积，造陆作用最终将湖水与大海隔开，距今不到1万年。太湖的水面此后不断被淤塞和分割。在它的东部、东北部和东南部形成了低地平原，由此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太湖通过许多自然河道与长江三角洲上星罗棋布的其他湖泊相沟通，这些湖泊通过长江、吴淞江和黄浦江等河道流泻入海，至今依然。对这个以太湖为核心的复杂水系而言，人类施加强有力影响的时间不会超过1000年，其中又以最近100年为最。在急剧的城市化过程中， 太湖平原的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1000人的中国最高值之后，围绕着上海，最终形成了亚洲最大的城市群。
2012年，NASA发布的从太空拍摄地球夜景的合成图片，中国长三角地区灯光密集。
到了晚上，这一区域的密度将会以更为直观的形式呈现出来。在夜间拍摄的北半球卫星照片上，长江三角洲因为其密集的人工照明成为中国最明亮的区域。而在中国东部那条明亮的沿海灯光带中，长江三角洲的灯光纵深是最深的。从突入海洋的南汇嘴——也就是那鸟喙上最尖锐的地方开始，灯光一直延伸到太湖西岸。事实上，整个太湖被一圈灯光包围着。
在这张灯光绘制而成的地图上，沈巷可能只是一个无法辨清的小亮点。这个苏州西郊的小村庄，坐落在苏州城区与太湖之间的水路上，地处灵岩山和上方山两山之间，距离木渎古镇只有2公里。在前工业时代，坐船从苏州出发，经过沈巷到达木渎，再从木渎经过另一座古镇胥口，就可以进入太湖。因此这里是苏州通太湖最近的道路。木渎古镇及其周边的村庄和苏州城一样古老，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的战国时代。因为富足并且位于交通要道上，中国人最喜爱的吴楚争霸和吴越争霸故事中的许多场景就发生在这一带。直到今天，这里至今是中国人最喜爱的旅游景点之一。当地每一个导游都会告诉你乾隆曾经6次来到木渎的故事。让人惋惜的是，曾经包围着古镇并且连接起苏州和太湖的水道，大多数都已经消失了，剩下的河流也失去了交通功能。
2018年8月，苏州市沈巷村，年轻的男女骑着电动车穿过狭窄的街道。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谢匡时 图
沈巷，这个曾经被河网包围的村庄，像长江三角洲无数个普普通通的村庄一样，如今被工业园区包围着。
进入沈巷
如今苏州郊区随处可见蓝色屋顶的厂房和仓库、地铁工地和新开发的高层住宅。但四面墙把沈巷和这些最近40年内兴起的工业和城市景观区隔了出来。围墙之内，沈巷保持着城中村特有的高密度生活形态：密集的黑色斜屋顶连成一片，几乎没有空隙。一条南北走向的细小水流勉强将黑色的方块切割开，填上两排绿色的柳树。七八米宽的一条商业街从西向东延伸，与河流垂直相交，水路和商业街形成一个十字路口，一排排民房就坐落在十字路口周围的四块空格里。民房之间伸出许多细小的巷子，把沈巷变成一个房屋和街巷构成的网。每天早上六七点钟，人流从小巷流入商业街，再流到马路上。那里有车辆将人们送往附近的工厂和地铁站。到了晚上，来自四面八方的车辆又把人们送回沈巷，像流水渗入沙地，人们回到沈巷唯一的大街，再拐进小巷并消失在其中。
东、西、北三面都是公路，一条被称作“二号河”的小河从沈巷南边流过，与村内的南北向水渠相同，这是太湖平原上曾经四通八达的密集水网的遗迹。二号河在距离沈巷不远的地方流入胥江，而胥江从太湖边的胥口起，横贯木渎镇，与京杭运河合流后，一直通往苏州市区。这曾经是苏州至上海之间的重要水道。得益于联通湖海和沟通大运河的地理优势，沈巷所属的木渎镇历史上是苏州地区重要的米业市场。
二号河——正如这个名称所暗示的那样——是一条人工河，全长3900米，从木渎镇中心的灵岩山经过沈巷村，通至沈巷附近的长浜村。1977年开掘这条河道，是为了灌溉沈巷和长浜两座村庄周边的农田。这是木渎最后一次兴修大规模的农业水利。改革开放后，苏南大兴镇办企业。木渎古镇周围存在数千年的田园风光快速地被烟囱、厂房和公路运输所替代。根据《木渎镇志》，到1996年，木渎已经有镇办工厂32个，产值近亿元，沈巷村也有4家村办企业。这些乡镇工厂以水泥、电缆和花岗岩等高污染的初级加工业为支柱。为了便利工厂运输产品和原材料，木渎镇修建了许多新公路。新公路构成了新的交通网落，将木渎镇属的村庄和工厂连接起来。河流的传统功能不断被虚弱，很快，二号河就成了沈巷周边工厂的工业用水来源和排污通道。
2018年11月，高出俯瞰沈巷村，紧邻的绿化带就是二号河。
与二号河的命运一样，在这40年间，沈巷周边的景观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显然是一个覆盖全中国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中国最终从一个高度农业化的国家，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城市迅速扩张，数以亿计的人口离开村庄和土地，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这一进程对地貌景观的改在，就其规模而言，在全部人类历史上也称得上罕见。
