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农民考古名人：跟考古队多年 被人喊“曾院士”
9月3日这天，曾卷炳没有去三星堆工作站，“要晒稻谷。”
71岁的曾卷炳家在广汉市三星村，出门就是三星堆遗址区。老伴和他都听说，过几天这里有会，要来很多专家大人物，这令他们联想到去年的“纪念三星堆发现90周年大会”。
饭桌上，曾卷炳和妻子争论起来，“石器，颜色带黑色的……”话里，不时蹦出“文化层”“灰坑”“叠压”之类的考古术语——按照他的回忆，从1980年“飞机航拍”三星堆开始，作为农民，曾卷炳就跟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始“干考古”了。他印象深刻：34年前（1986年），也是大约这个时间，考古人员发掘了一号坑、二号坑。
在广汉“考古”圈子里，曾卷炳很有名，“跟考古队多年，懂的东西多，我们都喊他曾院士。”广汉市文管所一位工作人员说道。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多位人士也称赞他“厉害”，是“元老”。
曾卷炳参与过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以及城墙发掘，又学会了陶器修复。带着手艺，他跟着三星堆工作站去过宜宾、雅安、巴中、重庆等很多地方，做发掘和文物修复。
三星堆博物馆
但曾卷炳直言，在三星堆的经历，对自己来说只是“做活路挣钱”。他只去过一次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因为他觉得里面的东西自己早都看过了。那一次进馆，他看到了自己修复后的“罐子”，“嘿嘿，心里还是很开心，听说有几件还在成都的博物馆里展览。”饭桌上
农家老汉与老伴的“考古争论”
九月了，四川盆地的天气还是热。广汉市三星村的曾卷炳光着上身，抱了一筐稻谷倒在离家不远的一块水泥地上暴晒，旁边就是三星堆遗址区，锁着门。根据考古人员对三星堆遗址提取的植物标本进行浮选分析，稻谷，也是距今三四千年前这片土地上古蜀人的主要食物之一。
下午1点过了，曾卷炳还没有吃饭。回到家，他摸出一把生花生，咂摸起半杯泡酒，院子里种了柚子，看起来，这就是一个常见的成都平原的农家。农家里的农民曾卷炳，今年71岁，饭桌上他和老伴争论起来：“那个带黑灰色的，石器不一样的嘛……”一会说起最近大半年沸沸扬扬的三星堆三号坑的发掘，“找到一个铜的，耳朵出现了，就没再挖了。”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去年年底在央视《开讲啦》节目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曾提到，去年12月2日，现场考古人员在距地表1米深左右，发现了疑似青铜器，被认为是大口尊，器物肩部的“兽头”露了出来。
曾卷炳在吃午饭
“三号坑后面，还有好几个类似的坑，位置是这样的……”曾卷炳的手指在桌子上滑动。半杯酒喝了大半，他剥了颗花生，又说：“里面有什么东西，谁也说不清。”不过，更严谨的学者——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在央视《开讲啦》中透露的说法是：脑洞再大一些，如果还有四号坑、五号坑、六号坑……有考古学者指出，类似一、二号坑的祭祀区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对祭祀区进行揭示。“三星堆祭祀区的科学考古不是为了挖坑，而是为了展现古蜀文明以及古蜀文明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的位置。”
论在三星堆的“资历”
他比不少考古人员还深
曾卷炳在三星堆的“资历”，比不少考古人员还要深。
他嘴里常提到两位“陈老师”，是当年三星堆考古的领队陈德安和副领队陈显丹，他称呼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为雷老师，而副站长冉宏林，曾卷炳还记得他来考古工地实习的样子……
又喝了一口酒，曾卷炳开始回忆。
