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堡寨杂谈 □ 王 军
高峰乡位于安定区西南部,之所以取名高峰,一是全区海拔最高处在高峰乡；二是早期高峰乡辖地内有一古堡,名高峰堡(位于安定区南阳村与渭源县大安乡中庄村交界处)。
寨
在老家高峰生活工作了大半辈子,一直以来,感到困惑的是高峰的好几个社被冠之以“寨”。高峰乡地形本来就是一南北狭长的哑铃形,从南往北依次有郭家寨、肖家寨、陈门寨、葛家寨、许卜寨等等。与周边各乡镇,或者与西边临洮、南边渭源两县的相邻乡镇相比,“寨”确实有些多。就此,曾向多位方家求教,也没有明确地道出个子丑寅卯来。从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上,也不能明确地下出个定义来。
在安定方言中,将“寨”和“在”都读作“cāi”,例如“他在山上”,就读成了“他cāi山上”“陈门cāi”“大cāi子”(大寨子,渭源县北寨的俗称)。因此,有些老人们对于“寨”产生了莫明其妙的“歧义”,譬如郭家寨,就成了“郭家cāi”,进而解释为”郭家搬走了,地方还在呢“,这就多少让人有些啼笑皆非了。
关于“寨”,有这样几种解释:一是防守用的栅栏,是军事上常用的一种障碍物,古时多用削尖的竹木或枝杈,现多用铁蒺藜等做成,如寨子,中寨；二是旧时驻兵的营地,如营寨、山寨、寨堡、安营扎寨、寨主等；三是村庄,如前面提到的郭家寨、肖家寨等等。
凡是地名,都有一定的渊源或者来历,也有一定的“讲究”,譬如以姓氏命名的,以地形命名的,以某种动物命名的,也有一些属于“泊来品”。因此,既然被命为“寨”,那肯定是有些来头的,不能平白无故地将一个杀气腾腾的“寨”字用于地方名字。
寨,首先是军事上防守用的栅栏,其他的解释都是以此为基础派生出来的。作为村庄地名,是先有寨,尔后才成为地名的。如今,作为曾经防守意义上的寨,早已连同那个时代被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但作为地名的寨却存在并且将长期地存在下去。
历史上作为防守用途的寨,除了兵营之外,还有两种,一种是由当地的大户人家建立起来的类似于堡的寨子,主要是地方土豪凭借其雄厚的财力独力修筑而成,很少借助村社力量。或者是以雇佣关系为基础,村社力量参与修筑。另一种是由匪盗组织起来打家劫舍,防止被官军或有实力的民团所剿而修筑的防御工事。这两种寨子究其产生的时代,大多在明朝后期。明末,社会矛盾尖锐,匪盗四起,战乱迭生,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处于没落之中的明王朝不断加重赋税,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土豪乡绅为求自保,建寨筑堡,这样就出现了以姓氏冠名的寨。同时,由“土寇”所建的寨也粉墨登场,但这类寨大多不以姓氏命名,而是以地理命名的,并从地理位置的选择上体现着据险立寨的防守理念。两类寨堡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形成了能够显示地方社会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演变结果的特殊载体。
这样一来,高峰的寨应当是土豪乡绅修筑的用于防守匪盗的设施,据此可以推断出那时的高峰,分别居住着郭、肖、陈、葛等大户人家。这些寨子的遗址今已失考,作为寨子拥有者的几大家族,也早已不知所终,只留下了以寨命名的村庄,也留下了后人无限的畅想。同样消失的,还有许许多多曾经在以姓氏为名的村庄里生活过的土著,这些大多归于同治年间波及西北地区的大动荡。在那场动荡之中,许多地方的原有居民非死即亡(逃走),只留下了一个地名。例如今天的高峰乡红堡村的稍家沟就没一户稍姓人家,岳家山也没有岳姓之人等等,类似的情况有不胜权举。
高峰相对于全区其他地方来说,确实是山大沟深,在历史上是匪盗横行的地方,这从寨和堡(宋金夏时代)分布的密集程度上可以得出结论。
堡子
高峰的堡子似乎和全区其他地方的不同,近代的堡子少之又少,但有几处宋金时代的堡子残存于山头之上。