在中国任何地方都可以观察到工业化带来的改变，但如果你置身沈巷这样位于太湖平原上的小村庄，就更容易体会到这种改变的强烈程度。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今天的沈巷和40年前相比，都已经面目全非。
苏州最近几十年来的工业化进程，是从郊县和乡村开始。乡镇企业大多在设立在靠近水源或者公路的地方，工人主要是本地村民，以“离土不离乡”的方式进行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身份转化。这种后来被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称作“苏南模式”的工业化进程，的确缓解了太湖平原上的劳动力剩余危机。但这种自下而上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疲态也很快显露出来。用不了很久，内生、自发和面向国内市场的“苏南模式”，很快会被自上而下的、由政府驱动并链入全球市场的新模式所取代。
1992年年初，邓小平打破了1989年春夏以来的政治和经济僵局。他乘火车巡视中国南方，公开发表讲话，要求地方官员继续推进1980年代未遂的经济改革。在珠三角，他视察了深圳等因承接香港和台湾外贸订单而兴起的经济特区，大力肯定当地利用外资发展制造业并吸收内地劳动力的模式。南方讲话公布不久后，1992年10月，国务院即批复设立上海市浦东新区，紧接着一个月后，苏州河西新区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国与新加坡共建园区的计划也在这一年落地苏州。两年后，苏州工业园区建立。长三角开始以更集中和更大规模的形式复制珠三角的经验。
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苏州工业园区分别位于苏州古城的东面和西面，为了使它们连接起来，苏州政府在1993年对古城东西轴线的干将路进行了拓宽，使得这条原本最宽处不过2米的小路，被改造成40米宽的交通要道，彻底改变了姑苏城的面貌。基础设施建设显示了苏州的决心，苏州古老的城墙被道路推开，一切开始向外流动起来。
在政府主导的招商下，外资快速流入苏州的两个工业园区。1993年，台资明基电脑入驻苏州高新区。这家以电子加工为主台资企业选择了狮子山下的一片农田作为新工厂，随即开始建设，1995年落成8万平方米的厂房。明基电脑的到来是划时代的。如果说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是苏州伸出的橄榄枝，明基所带来的回报则远不止一家工厂的工业产值和税收，更重要的是，与明基配套的30多家台资工厂也相继来到了苏州。在园区模式带来的聚集效应下，仅仅是明基工厂落成4年之后的1999年，苏州市计算机产品的出口就超过了传统的纺织品产业。
随着在外资工厂快速扩张，本地劳动力已经无法满足工厂不断扩大的用工需求。从中国内地来苏州打工的人从涓涓细流，迅速变成了一股浪潮：他们白天涌入规模庞大的厂区，在流水线上生产电子产品，晚上则回到狭窄的出租屋。
沈巷的刘师傅总是说“原来这里是苏州最苦的地方”，但自从30年前开始有外地人来到沈巷，他就离开了经营不善的镇办矿场，靠着收房租，再也没有做过固定工作。在工业园区周围，刘师傅这样的经历实属寻常。紧挨着高新区南侧的沈巷，因为距离明基、华硕这样的大厂很近，正是外地工人的首选。
2007年的一组数据描述了木渎镇的格局变化。木渎镇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近90%，为吴中区最高。其中，与高新区接壤的的金山村、天平村 和西跨塘村三个村，就达到了 15.9万，占总数的64%。 镇有私房出租户7472户，而西跨塘村有1169户，为全镇最多。西跨塘村下辖的长浜村、沈巷村和马庄村都是外来人口租住的集中区。
围绕着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服务业随之而来。如今沈巷呈现出城中村特有的高度度景观。餐饮店、旅馆、杂货店随处可见。这些店面大多位于民居一楼。如果你是一个赤手空拳来到沈巷的外地人，很快就会发现，在这里，衣食住行一切所需都很容易得到满足，价格还很低廉。
随着外来人口快速增加，在建筑总面积和高度都被严格限制的情况下，沈巷的住宅空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每家每户都将房子改成了四层高的主楼，和三层的辅楼紧密相连，除了一两间房留给自家居住，其他房间全部隔成10-20平方米的小间，租给在工业园区周边务工的外地人。
如果房子靠近村口和商业街，价值更加不菲。在村口兼靠黄金街的沈巷黄金地段，一楼一底租给商铺，租金如今达到每年25万，远远超过普通房租。
