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山东为官多年,搜寻古书宏富,纂修志书数部,刊印书籍多种,为山东文教事业作出了诸多贡献。 胡德琳:久任齐鲁,痴心文教
聊城七贤祠■政德镜鉴
□本报记者鲍青
本报通讯员席真
在聊城市东昌府区的明清文化史上,有“十贤”的说法,其中包括“明七贤”和“清三贤”。而在清代乾隆年间,曾两任东昌府知府的胡德琳,是“十贤”中唯一的外籍人士。
胡德琳能以异乡人士而入“十贤”之列,源于他对聊城文教的重视和弘扬。他编纂成书《东昌府志》,出资建成“启文书院”。在书院门口,他亲题一副楹联,曰:“接武巍科三状首,传薪正学七先生。”意为书院读书的是榜首三状元式的学子,教学的是传授正学的七先生式的老师。三状元指明代茌平朱之蕃,清代聊城傅以渐、邓钟岳。七先生则是传播王阳明心学的王道、穆孔晖、孟秋、王汝训、逯中立、张后觉和赵维新。胡德琳此联,是要以先贤榜样激励莘莘学子。
到了道光年间,东昌府知府朱锦琮将“明七贤”改祠于启文书院。他在增列邓钟岳入祠之时,也特意“旁以郡守胡德琳配祀”。
为官“愿法循良”,
兴文要求“立志”
胡德琳祖籍安徽休宁,世代以经商贩物为业。到了胡德琳父亲这一代,家族将生意转移到了两广地区。后来,父亲安家落户于广西桂林。
等到胡德琳长大后,就和兄长胡德球一起外出参加童试。因为考试表现优异,二人都得到了时任广西学政沈慰祖的器重。沈慰祖于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担任广西学政,他上任后“操守清廉,品诣醇谨”,“能凛遵圣训,矢慎矢公,按试各棚,首议整饬学校为己任,一切考试鼻窦剔除净尽,士心悦服,痒序肃清”。对广西学子,他多有提携。
沈慰祖的学识和志趣,对少年的胡德琳影响深远。后来胡德琳每任一地,无不倡文兴教、奖掖士子。
乾隆十年,新上任云南学政的翰林院编修张为仪行至贵州贵阳,突发疾病亡故。朝廷决定,云南学政的空缺由沈慰祖填补。临行之前,沈慰祖特意勉励胡氏兄弟,要求他们埋头苦学,于科场实现人生价值。
乾隆十二年,兄弟二人高中乡试桂榜。胡德琳为乡试第七名举人,而哥哥胡德球则高中解元。胡氏兄弟同举于乡试,一时名震全省。
乾隆十六年,逢皇太后六旬大寿,朝廷开恩科以表庆祝。次年,胡德琳赴京师参加会试恩科,殿试后名列二甲进士。在京考试期间,他和书法名家翁方纲成了好友,并成为同年进士。
科考期间,胡德琳还完成了自己的一件人生大事——娶妻。他的夫人有一个颇为男性化的名字——袁杰。而袁杰的堂哥,则是清代大才子、著名诗人袁枚。
胡德琳的科考名次虽然不低,但却没能留在朝廷,被简放到四川任什邡知县。
上任伊始,胡德琳就展露出自己关注民生、重视文教的特点。为了表明自己的为官心迹,他在知县衙门上题写了“愿法循良”的匾额。
这并非官场作秀,而是心迹坦诚。当胡德琳发现当地交通要道“连云桥”朽烂不堪,严重影响百姓出行后,就数次实地调查,并出资重修此桥。他看到当地方亭书院“隘且卑也”,就募资扩大规模,选聘良师。他还撰写《重修方亭书院记》,借古今圣贤求学事迹来勉励士子矢志向学。
据《什邡县志》记载,方亭书院修葺一新后,胡德琳特意“录朱子(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于讲堂屏门,悬匾额大书‘立志’二字,又录朱子沧州精舍谕学者一则”。
