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视角下的秦直道考察
□王子今
子午岭
秦王朝统治时期,是中国交通事业取得显著进步的重要历史阶段。而秦始皇执政后期规划发起的直道工程,在中国古代交通史册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对于秦直道,除了关注其交通史、工程史、行政史方面的特殊意义之外,从文化史视角考察,也可以有重要的发现。
司马迁保留的文化史记忆
正是由于《史记》“纵”“横”“全体”的文化史观察,才保留了有关秦直道珍贵的历史记忆。《史记·秦始皇本纪》写道:“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又《史记·六国年表》:“(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秦始皇去世,秘不发丧,车队经直道返回咸阳,“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中国历史文献汗牛充栋,而只有司马迁留下了有关秦直道的明确记载,这得益于他亲身行历直道的体验。《史记·蒙恬列传》写道:“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尊重和珍爱“百姓力”的伟大学者基于独特历史感觉和文化立场发出的洪亮声音,伴着踏行直道的沉重脚步,形成远彻千百年的影响力。
若无司马迁对于秦直道出自极开明的文化史理念的关切、考察与记录,后世可能永远无法得知这一交通史上伟大道路工程的存在。
秦直道规划的文化史背景
秦直道规划的直接动机应是策应蒙恬部队在北河的军事进取,实现“河南地”与秦王朝重心地区的高效率交通。然而“千八百里”“直通之”的设计,或许也有特殊的表现神秘主义意味的文化理念在起作用。
秦直道通行的重要路径在子午岭上,而咸阳以南越过秦岭的交通干线子午道循子午谷南行,沿线有直河。“子午”快读与“直”音近。子午方向在古人的意识中,具有今人不易理解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西汉王莽的政令看出一些端倪。《汉书·王莽传上》记载:“(元始五年)其秋,(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汉平帝的皇后是王莽的女儿,7岁时因王莽“秉政”的权势,强行“配帝”,当时平帝年仅9岁。按照汉代社会上层的婚姻制度,王莽的女儿只能“待年”才能实现正常夫妻生活。所谓“有子孙瑞”,颜师古注引张晏曰:“时年十四,始有妇人之道也。”一条道路的开通和“皇后有子孙瑞”的关系,暗示“子午”的方向,与生育、生殖相关,即有生命象征的含义。张晏的解释是:“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为牡,火以地二为牝,故火为水妃,今通子午以协之。”颜师古说:“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当,故谓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汉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庆州东界,有山名“子午岭”,计南北直相当。此则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为“子午道”。”颜师古将子午岭与子午谷联系起来考虑,以为“共为“子午道””的意见,给我们有益的启示。这一认识为后世学者所承袭。如康熙《陕西通志》卷三《山川·庆阳府合水县》“子午山”条:“直南直北,随地异名。南有子午峪,北有子午岭。”又道光《鄜州志》卷一《山川》“子午岭”条写道:“子午岭。州西二百里,与终南子午谷相对。……秦直道在此。”
秦直道沿线还有另一处重要的神秘文化存在,即位于甘泉的“匈奴祭天处”。《史记·匈奴列传》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径路神祠在雍州、云阳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处,秦夺其地……”“匈奴祭天处”和华夏人祭黄帝处,因直道彼此联系,是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而“径路神祠”一语如果来自意译,则“径路”与“直道”义近,也是耐人寻味的。
秦直道交通的文化史意义
“直道”修筑的起因,在于与匈奴的战争。正如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回顾“奴隶制”以来的历史时也曾经指出,历史“逐渐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战争和交易这种外部交往的扩大”。从秦汉历史来看,与战争同时发生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形式,还有和亲、赂遗以及关市等,其性质也可以看作“交易”,而直道通行的便利使其成为这些活动的首选线路。《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和《汲郑列传》《匈奴列传》都说,匈奴“绝和亲”,即与汉王朝进入交战状态时的军事动作,就是“攻当路塞”。按照司马贞《索隐》引苏林的说法,即“直当道之塞”。《汉书·匈奴传上》颜师古注则称“塞之当行道处者”。就道路规格和通行效率而言,其中所谓的“路”与“行道”,是“直道”无疑。
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许多迹象表明,呼韩邪单于当时是循“直道”南下。《汉书·匈奴传下》记载,汉元帝时,呼韩邪单于上书“言民众困乏”,汉“转谷二万斛以给焉”。此次“转谷”运输,也应通过直道。王昭君北上经行“直道”之说,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
匈奴虽为草原民族,却受到中原消费风习影响,所谓“好汉缯絮”即表现之一。《汉书·匈奴传下》说,自刘邦时代起,汉即“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后来“增厚其赂,岁以千金”。汉王朝以“赐”的形式对于匈奴的物资输送,多有丝绸织品及成衣等。自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至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多次赐匈奴“锦帛”及“絮”,数量逐次增加。简单统计后累计“锦绣缯帛”8万匹,“絮”8万斤。如此惊人的数额,是否仅仅用以满足匈奴“民众困乏”的需要?应当看到,丝绸作为一般等价物,在汉王朝与匈奴的经济关系中发挥了作用。可以推想,匈奴得到超出实际消费需求数额的“锦绣缯帛”和“絮”,是可以通过转输交易的方式获取更大利益的。林幹曾经提出匈奴在商业交换活动中的活跃,“匈奴与羌族经常发生商业交换；对乌桓族和西域各族也发生过交换”。“(匈奴)通过西域,间接和希腊人及其他西方各族人民发生交换。”理解丝绸之路交通由“直道”转“北边道”,经草原通路西行的贸易方式,可以发现丝绸之路联系东西文化体系的伟大历史作用,其实是通过中原农耕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共同努力而实现的。而直道对于东西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也因汉匈往来相关史迹得以突出显现。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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