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已待成追忆
□高羔
与张令瑄先生聊的正热络时，忽然沙发的一角“咔嚓”一声，随之一歪。“又坏了……”张令瑄先生摸摸索索地打开房门，从楼道里找了半截砖头，我搭手，两人齐心协力又将沙发“修好”了。
“别看这个沙发破，这可是邓将军坐过的呢！”张先生自豪地说。
“哪个邓将军？”我问。
“邓宝珊将军啊。”语气中依然充满了自豪。
我又重新坐上去，仔细感受了一下这个沙发，也许是那个年代生产的弹簧质量实在是太好了的缘故，我坐上去几乎感觉不到弹性，实在是太硬了。这张沙发也是这间屋里不多的几件摆设之一。
环顾这间屋，除了这张沙发外，还有一桌一椅，一小床一书架。书架上不完全放书，还摆放有碗、盆等家什。
每次与张先生聊天，我总是坐在这张沙发上。他则或坐在椅子上或是坐在床上。
结识张令瑄先生，还是通过省博物馆的书法家徐祖藩先生介绍的。那时，我写了一篇关于兰州二中内府文庙的稿子。有几点还吃不准，就打电话给徐先生，他谦虚地说：“关于兰州的历史，张令瑄先生清楚。”然后告诉了张先生的住址，末了又说：“我也好几年没见令瑄先生了，估计他还在那里住。因为他没能力换地方，再说他也没地方去。”
就这样，我拿着徐祖藩先生给的地址，按图索骥找到了张令瑄先生。记得张先生很热情地将我招呼进屋，当我说出我的疑问后，张先生从那个书架顶上摸下来一个大牛皮纸信封，从里面倒出一本泛黄的线装书，对我说：“这是我家老大人（父亲）写的书。”我一看书皮，上面用仿宋体写着《陇右方志录》。他很熟练地翻到涉及问题的那一页对我说：“你自己看看吧。”
原来他的父亲竟然是民国年间著名学者张维（号鸿汀）先生，张鸿汀早年参加同盟会，民国二年，被选为首届国会议员，历任甘肃政务厅长、兰州市政总办、省议会议长。著有《陇右方志录》、《兰州古今注》、《陇右金石录》、《元魏诸镇考》、《还读我书楼文存》等书。据《陇史掇遗》一书记载，胡适当年在北大任教时，曾委托一名叫马騄程的甘肃籍学生在暑假回甘省亲时，给他带一本张鸿汀所著的《陇右金石录》。
从这以后，张先生与我有了联系和来往。由于他的住处离我所在的单位不远，时不时他会拄着拐杖到单位来找我，我们有时就甘肃的文史会畅谈一个下午，或者是他最近看了什么新书、好书并将它们推荐给我，偶尔他也让我帮他誊写一下他写的文章。有时，我不在时，他会从兜里掏出事先写好的纸条，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有一次，邓明先生开玩笑地说，这些纸条要留好，这可都是珍贵的“文物”。不过，在旧书网上，张先生写的一张明信片，现今都要卖出八九十元，可是他在世时，他是那样的孤独与孤寂，又有谁能够光顾一下他孤身一人所处的小屋呢？
张先生看书有个特点，总是两手捧起书，放至眼前，若要翻阅，则用鼻尖轻触书页，也许这正是读书人所常说的“嗅书”。原来张先生幼年时，因出天花而导致双眼近盲。因为眼疾他没有上过一天学，父亲张维忙于公务和学问，无暇教导。但他的母亲却有孟母之德。因为他的学习全靠母亲郑书纕谆谆教导和循循善诱。
张鸿汀先生晚年时，常有一些当时的政治、文化界名流至庐相访，探讨学术或议论国事，如于右任、邵力子、张治中、翁文灏、白崇禧，以及十世班禅和包尔汉等人；文化界则有张大千、顾颉刚、李蒸、常书鸿等人。当然如此众多的名人学者，对他文史的研究学习无不起到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作用。
有一次，张令瑄先生让我“闲了去一趟省图书馆”，去查一下有关杨宇霆的资料。说是省诗词学会会长袁弟锐要写一篇关于张学良的稿件，向他咨询有关杨宇霆的资料。其中有些年份他也吃不准，但因目疾日重，行动不便，故请我代劳。
同时，他还告诉了在图书馆的第几个阅览室，靠左手的第二排书架，第三层可以找到。就这样我按照张先生告知的线索，果真找到一本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国人物大辞典》，并抄录下了“杨宇霆”的辞条。回来后，我不由感慨，书读到这份上，实在令人赞叹。
为了感谢我，他说请我吃糖，说着从兜里拿出两三颗水果糖。又摸索着用一把剪刀铰开红色塑料包装纸，从里面挤出一粒糖果来，递给我。其实我并不喜欢吃糖，但是又不能悖张先生的好意。张先生同样自己也吃了一块。原来这是省文史馆开团拜会时，张先生自己舍不得吃，留下了几块。就这样，我们吃着糖，开始了我们“甜蜜”的话题。可是因为当时觉得与张先生聊天太平常，并未用纸笔将一些内容记录下来。因为现在来看，如若整理一下，不乏是一篇上乘的文史佳作。真是颇有“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之感。
上帝关了这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的确是这样，张先生虽然有目疾，但是他却有着超强的记忆力，也算是一位奇人。据他说，小时候母亲教他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仅两三遍后，他即能背诵下来，真是过目成诵。
有一次我与他聊天，谈起张恨水曾来兰州，并为兰州画家赵西岩所画的一幅《待诏图》题写了一首五言诗。我曾读过这首诗，可是当时竟一时想不起来了，结果张先生随口诵出：“千里作狂游，人生不自由。看罢浩然叹，谁来剃我头？”
如此记忆力真是令人赞叹！接着他还谈到，张恨水在兰州时还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五泉山上听涛声”，顿时引起了兰州一些文人的揶揄。记得张令瑄先生用临洮方言幽默地说：“人们都说，这耳瓜得有多长？能在五泉山上听到黄河的涛声。”
张先生因目疾，一生没有婚娶，这给他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有时仅靠一碗牛肉面、一个锅盔打发一顿饭。有一天下午，与他聊了一阵天，起身告辞时，他倚靠在门框上，面露为难的表情，踟躇着说：“你能不能帮我搭一壶水。”原来，张先生看不清炉灶，不敢使用液化气罐。其实说心里话，我也并不想马上走，只是怕长时间聊天影响他休息。就这样又与张先生聊了十余分钟，等水烧开后，帮他灌到暖瓶里，这才“真正”告辞。没想到，这次告辞，竟成为永诀。
张先生在去世的前两天，还用别人的小灵通打来电话问我最近忙吗？并聊了一些文史上的琐事，最后还说“闲了来”。
想想这些往事，倏忽间，已近二十年。在他那间向阳的小屋里，我与令瑄先生畅谈、聊天，仍然历历在目，阳光斜势里洒进了，我们都感到温暖而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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