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兄弟齐登科 人文荟萃美名扬 不得不说的合肥进士（三）
○父子进士祠堂
○昂氏宗谱
○图为包令仪画像
○合肥包公园内有包公祠
○肥东昂氏宗祠，位于店埠镇昂集村
○图为安徽名人馆包拯塑像
○位于包公镇的包氏宗祠罗祥勇 摄
自古以来，合肥就是一方民风纯朴、人杰地灵、人才济济、精英辈出、为国为民之地，状元、进士辈出，其中，有不少还是父子、兄弟、祖孙进士，文脉昌盛、薪火相传。之所以能有这样出色的文化成果，与当地的文化发展和人文底蕴是分不开的。
今天，就让我们通过这些合肥进士的佳话，感受庐州大地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风。
家族进士科举史上的佳话
据《嘉庆·庐州府志·选举表上》载：太平兴国年间，“马亮进士第一”，“包令仪进士第一”。《嘉庆·庐州府志·学校上》郡守张祥云《重修庐州府学碑记》记述：“泉之左，旧有状元井，以宋马忠肃公举进士第一得名。”按惯例，马亮诮相当后世的状元，然而，经查阅《宋代登科录》和《中国历代状元传略》，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庚辰科状元为苏易简，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人。位列“进士第一”的马亮并未列为状元。同样，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癸未科状元为王世则，桂林永福（今广西永福）人，亦非名列“进士第一”的包令仪。究其原因，只有一种可能，马亮、包令仪的“进士第一”为会试发榜名列第一，应为会元。由于报喜人将会试第一的会元，误作“进士第一”。事实应是，经殿试后，“状元”桂冠戴在他人头上。不过，按史料记载可以推断：宋太平兴国年间的两科会试中，合肥的马亮、包令仪相继获得会元冠桂。
马亮、包令仪在科举史上有着相同经历，他们在科举史上还有一个相同点，马亮的儿子马仲甫，包令仪的儿子包拯，相继都中式进士，成为令人称道的两对“父子进士”，也是合肥科举史最早的两对“父子进士”。此后，合肥出现的“父子进士”，宋代有王之道、王莱、王蔺、王逍、王杜、王杵；明代有曹琥、曹本，黄道年、黄克嘉（武进士），王大寖、王裕铨；清代有李天馥、李孚青、李昉楙，昂绍善、昂天曾羽，程汝璞、程本节等等。
合肥士子在科举中诸如父子进士的佳话，还有诸多兄弟同为进士的。唐代杨察与其弟杨寘，兄弟俩的进士名次在合肥众多进士之中最高，前者为进士第二，榜眼，后者是中国科举史上少有的十四位三元状元（解元、会元、状元）之一。宋代留下王之道、王之深、王之义三兄弟；王蔺、王莱、王逍三兄弟，同为进士佳话，王之道一族可谓“昆仲三进士，父子两丞相，祖孙九进士”。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庐江县的王之道与弟王之深、王之义三人一同进京参加会试，齐中甲辰科进士。授官时，又同进翰林院，一时传为佳话，号称为“三桂”。敢于赴谏的王之道，屡遭秦桧排挤，前后被罢黜近二十年，直到秦桧死后，才被重用，历任枢密院、太师，被封为魏国公。
时隔四十五年，王之道次子王蔺，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进京会试，高中己丑科进士。王蔺秉承父之志，“议论峭直”“鲠直敢言”，升为监察御史、礼部侍郎兼吏部侍郎，进而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其去世后，宋理宗端平年间，加封为开国公。人称其父子为“二公”，其故居也被称为“二公村”。又因枢密使、参与政事，在宋朝时实为丞相之职，故人们称王之道、王蔺为“父子两丞相”。
王之道长子王莱，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丙戌科进士，另一子王逍也中进士，遗憾的是，其中进士年分无考；王之道之孙、王莱之子王杜，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丁未科进士；王之道之孙、王蔺之子王忤，南宋咸淳年间（年代不详）进士。
章炜，清道光九年（1829年）己丑科进士，掌河南道监察御史，后调吏科掌印给事中，壬辰顺天乡试同考官。戊戌丁忧回籍，不复出。持家，对庶母有礼，对庶弟有恩。