他出生在广汉市南兴镇三星村，小时候从没听过三星堆的故事，“就记得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有搞考古的到田里插过红旗。”他说，现在的三星堆，原来是村里种庄稼的地方。
对于自己的“考古事业”，曾卷炳说，是1980年“直升飞机航拍”的时候开始的。根据陈德安的回忆，1980年秋天，三星堆遗址开始了一次正式大规模的发掘，当年用直升机在空中航拍了一个小时的遗址。
“考古”是个什么东西？曾卷炳根本没有概念。对他来说，那会只不过是换个地方抡锄头，而且每天还有工钱，“最开始八九角钱，后来涨到一块，再后来两块三块……”那年他31岁，他直言，自己去考古工地就是“做活路”、“挣钱”，“那个时候肉才几角钱一斤……”
1986年夏天
亲身见证一号坑、二号坑发掘
“考古队的老师喊挖哪里，就挖哪里，喊怎么挖——比如用手铲刮薄一点，就刮薄点……”1980年的考古发掘，持续了几个月。除了挖土、打探眼的手艺，曾卷炳没有记得更多的东西，他印象深刻的还是1986年的那个夏天。
他和妻子的记忆，与当时不少人的一样：一号坑的发现，源于当地一座砖厂挖土方时发现了玉石。之后，1号坑快要挖完的时候，“我吃过早饭过去准备拆棚子，看到旁边村里的杨永成蹲坐在那里。”走过去后，他被告知，这里发现了“铜脑壳（面具）”。他记得，接着一名张姓人员蹬着自行车去报告公安局，“机耕道石头路，他还摔了一跤，牙都磕坏了。”很快，公安也蹬着自行车赶了过来，再后来武警到位。
三星堆出土铜人头像?图据ic photo
之后，现场开始了“三班倒”发掘。曾卷炳白班负责买菜，轮到晚班时给土坑往外舀水。晚上光线不好，“有天挖到了一根手指大小的玉，象牙取了之后应该是在第二层发现的。”第二天白天，“省考古院的老师在图上看到玉的标记，现场没看到东西。”开始大家以为有人拿了，“后来我说要不在挖的土堆里找找，晚上光线不好，说不定就扔那了。”一顿刨土后，果然玉找到了，这样白班才开始干活。
曾卷炳印象里，坑的最上面是象牙，“二号坑有将近70根”，中间是一些大的青铜器，例如大的青铜立人，“最下面好像有一些玉石，都比较碎。”
“那年也是现在这个时间挖的。”曾卷炳说，因为忙于考古工地上的活，家里的好几亩地水稻，那年都是请人收割的。
曾去过很多考古工地
“搞了这么多年了嘛”
桌子上的花生没了，曾卷炳又抓了一把，边吃边说。
“后来人多了，就没有买菜了。九几年的时候，又跟到考古队搞钻探调查。”曾卷炳解释，调查是为了搞清楚三星堆遗址的范围有多大，“鸭子河两岸各几百米的范围，哪里有遗址，有多少处，都要搞清楚。”
离开了考古工地，这个活看起来“高级”一些，曾卷炳吐槽连连：用洛阳铲的探铲，手攥着往土里杵，手上全是水泡。“后来还找过三星堆遗址的城墙，也是打探眼，考古老师们要解剖城墙。”
除了三星堆遗址，曾卷炳还去过周边不少其他考古工地，还记得的有巴中、绵阳三台、雅安，“在重庆待了好几年，雅安汉源也去了好几回了。”
德阳一处考古工地上的村民
“都是跟着工作站去的。”为什么选你们？“肯定是我们更熟悉、更懂得一些，搞了这么多年了嘛。”农村老汉的“考古经”：
文化层、叠压、青铜罍……
半杯酒喝完了，曾卷炳的话多了起来，像是在给我们上“考古公开课”。“文化层”、“叠压”、“灰坑”等考古术语，甚至于“青铜罍”也从这个农村老汉的嘴里说了出来。
“先用锄头刨掉表土层，一般大概二三十公分深。再下面，就是文化层，就要开始用手铲刮，要刮得跟这个桌面一样光——路都要让你看得出来。”
什么是文化层？“比如可能土层里会有陶器，就是人生活过的痕迹嘛，土质会不一样。”
“灰坑里文化层会有叠压，哪一层压哪一层，要把这一层做了，考古队的老师们画了图，把这一层有什么东西和方位标了，才可以清下一层。”
“探方的土壁上，要刮得光洁一些，然后分层就看得很清楚了，这样老师们才好划线，把不同的层分年代。”
“在丰都的时候挖一座古墓的墓道，那次就很麻烦，因为那边的土很黏，要轻轻地刮，才能看出来明显的分层。”
“看到过一些青铜器，叫做罍，还有我修复的陶器，有那种陶盉。”
…………
三星堆博物馆里的陶器
基本是他修复的
“前几天，我还去工作站修复东西。”曾卷炳说，前段时间形似“愤怒的小鸟”的小猪成了网红，与之一同面世并引发学术争鸣的“龙凤纹”盘，他也参与了修复。
形似“愤怒的小鸟”的泥塑陶猪
