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轻人的“寻路中国 ”之旅
孙中伦□本报记者 江丹
2015年，正在美国波莫纳学院读书的孙中伦决定休学一年，他回国打工，去东莞工厂，去大理的民宿，去定西的中学……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在他们的故事里，他也重新认识了自己。他将一路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书，《回来》，这或者是另一个版本的“寻路中国”。决心做一个失败者
2014年8月9日，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县弗格森镇，18岁的非裔美国青年迈克尔·布朗在未携带武器的情况下，被白人警员达伦·威尔逊射杀。
美国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的种族平权运动。孙中伦就读的美国波莫纳学院组织了“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游行。学生们在礼堂聚会，附和黑人为此发生的暴动，比如烧汽车、打碎商店玻璃门窗，谴责媒体的偏见。
孙中伦觉得砸东西不对，但似乎没有人理会他的想法。同样来自中国的一个朋友告诉他，学校是一个气泡，大家都活在这个气泡里，“但我们总有一天要走出去，要面对社会，你不可能一直当一个被宠坏的孩子。”
面对社会，难道就要屈从社会？孙中伦想起作家李克曼的一句话：“成功者改变自己以适应这个世界；失败者总是尝试改变这个世界来适应自己。因此，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进步，都依赖于失败者。”孙中伦的心头涌上一股自信，他决心要做一个失败者。身在学校的孙中伦愈发急切地想与社会过招。
一天，教授问孙中伦，要不要继续攻读哲学，下个学期他会教海德格尔，希望能再看到孙中伦。孙中伦回答，他打算休学一年，去做一个理发师。
孙中伦没有做成理发师。2015年，大三结束的孙中伦回国打工，去东莞工厂的流水线上做工人，去大理民宿做店小二，去甘肃定西做初中老师，去成都漆器厂做学徒工……他遇见了很多人，写了很多故事，看见了有些陌生的社会另一面。
有人说，孙中伦只是在刻意体验一种生活，因为他永远也不会属于那种生活。在他们眼里，孙中伦是一位在优质美国高校就读的精英，他的打工之旅更像是但丁走进炼狱。
在另一群人的生活里，孙中伦没有优越感。“在旅程里，我遇到很多人……我遇见老人和孩子，他们大都比我出色，可命运并未留给他们许多选择。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仍辛勤工作，尽力去捕捉快乐瞬间。这是胜者的生活。”孙中伦写道。
2001年夏天，美国《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彼得·海勒斯考取了中国驾驶证，在那之后的7年间，他驾车漫游中国的乡村与城市，从局外人的角度描写我们熟悉又陌生的生活场景，告诉我们中国社会变化里那些被忽略的细节。2015年，孙中伦也进行了一场“寻路中国”式的旅行和观察，我们平时在新闻中看到的三言两语，有些可以从他的经历中找到细节。
打工挣钱再去做别的
初到深圳，孙中伦在华强北找了一份工作，他以为是销售电容器，结果当天下午就被一辆小货车运到了东莞的电容器加工厂。
在东莞这家普通的加工厂里，孙中伦认识了一群真正意义上的打工者。他们没有人想要在这家工厂里干一辈子，挣钱，攒钱，然后离开这里再去做点别的，这几乎是他们所有人的职业规划路径。
小黎在分选组工作，负责检测电容器。检测机上只有4个键，On/Off，Pass/Fail。小黎将每个电容器的金属脚插进检测机，挑选出其中的废品，他不需要理解产品的型号，也不需要明白检测机的工作原理，只需要根据机器显示将它们分成合格和不合格。
小黎只有15岁，拿着哥哥的身份证找的工作。小黎聚精会神地检测每一个电容器，他对自己严格要求，一个电容器都不能检错。他对将来没有打算，也没有想做的职业，他的父母都在东莞打工，但他不知道他们的年龄。