编修志书,刻印经籍
后来,胡德琳归乡丁忧守孝。到了乾隆二十五年,胡德琳由蜀入鲁,调任济阳县令。济阳县自顺治以来,科举之业不振,魁星阁倾圮,邑志失修已有百余年。胡德琳到任后,将魁星阁移建于城东南隅,广阔其规模以扶文兴教。接着,他与门下文人征集旧志遗稿,再考古证今,为之拾遗补阙,最终成书《济阳县志》十五卷。
在济阳任上,胡德琳还积极搜罗编排张尔岐的著作《蒿庵集》。张尔岐是清初著名经学家,顾炎武对其评价极高:“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张尔岐虽然著述宏富,但刊刻不多,流传不广。于是胡德琳决意为他刊刻著作。待刻印完成后,胡德琳已经调任他地。但他依旧抽出时间为《蒿庵集》作序,他在序文中感叹道:“噫,先生之没几百年矣。余承乏济阳凡五六年,求其集未得。由是而历下,而任城,又六七年,无时不以先生之集为念。蹉跎至今日,始克成之,岂有数于其间耶?抑笃行之报,必久而弥光,天道然也。先生之书已刻者,今已呈乙览,其未刻如《春秋传议》《老子说略》诸书,我知当有好事者共完此愿力焉。”
乾隆三十一年,胡德琳调任历城县令。此时当地县志已“百余年来曾无踵修”。胡德琳次年三月就决定设局修志。约三年后,志书终于能够脱稿成书。此时胡德琳已经调任济宁,不久又调任东昌府知府。为了确保志书质量,他将书稿带往济宁、东昌任内,“凡三易寒暑,簿书之余,时勤校勘”。经过三年多时间的修改,终于将志书校勘删改完成。他于乾隆三十六年自撰序言,并致函山东政学两界名人,请求他们审阅作序。乾隆三十八年春,胡德琳接到合计九篇序言,将它们纳入志书合刻刊行。
在济宁州短暂任期上,胡德琳也坚持开局修志。他调任东昌府后,修志事业由接任者继承,并最终成书付梓。
上任东昌府后,胡德琳历时两载,数易其稿,至乾隆三十九年修成《东昌府志》。乾隆四十二年,志书终于付梓刊行。此时,胡德琳已先被革职、后又捐复,尝透了宦海浮沉的心酸。令他颇觉安慰的是,《东昌府志》刊印之时,在“总裁”一栏中,依旧署名“胡德琳”。
胡德琳在山东每任一地,总是留意牵挂修志等文教事业,为保存本土文化付出了诸多心力。
兴教东昌,牵连罢官
胡德琳上任东昌府后,委托著名篆刻家黄易刻了两枚印章。其一枚曰“书巢”,因其喜爱藏书,更爱搜罗书籍,所以将自己的藏书楼命名为“书巢”。袁枚也曾说:“(胡德琳)所癖嗜尤在于书,署中缥素山积,躬自排比。”
另一枚印章则选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两句,以体现胡德琳自己的政治理想。
到了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工程开始启动。乾隆帝为了修书,向各省督抚、学政发出了征集书籍的谕令。而各省督抚也将此命令转交地方知府去完成。
胡德琳因为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被山东巡抚徐绩委任负责搜罗审阅之责。经过他悉心采择,“除寻常书籍无庸开列外,得有古今书籍一百七十二种……后又得书一百九十二种”。
在忙于搜寻古书之余,胡德琳也继续在任职地复兴文教。他将始建于宋代、初名“自公亭”的小园林,以自己官俸扩建完善成为官家花园。乾隆帝后来巡游该园,取杜甫诗句“名园依绿水”意,为此园题名“依绿园”。园内建有诸多景致,被誉为江北名园。