在红光村堡子湾的山头上,有一座宋堡遗址,和南阳村高峰堡属同一时期的堡子,也处于从陇西西行临洮等地的古道上。堡子所处的地理位置为北纬35°27′50″,东经104°21′11″,海拔高度2531.36米。与高峰堡极具相同的修筑模式,也分为内外三道。第一、二道残高均3米,基阔均约3米,两道之间相隔5米左右。堡子呈三角形,每边均呈弧形,长约70米,向外凸出。西南面墙上有一豁口,不是堡门,为堡墙坍塌、雨水冲刷所致。倘若堡门开在此处,出门即面对陡坡,不符合通行要求。真正的堡门在北,如今仅余一宽约2米的豁口。堡子的西南、东南两面均临坡而筑,坡奇陡。很明显,当年的筑堡者就是利用了这两面坡陡选址而建的。攻堡者如果选择从西南、东南两边仰攻,守堡者利用滚木、石块给敌人以杀伤。堡子北面临路,距堡1000多米的半山腰上有村庄,当年的居住情况已不得而知,如今的村庄也因村民大量外出或移居他地而显得萧条。北面距路约60米,攻方完全可以凭借有利的交通、较近的距离进攻堡子,所以沟壕宽而深,虽历经千年风雨冲刷,加之被当地村民填土造田,但仍可以看到深深的沟壕,因此堡子防守的重点在北面。
堡内是一个高约4～5米的三角形台地,边长约20米。台地中间明显地鼓起,似为建筑物坍塌的堆积。台地各边上有两个凹陷处,疑似窑洞塌陷后的痕迹。据此分析,中间是用于观察和指挥防守的建筑物,驻扎人员平时就住在台地边上窑洞中。
在红光村郭家寨社与坪湾村人民庄社交界处的半山腰,以及坪湾村周家窑社对面的半山腰,各有一个堡子。行走在高峰乡政府所在地通往马营村的乡村公路上,能清楚地观察到这两处位于东面半山的堡子,早已坍塌得不成样子,只剩一个轮廓,与明清时的堡子相比,更能显出其年代的久远。
在红堡村一个叫“后湾”的山顶上,也有一处同时代的堡子,东、南两面临陡坡而筑,沟壕明显。同治年间,有乱军从今内官镇董家湾村胡麻岔社的沟内杀向岳家山时,一部分村民逃向堡子,而另一部分仍留在庙内祈求神灵保佑,结果乱军杀到后一把火使庙宇化为灰烬,而逃往堡子的人因为等后面求神的人而被乱军追杀于那个叫后湾的地方。至今,湾里仍随处可见森森白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一旦天黑,当地村民很少去湾里,湾里也常有磷火出现,被乡民传为鬼火,更增添了湾内的神秘与恐怖感。其实那时的堡子也已坍塌,无险可守,但在乡民们的意识里,堡子是能保障安全的唯一选择。2008年,中国移动定西分公司在此修建通讯基站,2016年实施引洮供水人饮工程,向临洮东、北部乡镇铺设输水管道时,在此处又建一中继站,堡子遗址被毁。但两次施工,均未发现有价值的物件。
在明星村罗家屲与堡子湾交界处的山顶上,有一堡子残迹。堡子不大,呈圆形,周长不足百米,墙残高2米左右,墙体坍塌成坡状,长满野草,堡门朝南。西边与堡子相距30米的地方有一农路,与此堡遥北有内官镇锦花村杨家口社半山腰的堡垒相对应,南有红堡村后湾的堡子。
对于这些堡子在当时所发挥作用的没有一丁点的资料传世,但处于宋、夏、吐蕃交界处的这些设施也不能明确为哪方所筑,但无疑是驻守方的重要据点,也是拥有方宣示占领该地区的明证。
高峰乡几乎没有同治至民国二十年间的堡子,这是因为同治回变后,生活在高峰的山民大多被杀害,也有小部分出逃后在别处安家谋生,因此自清同治二年至上世纪二十年代前的五六十年里,高峰境内大多数地方基本上没有人生存,田地荒芜,野生动物种类繁多,土地被黑酸刺等丛林覆盖。1988年秋季,坪湾村黄家湾社村民在今红堡学校操场下边修梯田时,挖出了一块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的赵氏人家的墓碑(碑由当时的定西县文化馆收藏),此坟茔从上至下有五排二十几处,也就是说这里已经埋了赵氏人家五辈人,据推测,赵氏人家在此处生活约200年,是当地名副其实的旺族,但老人们谁都不知道这赵氏人家的来龙去脉。
民国初期到1920年前后,通渭等地爆发大面积饥荒,人们为了活命而举家逃荒,有一部分进入高峰后,在原有的窑洞内安家落户,焚林垦荒,逐渐安顿下来,后来的人听到此地可以生存后也陆续迁入。先行迁入的因开垦的土地多,逐渐成了大户(大多在解放后被划为地主或者是富农)。民国年间的高峰因地处临洮、渭源的交界处,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皋兰的“飞地”,因此土匪横行,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许多大户人家为了自保,从三十年代后期,开始修筑家堡,但数量也不是很多,能够完整地保存到现在的更是少之又少了。大多数人家的也因财力所限,只是修成了比普通庄院院墙高的“大庄”。
历史的烽烟已成为过去,散布于黄土地上的堡子已经是一个远去的文化符号,今天的高峰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面腾飞的时代。相对于全区来说,地处二阴山区的高峰因耐旱、气候湿润、植被良好而成了旱塬上的一颗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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