小黎初中没毕业，他不喜欢学校，在学校会被管，像监狱一样，还在学校时他常打架，“身材小，打不过，就叫人一起打”。他也会跟同学们一起将查寝的老师气哭。在工厂下班后，小黎一般玩手机。他的手机屏幕壁纸上有一句话：也许我只是你生命里的过客，但你不可能再遇到和我一样的人。
加工部的细光当时刚出来打工时，只比小黎大一岁。他先去了武汉，又去了佛山，再去了深圳，最后到了东莞。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换来换去，10年过去了。初到佛山时，细光在一个小作坊里做伙计，但在他看来，那就是一个门面，远不如到一家工厂里好。
细光负责挑出那些不合规格的电容器，将它们重新修剪或者扔掉。一个加工部，每天剪30万个电容器。细光遗憾，因为不是计件，他只能拿基本工资。细光的理想生活是在家里待半年，出去打工打半年。他的家乡在湖南洞庭湖边上，是鱼米之乡，到处都是小湖泊，“其实还是在家里好啊，饭菜好吃，广东菜都很难吃”。
至于什么时候开始过理想生活，正在修剪电容器的细光不知道。
王姐在安规车间负责检查小电容模子，跟她的另外两位工友一起，每天检查超过3万个。她从小生活在一个家暴环境中，弟弟没人管，20岁就进了监狱。她去看弟弟，嘘寒问暖，弟弟不耐烦，问，什么时候把他弄出去。
后来，王姐的爸爸妈妈带着王姐的小女儿去看他，小女儿问，舅舅为什么待在玻璃里面？
在这些流水线的岗位上，孙中伦不断地追问，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生活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这是最常听到的回答。
孙中伦还问，你快乐吗？“快乐”，这也是最常听到的回答。在这些工人眼里，知足常乐。
黯淡生活里也有一点光
去大理，是很多文艺青年的避世口号。孙中伦在大理一家名为“小米院子”的民宿做小二，“负责拖地浇花买菜烧菜洗碗洗凉床单，以及捡起客房里女人们无处不在的头发”。
孙中伦遇到了一个做手抓饼的小伙子。小伙子说，这辈子就是去各种各样的地方玩，他之前在拉萨待了三年，卖烧烤，赚了钱就和朋友去花掉，后来他到了大理，喜欢大理，打算在大理安顿下来。
孙中伦三天后又去找这个小伙子，发现手抓饼推车上写了“转让”两个字，再过了一些日子，那里卖起了鲜花饼。
在大理久负盛名的三月街，孙中伦遇到了一个叫布谷的彝族女孩。当时她19岁，刚到大理3个月，小时候被家里安排了娃娃亲，要想毁婚约，得给男方家里5万块钱。过几个月回家时，布谷若是拿不出5万块钱，她就要结婚。孙中伦说，从那之后他再也没见过布谷，只是在她的微信朋友圈里看到她家乡漫山遍野的牛羊和庄稼，但他不敢问她有没有结婚。
孙中伦还遇到了一个理发师，他上午理发，下午和晚上搞乐队、玩音乐。理发师说，他33岁，喜欢“噪”的音乐，他走野路子，纯粹因为热爱去学音乐。理发师乐队的音乐就算是在酒吧里也太噪了，而客人们更喜欢听流行歌曲。因为“噪”，他们排练时，得给房东塞钱。
理发师20岁出头去了北京，理发是他在北京时的老本行。后来到了大理，还是靠理发谋生，因为穷得连房租都付不起了，音乐并不能给他带来生存保障。
尽管人在大理，理发师还是有些怀念在北京的日子。那里有他的一群音乐朋友，他们不为名利，靠剪头发、卖画营生，或者默默工作在其他的各行各业，到了晚上就因为音乐聚在一起，哪怕是在破屋子或者地下室里，“到大理以后，这样的人少多了，人们都太年轻，音乐上还不成熟，就被诱惑夺走了心”。在他看来，中国的音乐世风日下，越来越浮夸，歌手只喜欢唱迎合音乐市场的歌。
孙中伦问他，你不会被诱惑吗？“也有。人怎么会不被诱惑呢，但我会告诉自己，这样下去不行。我来到大理，是因为音乐上已经有了一个独立的人格，知道自己不会走偏了。”理发师回答。
后来，孙中伦去了甘肃定西，在一所中学里做老师。教室里的孩子大多是留守少年，他们的父母就像东莞工厂里的那些工人一样。大人希望他们的孩子接受更多的教育，以免重复他们的老路，这是他们黯淡生活里的一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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