次年,胡德琳将东昌城内孙家胡同私人宅院改建成启文书院,并作文以记之。启文书院内有照厅、门房、讲堂等,其内周墙复壁,榱角焕然,成为东昌府最大的书院。他在启文书院写下楹联,以先贤事迹勉励当下学子。到了道光年间,东昌知府将“明七贤”移祀于启文书院,并增配清代状元邓钟岳、前任知府胡德琳。这是后世对胡德琳治理东昌府的肯定和褒扬。
正当胡德琳在东昌府积极施政时,太监高云从泄密案爆发。乾隆时期,皇帝常常将天下重要省份道府官员的表现,秘密记录在文卷中,以作为日后提拔升用的参考。这些秘密记录,都由宦官高云从负责保存。
高云从借助这个优势,靠泄露乾隆帝的记录来结交朝中大臣,并嘱托地方官安排自己的亲属为官。此事经人弹劾后,乾隆帝高度重视,亲自主持查案。
此案涉及军机大臣于敏中,侍郎观保、蒋赐棨,粤海关监督李文照及山东按察使姚立德等多位官员。最终高云从被处斩,弟弟高云龙、高云惠等发往伊犁为奴。大学士于敏中革职留任,相关官员多被革职查办。
胡德琳在东昌知府任上,曾受按察使姚立德的委托,举荐高云龙到临清知州王溥处作了长随。胡德琳虽没有直接结交高云从,却依旧被革职查办。
数度捐复,抑郁而终
胡德琳被革职后,深觉有苦难诉。过了几年,他将“捐复”视为自己恢复原职的最佳选择。
早在乾隆二十六年时,捐复就开始走向兴盛。当时全国遭受大面积水灾,河南因黄河决口而受灾尤甚。为了募集治河资金,乾隆帝听取大学士刘统勋建议,开“豫工事例”,允许大家通过捐纳来获得官职。此后每逢大事,捐目日多。
到了乾隆四十一年,胡德琳通过捐纳重新进入仕途。先是山东巡抚杨景素为他上奏,请求“恩准已革候补知府胡德琳捐复原官”。此奏折得到了乾隆帝的允准。当年八月,杨景素又奏请委任于易简署理登莱道、胡德琳暂时署理青州府知府。两个月后,杨景素再度上疏,请求以胡德琳补授莱州府知府。
胡德琳当时还留宿在东昌府,接到朝廷任命后,随即离开寓所,上任莱州。
可惜的是,经过宦海浮沉,胡德琳的锐气遭受重击。革职起复之后,胡德琳心灰意冷,选择隐忍自保,变得异常低调。
胡德琳的低调却未换来好运。几年之后,胡德琳再度因牵连他事而被革职。这次,他依旧选择靠捐纳复官。
乾隆四十八年,胡德琳为捐复之事寓居京城,并与翁方纲等人唱和。次年,翁方纲作《续六客诗序》,将胡德琳列为“续六客”之一。不久,经过捐纳,胡德琳再度出任山东泰安知府。
人生暮年,胡德琳再度“缘事被议,有余罪”,经过弟弟胡德琅“纳锾代赎”才被释放。此后他寓居曹州,任曹州书院山长。在曹州时,胡德琳和孙星衍等文人雅士常常相聚。
胡德琳一生三次革职,袁枚称其“三仕之,三已之”。袁枚《随园诗话补遗》载:“胡书巢太守官罢,两次捐复,家资搜括已尽,第三次再捐。”《临桂县志》也记载,胡德琳为官本身清廉,又喜欢捐俸刻书,因而家无余资,颇为清贫。但胡德琳为了证明自己清白,在曹州继续等待捐纳复官。
为了劝说胡德琳,袁枚特意将宋人诗作《咏被虏女子》寄去,其中有“到底不知颜色误,马前犹自买胭脂”之语,借此婉言规劝。但胡氏最终不听袁枚之言,却未及补官而病卒。
胡德琳病故后,袁枚为其代刻《碧腴斋诗集》,并葬之于金陵瑶坊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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