这一切并不是没有代价。2008年，木渎镇信访办公室收到的一份投诉信，写信的人抱怨说，沈巷“天上、地下都是那么黑”：
黑水：村上每家每户都租住了不下三四十人，多的有五六十人，导致人满为患，各种原来村建的基础设施不堪重负，生活污水直接流入小河浜，小河浜又连通太湖水，河水又黑又臭，快到夏天了，苍蝇蚊子又要滋生不少。
黑烟：村上的老虎灶随处可见，不下三四十个，烟囱林立……村里投巨资搞得绿化带也都成了废木料的免费堆放场所，安全隐患非常大。烧的是旧木材、废塑料，凡是能烧的都要烧，黑烟滚滚直冲云霄。
黑诊所：村上还有很多非法行医的黑诊所，门口挂着个红十字的标志，买些药品，针剂就开张了。因为村上有这方面的需要，有市场，都是些外来打工者去那里就医，现在大医院里贵的要死，但是关键是黑诊所没有健康保证，直接危害到广大打工者的利益。
黑车：沈巷村口西面临近珠江路，村口包括珠江路边上的非机动车道每天都停满了各种黑车，有拉客的摩的，也有非法营运的黑车，他们营运赚钱我们村民管不着，可是不能影响村民的出行啊！
黑中介：由于沈巷外来人口众多，所以大大小小的中介也是不下四五十个，有的是正规的有营业执照的，但绝大部分都是无牌无照的黑中介，坑、闷、拐、骗，样样都做，只要能弄到钱，村上已经发生多起黑中介骗了钱关门走人的事件，损害了打工者的利益，而且还经常发生为了抢生意，黑中介之间打架斗殴的事件。社会治安乱的不得了。
对信中提到的问题，木渎镇信访办公室表示，完全同意：
你的投诉，很正确的反映了木渎镇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社会秩序和环境、市容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工作难度。
年轻人来到工业园区
2000年，陆光运来到了苏州。
这个生于1977年的安徽小伙子毕业于本省一家规模不大的工科大学质量管理专业。来到苏州后，他被台资企业华硕录取，成为流水线上的质量检验工程师。当时华硕是全球最大的主板制造企业，1998年开始在苏州高新区设厂。陆光运进厂的时候，华硕已经有近万名工人。他很快适应了工程师的生活：向生产线上的品检提出要求，和产线工人一同加班。华硕为技术员工提供四人一间的宿舍。陆光运每天加班到晚上八点，还可以和室友一起去城中村的大排档里吃宵夜。
这些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一边喝啤酒一边聊天。苏州的财富和大排档的酒精同时刺激着他们的神经。他们急切地渴望改变命运。在21世纪之初的苏州，机会的大门慷慨地大开着，欢迎每一个有能力和有野心的年轻人。
如果留在老家，陆光运的月收入大概在400块左右，并且可能会维持很多年。但自从来到苏州，他的生活便以三年一个台阶的速度不断跃迁。在华硕，陆光运负责制定电脑零件的质检方案，月工资1600元，是老家的4倍。在华硕工作三年后，他如愿进入“更有档次”的外企，成为苏州飞利浦台式电脑生产线上的质检工程师，工资又翻了一倍。
那的确是个令人着迷的时期，新的经验层出不穷。在飞利浦工作给陆光运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写邮件。因为有些邮件需要抄送给外国同事，中国员工之间的工作邮件也需要写英文。尽管陆光运的英文水平不高，这个要求却从来没有给他带来尴尬和无助，相反，这成了“有档次”最明显的证据。他欢快地接受了新的工作方式。在飞利浦工作三年后，他再次跳槽，新职务是一家外企的质量总监。
对未来，陆光运充满了希望。一切都顺理成章。不是吗？他取得的所有成绩，求职、跳槽、升迁和涨薪，从来如此，不是因为他运气特别好，也不是因为他特别勤奋，或者特别优秀。他的经历只是一群人的缩影。
这是外企给苏州带来的另一个回报。外企在苏州雇佣了大量管理人员。陆光运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得以在成熟的企业管理体系中快速成长，还能存下不少钱。那些抓住机会的年轻人，日后都成了优秀的企业管理人才，还是20年来苏州新中产群体的主要来源。
整个90年代，苏州引进的外资规模翻了四十多倍。实际利用外资的金额从1990年的近7千万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29亿美元。在大量涌入的外商投资中，独资企业规模不断扩大。2000年以后进入的外资企业中，外商独资企业超过了80%。
2006年4月，台资企业苏州友达光电的员工入住新建工厂集宿区。 视觉中国 图
苏州已经为更深地融入世界制造业链条做好了准备。2001年，中国加入WTO。仅仅是这一年，外资在苏州签下了超过72亿美元的合同。苏州的合同外资利用水平超过了中国所有的城市，甚至超过了相邻的上海。利用临近上海的优势，苏州明确了和上海差异化发展的策略。当金融和服务业逐渐向上海陆家嘴集聚的时候，苏州凭借更低的土地和人工成本，吸引越来越多制造业前来开厂。