而曾卷炳关于修复的故事，要从2001年开始讲起……曾卷炳没什么基础，他会种地，看到村里人编笼子、筛子，看一眼就会，所以那年他跟着工作站的人去重庆帮忙做修复时，“就看着四个老师们怎么做，学。”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再后来去巫山，自己就能独立修了。“有个底，然后找片拼，要是有口子，中间的找不到片，就要搭上去——弧度要跟上下一致，找不到片的地方，就要用石膏补、打磨；口的外缘、内缘，纹饰都要对得上。”曾卷炳说起了心得。
曾卷炳提到了郭汉中——村里那个从学徒娃娃变成修复大师的人。他记得，郭汉中跟着考古队做修复的时候，不过十多岁，“当时陈老师就说，小伙子不错，喊他跟到学习修复青铜器。”曾卷炳主要修复陶器，“粘贴、上石膏再打磨，平均一个也要花一天时间。”他印象里，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万涛老师那里，修复一个罐子，“花了好几天时间，东西太大了，陶片也碎。”
停顿一下，曾卷炳又喝了一口酒：“还有个地方，打了两三次电话喊我过去修复。”陶器修复过很多，曾卷炳总结：三星堆的最难，“要找片，还不一定找得齐。”
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工作站副站长冉宏林介绍，三星堆博物馆里的陶器基本上多出自曾卷炳之手。
“他懂得多
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曾院士”
“都知道他，他是工作站做的最长的人了。”广汉市文管所一位研究人员说道。曾卷炳的工作主要是探工，“没有发掘的时候，他就做修复。”在他看来，几十年考古工地的经验积累，使得曾卷炳比一些初上工地的科班人员还要厉害一些，“他懂得也多，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曾院士。”
形似“愤怒的小鸟”的小猪和龙凤纹盘，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辛中华所在考古工地。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曾卷炳确实参与修复了龙凤纹盘，“师傅手艺还是可以，老技工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李万涛直言，“他很厉害”，“主要修复陶器，大的小的都有。”
龙凤纹盘
三星堆工作站副站长冉宏林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曾卷炳可以说是工作站参加工作的元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在三星堆干活，参与过祭祀坑的发掘、修复文物，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里的陶器多数出自他的手。”冉宏林表示，修复陶器的活上手门槛不高，“只要愿意学，是没有问题的。”
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图据ic photo
鸭子河从三星村旁边流过，白鹭往返于庄稼地与河面，斑鸠一样的鸟儿在树草间起落，曾卷炳放下了手里的空酒杯。他说，自己这辈子是和三星堆绑在一起了。不过面对红星新闻记者的提问“想没有想过三星堆之于他的意义”，他一怔：“文物是国家的，我想啥子？”接着他还是说，自己只是去考古工地“做活路”，“挣点辛苦钱。”
尽管三星堆博物馆就在村外，他还是不愿意去参观，即使每年博物馆日可以免费开放，至今他也只进去过一回，“东西都看过的啊，懒得进去看。”也就是那一回，他在博物馆里看到了自己修复的陶器，“还是很开心的。”
说罢，曾卷炳起身，走向厨房，“哎呀，我还没有吃饭的，我去盛碗饭。”
（原题为《见证｜三星堆农民考古名人“曾院士”：跟考古队多年，“今天晒稻谷不去修文物了”》）(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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