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
上期提要:邀请陈独秀去广州的是章士钊和汪精卫,他们希望陈独秀能到那里去和他们一起筹建西南大学。因此,这次陈独秀只是途经上海,小住数日罢了。就在陈独秀托汪孟邹购买赴穗船票之际,忽然接到章士钊从广州打来的电报,说是因广州政潮突起,不宜办学,校址还是设在上海为宜。阴差阳错,原本只是路过上海的陈独秀,也就在沪滞留了。
也正因为他热烈赞颂社会主义,便跟陈独秀有着共同的语言,也就不时光临渔阳里2号。
来自三益里的“高朋”,不光是邵力子,还有他家斜对门的三位“大秀才”。
在笔者访问李书城家属时,其遗孀薛文淑如此回忆:
在三益里居住时,书城与外界往来甚少,整天在家看书,不大出门,来访的人也不多。汉俊则与他相反,每天都很忙。他住在旁边楼下,我住在中间楼上,常常能见到朋友们找他。
经常来的多是与他年龄相仿、穿长袍的先生,也有一两位比他年长,还有两位剪短发、穿裙子的青年女性给我印象较深,但除了邵力子之外,其他来客我都不知道姓名。
我是刚从家乡到上海的,对外界一无所知,更不知道革命之类的事。但是我觉得汉俊的这些朋友很异常,他们在一起经常发生争论,有时像是在吵架,我以为一定是闹翻了,可是第二天这些人还是照常来,从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愉快。
他们常深更半夜才出门,总是弄得声响很大。我对这些人的情况感到奇怪,曾对书城提出,但书城说“汉俊他们的事,你就不要去管”,可见他对汉俊的事是了解的。
书城早年投身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但他对以后袁世凯篡位、国民党的退让及军阀混战的状况深感失望,而将希望寄托在他弟弟身上。早年因家境穷困,汉俊从小就受到书城照料,并随他去日本读书。汉俊以优异成绩在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毕业后,因国内根本没有搞建设的条件,便从事革命活动,这些都是书城予以支持和鼓励的。他们两人的性格都很刚直,脾气都不好,但他们之间却很友爱和睦。书城母亲的规矩很多,她特别喜欢清静,对别人走路的要求是“轻手轻脚”,说话的要求是“轻言细语”。我们全家一日三餐都是在一张大桌子上吃饭,大家都遵照母亲“食不言,睡不语”的规定,能够例外轻声说话的只有书城兄弟,他们总像在讨论什么似的,一般都是汉俊先说什么,然后书城点头表示同意。汉俊对他哥哥也十分尊敬……
李书城家属赠给笔者一幅珍贵的照片——当年李家在三益里的合影。这张照片虽然残缺,但李氏兄弟都在画面之中。兄弟俩长得很像,个子相仿,都戴一副金丝眼镜,但李书城留着八字胡,看上去比李汉俊老成得多——虽然他只比弟弟大9岁。
李氏兄弟乃湖北潜江人。父亲李金山是潜江县私塾教师,育有三男四女,长子李书麟早逝,次子李书城便俨如长子,照料弟妹。1902年,12岁的李汉俊在李书城的挚友吴禄贞帮助下东渡日本。李汉俊极为聪颖,一口日语讲得如同“正宗”日本人一般。他还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尤其是德语,非常流利。
李汉俊最初喜欢数学,后来拜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帝国大学经济部教授河上肇为师,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当时,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甚多,而他懂德文又使他可以直接阅读马克思原版著作。这样,李汉俊成为当时中国最为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之一。
李汉俊衣着很随便,看上去像个乡下人。在上海,他曾去一家豪华宾馆看望一位德国教授,看门的印度人以为他是“瘪三”,不许其入内。不料,他以英语向看门者说明来意,使那位印度人吃了一惊,只得让他入内。过了一会儿,德国教授送他出门,一路上以德语谈笑风生,那位印度人方知自己“以衣取人”,看“扁”了来者,赶紧向他道歉。
李氏两兄弟之中,李书城不去环龙路渔阳里,而李汉俊则成了陈独秀客堂间里的常客。
李汉俊还带来另两位“大秀才”拜访陈独秀,他们便是戴季陶和沈玄庐。
戴、沈、李乃《星期评论》编辑部的“三驾马车”。那时候时兴“评论”,在北京影响甚广的是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创刊于1918年12月22日。上海这“三驾马车”效仿《每周评论》,在1919年6月8日创办了《星期评论》。此后一个多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7月14日问世。在这些“评论”之中,《星期评论》的发行量最大,达十几万份。
《星期评论》的编辑部最初设在上海爱多亚路新民里5号(今延安东路),1920年2月又迁往三益里李汉俊家,难怪有许多“穿长袍的先生”和“穿裙子的青年女性”常常进出李寓。与李汉俊同编《星期评论》的戴季陶,亦非等闲之辈。戴季陶本名良弼,又名传贤,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他比李汉俊小1岁,而经历比李汉俊“显赫”得多。李汉俊12岁赴日,戴季陶15岁赴日。戴季陶也是得兄长之助,才得以东渡。戴的长兄卖掉了土地,资助他从遥远的四川前往日本。事出意外,年幼的戴季陶途经上海时,被流氓盯住,抢去他的钱财。戴季陶痛哭流涕,幸亏一位四川同乡也去日本,看他实在可怜,带他踏上了东渡轮船。
囊中空空如也的戴季陶进入日本大学法律系,发奋攻读,学业优秀,日语流畅。富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他,发起组织留日同学会,小小年龄,被推选为会长。在艰难困苦之中,戴季陶度过了留学生涯。
回国之后,擅长文笔的他,考入《天铎报》社当记者。由于文章出色,迅即升为主笔。他从“不共戴天之仇”这一与“戴”相关联的俗语中,取“天仇”为笔名,发表众多抨击清朝政府的文章。
戴季陶命运的转折点是1911年12月25日。这天,20岁的他在上海码头欢迎、采访自海外归来的孙中山,心中无限敬佩。孙中山也看中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邀他去南京参加中华民国成立大典和大总统就职仪式。
不久,孙中山赴日访问,戴季陶被任命为翻译兼机要秘书。从此,他成为孙中山的忠实门徒。
在日本,孙中山与许多日本重要人物密谈时,唯戴季陶在他身边。
此后,孙中山受袁世凯排挤,流亡日本,戴季陶亦侍奉在侧。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戴季陶被任命为浙江支部长。
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出任大元帅,戴季陶被任命为大元帅府秘书长。
1918年5月4日,因桂系军阀操纵国会,决议改组军政府,孙中山愤然宣布辞去大元帅之职。
下期看点:初次的会晤,只在三人中进行,维经斯基讲俄语,陈独秀讲汉语,杨明斋当翻译。双方的谈话,大都是彼此介绍各自国家的情况,维经斯基向陈独秀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俄,陈独秀则介绍五四运动后的中国。第一次谈话在客客气气中开始,客客气气中结束,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似乎都在观察着对方。在杨明斋的陪同下,维经斯基一回又一回光临渔阳里,他和陈独秀的谈话,从客堂间转到楼上,声音慢慢压低。他们开始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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