外资的溢出效应很快在苏州催生了一批本地配套企业。2001年，苏州人张明和从中专毕业两年后，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借钱买设备，开工厂。他捕捉到了外资企业带来的另一种需求：配套加工生产。他为汽车、通讯设备等企业加工金属零件，根据外资企业提供的图纸，只需要简单的操作就能够进行标准化生产
张明和的工厂投资不大，设备投入不到100万元，这对急于寻求供应商的外企来说已经足够：那时本土企业加工企业刚刚兴起，只要你有机器，就能够接到大型外企的订单，还能够得到外企的技术和管理指导。
中国加入WTO之后的5年，不管是张明和这样本地的小工厂主，还是陆光运这样从外地来到苏州的年轻技术人员，都经历了一段美好时光。2003年之后，因为订单暴增，张明和决定扩大生产。2008年，工厂搬到苏州北面的相城区，工厂占地面积扩大到了30亩。他开始聘请有外企工作经验的管理人员。这些管理人员不仅能带来更加高效的管理经验，也往往比老板更懂得如何跟外国客户打交道。
这一年8月，中国举办了奥运会。年底，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形势变得微妙起来。
最先感到变化的不是位于制造业链条末端的中国配套加工企业，而是那些处于产业链顶端的外资企业。陆光运所在外企的订单明显减少了。
还有些因为缓慢而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变化在发生。苏州的外贸依存度在2008年达到224%，这意味着进出口总额是苏州GDP的两倍多。苏州不能没有外资，但苏州也不像以前那么渴望外资了。苏州的土地和人工都变贵了。这些逐渐积累的变化，加上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危机，苏州的外资企业因此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2009年，全球最大的蓝牙耳机研发制造企业缤特力宣布关闭苏州工厂，将订单转包了给一家位于山东的中国企业歌尔声学。随后，半导体巨头——美国国家半导体（National Semiconductor）宣布从苏州撤资。越来越多大公司选择裁员、减少加班等方式应对危机。
人们担心苏州会失去吸引力。如果外企从苏州两个园区的版图上消失，留下的不过是大片的厂房，和空心的产业。苏州市财政局的一份内部报告中提及，苏州全市90%高新技术产品来自于外企，但80%的外企属加工配套型企业。报告认为，在苏州外商独资企业中拥有高技术者不多，引入的大都是二三流技术，或处于高端产业的低端环节。进驻苏州的著名跨国公司大都把技术中心、研发机构、测试中心等放在在境外或上海，其高技术产品的核心技术也不会向苏州转移。
2018年11月，达汇精密的工厂里，工人正在查看加工好的零件。
为外资企业做配套的本地企业成了“配套企业的配套企业”。张明和创办的达汇精密主要有三类客户，分别是汽车零件、通讯设备公司和大型机械公司，他们是全球产业链上的“一级供应商”，直接为品牌客户提供产品的零件。像德国博世、日本电装和加拿大的麦格纳都是排名前十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达汇精密则是这些大型供应商在中国催生出的“二级供应商”。
2008年之后，竞争变得愈发残酷。由于技术门槛低，本地配套企业数量经历过爆发式增长。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二级供应商毫无议价能力，利润空间受到严重挤压。达汇精密的经营状况好于同行，靠的是进入市场较早，培养了良好的客户关系。
外资并没有真正离开苏州。2009年欧美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推出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政府刺激计划。这个通常被称作“四万亿”的刺激计划释放的流动性，在中国市场上催生了长达十年的泡沫时代。一直萎靡不振的国内消费逐渐转好。汽车是受益于2009年以来宽松金融环境的主要行业之一，这给达汇精密这样的小型汽车零件配套企业带来了急需的订单。
这一年，中国汽车市场的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消费国。主要为海外市场生产汽车的汽车厂商开始针对中国消费者的偏好设计和制造汽车。全球市场规模的转换立刻传导到了苏州。在为海外市场代工20年后，苏州的生产力开始转为为中国的消费者提供商品。
早期和外资一起来到苏州的那些年轻人，也随着形势不断成长，现在他们有了更多选择。2012年，陆光运离开外企，成为达汇精密的销售主管。2014年，他成了这家企业的总经理。
年轻人离开了工业园区
来苏州工作三年后，陆光运在高新区买了第一套房。2007年，陆光运结婚，接着添了两个孩子。他觉得自己真正在苏州安了家。
最近10年来，陆光运式的故事变得稀缺了。