章炜庶弟章琼，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辛丑恩科进士。为官勤政，在家乡多有善举，捐地1100余亩置义庄；办团练，输万金入庐郡助饷。
明代，黄道年、黄道月、黄道日、黄克嘉，先后分别考中文进士、武进士，可谓黄氏兄弟三进士、黄氏一门文武四进士。
龚鼎孳，明崇祯五年（1632年）进学，六年中举，七年（1634年）甲戌科联捷进士，在科举史上传为佳话。其实，在合肥进士录中，联捷进士比比皆是，只是他们的才名逸闻不及龚鼎孳，大多被忽略了。唐、五代、宋、元，合肥联捷进士无考，单明、清两朝的联捷文进士，至少有48位，联捷武进士8位。明代有25位：惠忠、杨新、祝渊、陈厚、谢晖、吴镒、胡渊、薛远、朱绅、张淳、钱朝凤、杨钦、魏璄、沈俊、张人纪、蔡悉、许乾、龚萃肃、卢谦、吴士讲、龚鼎孳、葛遇朝、叶士彦、方名荣、单世德。
清代有23位：王凤鼎、萧嗣奇、李天馥、许孙荃、李孚青、王裛、孙维琪、李昉楙、田实发、廖躅芳、王正茂、褚启宗、张至軨、完智、王谟、汪匡峙、吴振藻、唐服膺、完迺仁、胡介耆、阚絅、蒯光典、单溥元。
武进士联捷有8位：金遇知、夏贻矩、卢维翰、董金凤、沙殿元、梁文宣、张文宣、钟联甲。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李天馥和其子李孚青、其孙李昉楙，祖孙三代皆联捷进士，可谓科举史上一大佳话。
包氏、昂氏父子进士：勤奋好学志存高远
在肥东乡间的众多宗祠中，有两座特别引人注目，分别是：门朝北开的包氏宗祠、皇帝赐匾的昂氏宗祠。这两座宗祠的兴建落成，与两对父子进士密切相关。
包令仪与包拯、昂绍善与昂天曾羽，是合肥历史上有名的父子进士。他们，都是通过科举开辟了人生的广阔天地。
24岁那年，意气风发的包令仪，怀揣理想迈出小包村的袅袅炊烟，踏上了金碧辉煌的殿试殿堂。高中进士后，先后被授朝散大夫、行尚书虞部员外郎、分帅南京（今河南商丘）上护军、南京留守等职。而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养育了包拯这位国之栋梁。
《三侠五义》里说，包公是魁星下界。他幼承庭训，勤学好问，5岁开始识字，13岁读完四书五经。公元1027年，29岁的包拯参加殿试，名列甲科一等，为第24名进士。
他先后历任户部判官、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官职。包拯最为人所称颂的是为官清正廉洁，任职端州时，当地出产的“端砚”常被各级官员中饱私囊，但包拯任职期间未曾索取一块。著名的《包公掷砚》故事便是以这个蓝本创作。包拯不仅做到了清廉，还极力维护百姓利益，不管是在地方还是中央，他一方面体察民情、兴利除弊，另一方面他不惧权贵，或法办，或弹劾，时人称之为“包青天”。
有一年，包拯回乡省亲。由于生性耿直、嫉恶如仇，他得罪了不少权贵，有人把他沿途放粮赈灾诬陷为招兵买马、收买人心、图谋不轨。为了表白忠心，包拯把正在修建的包氏宗祠的大门面北而开，意指包氏“子子孙孙永不面南”。
在民间传说中，包拯断案如神。实际上，包公善于处理棘手案件，执法刚正不阿，多次整顿吏风，成为百姓的守护神。
除了耳熟能详的“清官”“青天”形象，包公还是一位大孝子。他早年至孝，极尽侍奉父母，待父母去世，守孝期满，才离开家乡肥东，远赴京城为官。
包公不仅善于处理“内政”，在军事及外交上他也主张改革，迫切希望国家能实现富国强兵，甚至还成功出使辽国。
包拯逝世后，被追赠为礼部尚书，谥号“孝肃”，后世称其为“包孝肃”。正因为包拯嫉恶如仇、清廉正直的完美形象，成为千百年来百姓一直敬仰、歌颂的人物，包拯也早已成为家乡合肥人民的骄傲。
包拯的名字家喻户晓，但合肥还有一对“父子进士”却鲜为人知，那就是昂绍善、昂天曾羽父子。昂氏父子先后在康熙年间中进士，此后便入朝为官。康熙皇帝赠昂氏父子皆为文林郎，同时准入祀乡贤祠，敕建宗祠，即民间所谓“父子进士祠”，一时间轰动了整个庐州府。在离包氏宗祠不远的肥东县店埠镇昂集村，就坐落着远近闻名的昂氏宗祠。
有资料记载称，昂氏远祖姓聊，元末明初，因避战乱自辽东迁徙至合肥东乡西山驿安家落户。田园丰饶宜耕读，山清水秀育英才。在风云激荡的明朝末年，昂绍善在尖山脚下一农家呱呱坠地。在其母钟氏26岁那年，他父殁失怙。在钟氏含辛茹苦的抚养下，昂绍善刻苦攻读，博通五经，12岁以第一名考上巢县胶庠（古学校）食禀，县令赐姓昂。后于康熙六年中进士，“钦点内阁中书”，位列公辅高位。