到2007年，全桂荣已经打了10年工。1997年初中毕业，他在老家桂林待了两年后去珠三角打工，换了几个不同的城市、工厂和行业。2007年，全桂荣进入深圳一家手机按键厂，从生产线上的品检开始，逐渐成为了助理工程师、实验室的主管。尽管学历较低，但在机会随处可见的时候，他仍然可以像陆光运一样，走上一条“调岗—升职—加薪”，然后成为工厂管理者的道路。
但此后他放弃了这份工作，加入了一家公益机构的实习计划。他想弄明白困扰了自己近十年的问题：打工的生活为什么是这样？自己还能有什么出路？
2008年，他带着问题来到苏州。在苏州的工厂里待了将近一年时间后，全桂荣决定在苏州办一个能让工友看书和交流的地方。他在深巷租下一间60平米左右的房子，自己装修改造，又到处募捐书籍，慢慢地将租住在村里的工人吸引到了周围。一年多后，这间小型工人活动室获得了基金会相对稳定的支持，并于2013年正式注册为社工服务中心。我在沈巷的时候，这间位于商业街二楼的房间里经常坐满了看书聊天的工友。阳台上摆着折叠桌和几把椅子，年轻人围在一起弹吉他、打鼓、唱歌。
2018年9月，全桂荣（右）在工友之家教一位年轻人弹吉他。
在高度商业化的沈巷，免费是工友之家最大的吸引力。几年前一个冬天的晚上，王南虎路过商业街的时候，碰到工友之家的工作人员在楼下发传单。听说楼上有公益图书室，可以免费看书，王南虎一下来了兴趣，立刻问，“不消费也能坐一天吗”？得到肯定答案后，他便常来这里看书，很少再去网吧了。
王南虎是江苏徐州人，初中和大专时两次因为拿不出学费辍学，开始全国各地打工。近10年的打工经历中，连他自己也很难准确的说出自己什么时候，在哪里，做过什么工作。
2014年，因为参加一个中介组织的“替别人注册空壳公司”的活儿，王南虎第一次来到沈巷，此后一直没有离开这里。在找不到工作无事可做的时候，他和其他年轻人一样，主要是在小网吧打发时间。遍布街头的小网吧之间的激烈竞争迫使网吧老板必须想尽办法把这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留在自己的网吧里。对王南虎这样初来乍到的工人，网吧老板会免费赠送小额上网费，为他们提供食宿，欠账可以等找到工作后再还。几乎所有的网吧都顺带为工人介绍工作。
王南虎在沈巷徘徊了几天，一直没有找到工作，欠网吧的钱越来越多。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烟雾缭绕的网吧里永远都坐满年轻人。如果不改变生活方式的话，他也会像有些人一样，再也离不开这里。他决心去沈巷租一间房子。
“房租每月300块，第一天先给房东五十块钱。房东说只要我去上班，每天给钱，就让我在这住。”
2018年11月，王南虎下班之后去中介门口结算当天的工资。
王南虎没有选择进厂。工厂规矩多，要看人脸色，王南虎也不愿意长期上夜班。他以日结的保安工作维持生计，日工资150元到170元。但生活并没有改善：几个月前，一位中介拉他办了一张信用卡，很快因透支欠了银行5000多元。为了还卡债，王南虎不得不每周工作七天。
和陆光运与全桂荣早年的选择不同，比他们年轻15岁左右的工人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做日结，而不是与工厂形成稳定的雇佣关系。随着快速扩张时代的结束，个人机遇的大门正在关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工业园区里，“转岗-升职-涨薪”乃至成为管理人员的前景越来越暗淡，已经不足以让这个年龄的工人继续忍受日复一日单调的流水线工作。
如今要在苏州这样的城市里定居下来，成本已经非常高，本地社会已经渐渐失去了吸纳不断前来的年轻工人进入自身结构的力量。
我在沈巷的工友之家里遇见了来自甘肃定西的高刚。他15岁就离开老家，跟着朋友去新疆石河子摘棉花。打工生活本身是无法选择的。此后几年，他辗转在新疆、兰州和定西。和很多十几岁的男孩一样，他倔强又固执，不止一次因为和同事争吵被解雇。老板拖欠工资只是家常便饭。
2013年，高刚19岁，终于萌生了稳定下来，“找个厂干几年，当个小组长”的想法，不料被骗进了传销组织里。没有理由证明他甘愿接受了传销组织的洗脑，但这的确是他做过的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在好不容易离开传销组织之后，他仍然必须努力说服自己，之前他听到的所有关于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说法，都不过是一场骗局。他来到苏州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陆光运曾经工作过的华硕集团子公司，被派到上海昌硕科技，在流水线上组装苹果手机。他很快离开了华硕，来到沈巷，在另一家电子厂上班。这次上班的时间更短。
我问他为什么离开工厂，“那些天苏州老是下雨，一下雨我就头疼，不想去上班”。他说得相当诚恳，并没有回避我的目光。
2018年11月，早上八点，人们在雨中挤上公交车。
2017年底，他进入一家德国企业，在传感器生产线上工作。高刚对新工作相当满意：相对比较自由——坐着站着都可以，一天工作八个小时，加班时间有总量控制。工资也不错，一个月能拿到四千多块。
高刚从2015年开始在工友之家学吉他。那把民谣吉他花掉了他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只要不加班，他就待着这里。
“我想干点什么”，就像弹奏出一段轻快的过门后，乐曲转入略显沉闷的主题，这个年轻人心平气和地说，“不过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除了免费，工友之家还有些说不清的东西吸引着王南虎和高刚这样的年轻人。王南虎喜欢看书，比绝大多数人都要了解国内外刚刚发生的新闻。他觉得，“沈巷的好人都在这里了”。
“来这里来的人多多少少有有点思想”，他对我说，“还有一点正义感。”
晚上八点，两位刚刚16岁的年轻打工者来到公益图书室看书。
尽管已经运营了10年，工友之家始终没能像全桂荣设想的那样做到自给自足。基金会从2017年开始收紧项目审批，注入工友之家的资金不断减少，工作人员陆续离职。2018年年初，全桂荣觉得，需要离开这里一段时间了。
不确定时代
在外企密集落户苏州的前十年，政府提供了优惠的税收、厂房和水电价格。政府消不惜以低于土地开发成本的价格吸引外企落户。可以容纳几万名工人的大厂纷纷落成，达汇精密这样的本地配套厂随之而生，吸引了成千上万个陆光运、全桂荣、王南虎和高刚这样的年轻人从内陆来到太湖边的工业园区，支撑起了中国制造的神话。
但陆光运觉得，2010年之后，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已经不在于低成本，而是供应链优势。任何一家企业都可以在中国快速找到生产流程需要的每一个供应商，不同的供应商之间距离都很近。
达汇精密的部分金属件产品需要经过电镀加工，进行表面处理后发给客户。电镀厂通常在机械加工工厂周边30公里以内。陆光运每天让人用一个小货车载着零件送去电镀，完成电镀后当天回厂，经过处理后发给客户。
电镀是重污染行业。零件表面处理的过程中会产生含有重金属物质的废渣、废水和有害气体。行业也不规范，许多企业不遵守必要的处理程序，排放“三废”，经常导致水体重金属严重超标以及空气污染。
但这只是驱动整个苏州工业运转的链条上的一个小环节。针对太湖的污染问题，1991年、1998年、2005年和2007年进行过4次大规模的专项整治。2007年太湖水污染达到顶峰，蓝藻大规模爆发，无锡全城自来水因污染无法饮用。此后，江苏财政每年都要投入20亿元专项基金治理太湖，十年后，才将太湖流域水质从2007年的Ⅴ类改善为Ⅳ类。
2001年5月28日，工作人员在江苏无锡鼋头渚景区围剿太湖蓝藻。 视觉中国 图
工业产值和环境污染是一个选择题，解题的时机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随着苏州地价上升，粗放的高污染行业的利润已经被压缩到最小空间，对政府来说，清理整顿这个行业合适时机已经到来。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压死了骆驼。与达汇精密合作的五六家电镀厂中，有三家搬离了苏州。它们向西向北而去：分别搬到了盐城、南京和常州。尽管电镀只是个小环节，但一个行业的变动还是会引发整个供应链的调整。达汇精密生产的一些零件交货时间随即从5天延长到了7天。
得益于全球化生产和供应链整合，苏州获得了20年高速发展的时间，一环接一环地构建起了今天苏州的工业生产和管理体系，并将其深深地嵌入到全球产业链之中。随着土地和人工成本上升，环境风险积累，这个紧密相连的链条如今开始出现脱嵌的苗头。
2016年，陆光运开始收到外企客户的的询问，要求他回答如何 “应对中国政府对于表面处理的环保政策”。
“风险并不大”，陆光运回复说，“只是处理一些低端的不符合法律的电镀企业。”
“其实谁都知道，风险太大了。只是希望客户不要今天把我们的订单断掉”，陆光运说，“我们今天说风险大，明天他就在马来西亚找供应商了。”
苏州环境治理的步伐并没有停止。2018年，达汇精密所在的相城区将继续关停明确全区内60家电镀（线路板）企业。
2018年11月，苏州太平街道路边悬挂的横幅。
陆光运已经警惕地察觉到整个行业的危机正在到来。他用一个比喻来描述了自己在10年里经历的两次危机：“2008年是开车在路口等红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亮绿灯，但车里油是满的，我一点都不慌。现在又在路口等红灯，既不知道红灯什么时候结束，也不知道加油站还有多远，但是我知道，车里油已经快没有了。”
“你应该去一下注塑厂”，陆光运指着桌上的笔记本电脑对我说，“我们并不在一个产业链上，但我们的客户群是重合的。像这样一个电脑，如果我们金属件不存在了，那塑料件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当产业链一环发生危机，最先倒下的并不一定是相邻的环节，而是整个链条上最为脆弱的地方。注塑厂就是这样的薄弱环节。由于产品单价和附加值低，运输占成本比重高，注塑行业必须与客户近距离配合。一旦客户因为成本上涨决定转移到其他国家或者地区，金属件也许还可以依靠港口运输，但注塑件很快就会因为高昂的运费而倒闭。