其子昂天曾羽从小居住在昂集村，幼年读书早慧，康熙十七年(1678年)考上举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进士。任山东省平原县知县，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任林郎官。这一年昂氏家族最为荣耀，皇上一连下了四道诰封圣旨，先封其父昂绍善为文林郎；次封其母梁氏淑慎为孺人；三封昂天曾羽自己为文林郎；四封其妻阎氏为孺人。轰动了整个庐州府，传为一时佳话。
说到昂氏宗祠，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为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所建，共三进四厢，面积达500平方米。祠堂内有上百座花纹柱基石，上有红椽青瓦，檐下有滴水瓦当，并有木雕、瓦雕、石雕，祠堂东西两边封火墙坚强牢固。这里曾经高悬着乾隆皇帝御书的“承先启后”匾额，还有翰林院、庐州府的赠匾，流光溢彩，风光无限。
时光飞逝，物是人非，绚丽彩漆依然闪耀着昔日的荣光，精细雕纹依然铭记着曾经的辉煌，百年文竹依然葳蕤着进取的雄心。但当年次第生辉的紫檀木巨匾如今硕果仅存“父子进士”匾，斑驳的文字饱含岁月的流痕，娓娓讲述着一对父子勤奋好学、志存高远的动人故事。
龚氏兄弟进士：收藏文物贡献国家
清末民初，合肥出了两位收藏鉴赏大家。他们同为清末进士，而且是兄弟俩。一位是兄长龚心铭，一位是弟弟龚心钊。
上海博物馆有一件镇馆之宝，名商鞅量。这商鞅量又叫商鞅方升，用青铜制造。全长18.7厘米，径纵6.8厘米，横12.35厘米，深2.32厘米，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商鞅实施变法时制造的标准量器。商鞅量铭文中有“爰六积十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的字句，表明这一量器是“升”。它实测容量为二百毫升，三边和底部都刻有铭文，柄的左边刻有“秦孝公十八年”铭文，与柄对边刻的“重泉”二字，风格一致；底部刻有秦始皇诏书，与柄右边刻的“临”字笔法相同。说明商鞅量先发到“重泉”应用，秦统一全国以后，又发到一个叫“临”的地方应用。
这件镇馆之宝从何得来？话得从清末合肥进士龚心铭说起。
龚心铭，字景张，号渠生，一字伯新，龚照瑗之子，地地道道的合肥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科举人，十八年（1892年）壬辰科进士，曾任职于翰林院。1908年，南北运输大动脉津浦铁路动工兴建，出任铁路顾问。因得罪当朝权贵被弹劾免职。从此他绝意仕途，潜心学问，醉心于金石书画之学。一年，以重金购得商鞅量，十分欢喜。他对这一“国宝”爱不释手，并做了大量的考证。他在现今江苏江浦境内购得一眼五眼泉，傍泉建起一座别墅，专辟书斋，名“周爰秦量之室”。“秦量”即商鞅量，“周爰”即寿州出土的印子金“郢爰”。
之后，龚心铭把有关商鞅量的故事和资料都记录在《浦口汤泉小志》中，并结集出版，书内的《秦鞅量考》一文，对商鞅量中的文字作了精辟考证。
因为《浦口汤泉小志》的缘故，社会上的人都知道龚家收藏了国宝商鞅量。不久，龚心铭移居上海。19世纪末的一天，他收到上海汇丰银行的通知：他在汇丰银行以开滦煤栈作抵押的贷款快要到期。然而，汇丰银行却告诉他不必急着归还贷款，贷款仍可以继续使用。如果需要继续贷款，不管贷多少，汇丰银行都愿贷给。
龚心铭非常高兴，当时他正为资金周转不灵犯愁。如果不能及时归还银行贷款，根据签订的合约，开滦煤栈就会被汇丰银行收走。没想到，汇丰银行对他如此慷慨，令他十分感激。
高兴之余，他总觉得这事有点不大对劲。过了两天，他再三思忖，越想越觉得此事很是蹊跷，世上哪有如此无缘无故慷慨大方的银行？他决定先弄清楚汇丰银行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果然不出所料，汇丰银行醉翁之意不在酒，继续放款的条件是要龚家用商鞅量做抵押，企图趁龚家资金一时周转不灵，将商鞅量据为己有。
龚心铭实业当时虽然陷入困境，却舍不得用国宝做抵押。大儿媳朱静宜闻知后，把自己的嫁妆卖了，还了汇丰银行的贷款和利息，保住了国宝商鞅量。
日军占领南京、上海时，也曾派人到龚家搜寻商鞅量，龚家说已经卖到外国去了，才逃过一劫。
（下转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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