2013年开始，苏州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开始下降。2015年诺基亚苏州工厂关闭，2016年苏州富士康工厂裁员6万人，转向印度建厂，2017年希捷、葛兰素史克和JDI关闭苏州工厂，2018年初，日东电工和欧姆龙也离开了苏州。陆光运的客户中有一部分也将部分产线转到了东南亚。陆光运的应对策略非常简单：不要把产能都放在一个客户或者一个产业上，以此来分散风险。
随着土地、人工和环保成本上升，苏州正变得越来越昂贵。陆光运仔细评估过人力成本上涨对于企业的影响：像达汇这样员工规模在300人左右的企业，人力成本占总成本的20%，由于基本工资上调等等因素，人力成本每年以5%的幅度上升，即使其他因素不变，达汇精密的年利润也会因此下降1%。要想保持盈利规模，企业唯一的选择是将大部分利润用来添置新设备，以扩大生产规模，从而摊薄管理成本。
成本上升的过程远远没有终结。2018年7月，中央政府宣布实施新的税收征管方式，从2019年1月1日起，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73%的苏州企业此前一直按照最低标准而不是实际收入为员工缴纳社保。这些企业的用工成本将进一步上升。
2018年初北京发生群租房火灾后，全国各地城市都开始整治所谓“三合一”场所、群租房和电动车停放带来的火灾隐患，苏州也不例外。达汇精密此前为200多名工人提供4人一间的宿舍。这些宿舍中很大一部分是小区里隔断出的房间以及地下车库改建的，是重点整治对象。公司不得不调整了员工的住宿安排，租赁更多房间。整治要求一间房只能住两个人，由于房源不足，单间房源的租金涨幅超过了50%。达汇精密为员工宿舍支付的费用将从每人每月100元上涨到315元。
沈巷的冬天
2018年冬天到来的时候，苏州公安发布了整治行动的成果：全市累计停产停业“三合一”场所1.4万家，停用取缔群租房4.4万处，拆除各类违法建筑及隔离隔断、铁栅栏等1065万平方米。在沈巷周边的合景领峰、万枫家园、汾湖小区都曾有大量的隔断合租房，整治行动对小区群租房进行整治之后，收入不高的人们选择转向城中村。在苏州公安的发布的这条微信文章下，点赞最多的一条留言说：“整治是不错，但是弄的我们这些在苏打工的人，连房子都租不起了，真心希望苏州政府能大力推出正规的租房途径。”
如今沈巷已经一房难求。
房荒首先和沈巷一街之隔的枫江集宿的改造有关。枫江集宿是由木渎镇当地村民集资修建，为附近工业园区的工厂提供集体宿舍。2017年底，枫江集宿彻底迎来改造，引入公寓管理公司，将原本多人间的宿舍重新装修、完善配套，改为白领公寓。2018年中，公寓完成装修和验收，正式对外出租。一个房间大约在20平米，房租在2000/月左右。整个集宿区五栋楼的房间格局没有变化，只是重新装修后，原本最多要住八人一间的集体宿舍变成了最多只能住两个人的一室户。
枫江集宿的改造意味着4000多人集中离开，寻找新的落脚点，街对面的沈巷自然是首选。在沈巷周边，原来还有长浜村、南浜小区、西马市几个城中村，但近年来都陆续拆迁改造，对于打工者来说，居住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小。
两名年轻人走过被红砖封上的房子，墙上挂着招聘信息。
沈巷可出租的房源也大大减少。按照村委现在执行的预动迁方案，沈巷现在实行自愿拆迁的政策。沈巷原本有300多户人家，现在只剩下240多户。选择自愿拆迁的房主将房子交给村委会，用砖头把房子和门窗砌上，远离沈巷商业街的几排房屋都已经成了无人的“废墟”。
但20年时间逐渐成型的沈巷仍然像一台庞大的机器，似乎仅仅依靠惯性也能够运转很久。大约200米长的商业街上，一共有22家餐饮小吃店、12家服装店、10家美发店、7家大小不一的超市和杂货店。80多个门店基本能够满足沈巷人所有的消费需求，不管他们是在此地土生土长，还是只在此地暂留一段时间。
从商业街两侧的小巷子拐进去，能看到澡堂、投币式洗衣机、小炒店和门只开一条缝的网吧。半夜两三点，网吧的门缝里闪烁着亮光，一些杂货店和夜宵摊还没有关门，等着网吧里的人来消费；到了四五点，做早餐摊的人又开始进进出出的忙碌，为七点钟出门上班的人准备吃的了。
王浩然在沈巷小河浜旁边经营一家劳动中介。通常早上八点开门，拿着手机往店里的沙发上一躺，有人来了，他才坐起来招呼，“找工作啊，你看一下进什么厂”。
整整一面墙的企业介绍，统一用A4大小的纸彩打出来，亮黄的底色上用黑字写着公司简介、企业产品、基本要求和薪资待遇，还附上企业大门的照片和产品照片。
人力资源中介是沈巷真正的核心业务，而劳务派遣是制造业人力供应链核心。大型制造业工厂不亲自招聘和管理员工，而是把这一系列工作外包给劳务派遣公司，员工与派遣公司签订合同，统一管理。2014年3月，《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实施，要求劳动派遣在企业用工中占比不超过10%。人力资源公司又纷纷转向“制造外包”的模式，工厂把非核心制造流程／季节性生产线等的全部或部分外包给劳务公司，苏州一家较大的人力资源集团在其官网上写到，“这已成为国内制造型企业普遍的做法”。这样做的好处是“省钱：灵活用工，降低成本；省心：规避用工风险，降低经营风险，专注核心业务。”
对于企业来说，普通工人如今显得供不应求。他记得七年前，求职的工人大于企业的需求，“一百个人去应聘，只要六七十个，还要看文化水平，现在去多少个留多少个。”他猜测工人减少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对于城中村和工人集宿区的整治提高了生活成本，工人选择离开，另一方面几年前苏州的工厂开始向外转移，苏州工业园区就和宿迁市以及南通市共建了工业园区，一些工人可以选择离家更近的地方打工，工资和苏州相差不大。
2011年王浩然开始经营自己的中介时，日结的工资在80到120一天，那时候正式工人到手的工资接近四千元。现在日结的工资涨到了200到250一天，正式工人的月薪还是四千多元。正式员工的工资要交社保，有的打工者觉得不会长久待在苏州，交社保也没有意义。今天留在沈巷的工人，很多宁愿像王南虎一样选择日结。
稳定劳动力的缺乏和工资微弱的涨幅形成一种困局，首先将中介行业里的人困住了。
2018年11月，王浩然（右）向求职者介绍工厂的情况。
“以前很赚钱的，一年几十万，以前什么都收钱，拍照收钱复印收钱，现在恶性竞争了，什么都免费。”王浩然如今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意，“大家现在就在这里耗着，其他中介跟我一样，都很迷茫。以前这一条巷子里好多中介，现在这一排就剩我这一家了。”王浩然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在沈巷上幼儿园。他在老家宿迁买了房，“不行就回去了，换个事情做吧。”
我们去过苏州高新区一家大型台资企业，晚上八点，白班结束，人流从工厂涌入一公里外的宿舍区。很容易在人群之中发现一些过于年轻的脸庞。尽管在流水线上连续工作了十二个小时，他们仍然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活力和天真。工厂的宿舍区建设的非常漂亮，很像大学校园。昏黄的灯光照在宿舍楼之间的绿地上，四到八人一间寝室，食堂、商店、网吧，还有有一栋单独的澡堂。一切都和大学校园很相似。这种相似不是没有原因的。如今，工人的一个来源是内地职业高中和技校的学生，很多人还不满18岁，已经在老师的带领下，以实习生的名义维持着流水线的运转。
2018年11月，工人下班后，回到一家台资企业的宿舍楼。
在沈巷东北角，有两栋粉色的“如家公寓”，是园区企业富士胶片的宿舍。由于工厂宿舍优先提供给学生工，通常不提供给社会工和临时工，三个在富士胶片打短工的河南女孩只能住日租旅馆。这些女孩半年在家务农兼照顾孩子，农闲时才出来打工。学生工的日薪比一般工人少70到80元，工作内容和强度完全相同。其中一个女孩对我说，许多学生宁愿在工厂挣点钱，因为在学校也学不到什么东西。
尽管几个人挤在一间房里，居住空间非常逼仄，女孩们没有表现出什么抱怨。过完12月，她们就要离开这里，回河南老家过年去了。
沈巷的冬天已经到了。路边上总站着等公交车的年轻人。他们很少背包，手上只拿手机或者拎一个塑料袋。公交车站牌是用铁丝绑在一根水泥柱子上面，歪歪扭扭地垂下来。在沈巷村南面二号河流过的地方，正在修建苏州地铁五号线，根据官方的时间表，三年后这里就将被纳入苏州地铁网络。
2018年11月，沈巷夜市。
热闹的夜市上，铁锅里的花甲和卤菜已经见底，卖衣服的女摊主开始打包收拾，让来往的客人加她微信联系。淮南牛肉汤和炒面的摊主都说，他们收到了沈巷物业公司的通知，夜市即将拆除。
8岁的张娜早早做完了作业，来工友之家和志愿者一起玩。她出生在沈巷，虽然四川话说得极标准，但只在过年的时候回去过老家四川。他们家现在租的房子马上要拆迁了，爸妈决定回老家过年就不回来沈巷了，把她转回四川广元读书。
河南女孩住的日租旅馆贴上了封条。旅馆老板经营这家日租旅店已经三年多，巡查员说这是没有手续的“黑旅馆”，不能继续经营。三个河南女孩突然没了住处。旅馆老板好不容易问到隔壁房东家还有一间空房，三个女孩晚上下班，立刻拎着行李箱，挤进了这间最后的出租屋。
王南虎做完日结的保安工作，回到沈巷，从路边揭下一张A4大小的白纸，上面印着小区租房的信息：“附近高档小区各类单间……配置相当丰富。房租550—1350/月”。王南虎想搬到附近的小区里去，沈巷的冬天太冷了。
（文中张明和、陆光运、达汇精密公司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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