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0余张照片 留下古老中国城市的影子
慈恩桥因雕琢精美，当地人称“花桥”。 
成都到广汉的路上四座牌坊鱼贯而立。 （本文图片由成都博物馆提供） 
字库塔。 
广东会馆戏台正面，梁思成对这座会馆很是偏爱。 
祠堂。
□本报记者吴晓铃
1939年，梁思成等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在开展川康古建调查时，邂逅了古城广汉。1941年，营造学社受邀为广汉重修县志再次拍摄——
6月9日，“影子之城——营造学社镜头下的广汉”展将在成都博物馆揭幕。除了部分古建构件之外，由梁思成、刘致平等中国营造学社成员拍摄于70多年前的广汉古城照片，成为展览当之无愧的主角。镜头里美轮美奂的文庙、宗祠、牌坊、会馆等古老建筑，勾勒出一座有血有肉的中国传统城市。
鲜为人知的是，这批照片在拍摄之后，一直尘封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直到几年前才被人偶然发现。2009年，三星堆博物馆与梁思成先生第二任夫人林洙联系，取回了部分照片；2017年，成都作家萧易应邀整理、复原这批照片，并即将推出《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一书。这本书作，也直接催生了此次“影子之城”展。在萧易看来，560多张照片不仅再现了中国古建之美，更是留下了中国城市的影子，以及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文脉、信仰、道德和亲情，“那是古老中国留在建筑中的烙印。”
尘封70余载广汉旧貌“重见天日”
1939年，以保护和研究古建为宗旨的民间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期间内迁西南，从此开启了川康古建考察之旅。广汉，就是其中一站。1941年，营造学社受邀为广汉重修县志再行拍摄。这里也由此成为营造学社停留时间最长、拍摄建筑最多的县城。
在漫长的岁月中，这套照片并不为公众知晓。
2007年，央视纪录片导演胡劲草拍摄《梁思成·林徽因》，前往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翻阅当年营造学社资料，才无意发现。在当年学员们拍摄的古建照片中，有一盒单独陈放。盒中的560多张照片和底片，它们来自同一个地方：四川广汉。
萧易说，营造学社1930年成立，云集了梁思成、刘敦桢等一批著名学者。他们希望通过走访调查，让中国古建筑重新进入国人视野。
1939年11月，梁思成一行沿川陕公路从新都、广汉、德阳、绵阳一路北上。刘敦桢在他的考察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广汉之行。上午从新都出发，进入广汉城时已是下午两点。他们在向导陪同下，考察了文庙、广东会馆、开元寺以及张氏庭园等几处古建。下午6点，广汉城响起了日军空袭的警报，一小时以后才解除，此时已然天黑。第二天，一行人就匆匆离开广汉前往德阳。
让梁思成没想到的是，两年之后，营造学社居然再赴广汉，并且一待就是数月，拍摄了一套完整的建筑影像资料。
广汉，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故乡。萧易说，1941年，戴季陶倡议重修县志，邀请营造学社拍摄古建照片，希望未来能把古建融入县城规划之中。当年6月，梁思成便带着营造学社成员刘致平抵达广汉，在数月内拍下了这里70多处古建筑的身影。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这项工程并未最终完成。但营造学社留下的这批照片，让广汉视若珍宝。他们后来与林洙联系，拿到首批300张照片。2017年，萧易接到广汉邀请，重新整理这批照片。在胡劲草发现的资料之外，他和广汉相关工作人员数度拜访林洙，又在林洙推荐之下，于清华大学档案馆找到剩下的照片，共计560余张。在尘封70余年之后，古老的“广汉城”终于重见天日。
梁思成镜头下的惊喜
70多年前的广汉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恢宏华丽的牌坊、布局规范的文庙以及热闹的宗祠……广汉，给梁思成、刘致平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在营造学社拍摄的古建照片中，广汉的这批建筑年代远远比不上此前在北方拍摄的古建。萧易说，1932年至1937年，梁思成和林徽因走过蓟县、正定、应县、大同、太原等地，完成了对137个县市、1823处古建的调查。“他们在五台山就曾发现了唐代古刹佛光寺，回击了日本学者提出的中国已无宋代之前建筑的论断。相比之下，经过明末战乱的四川，大多数的公共建筑已是清代留下来的。”不过，在广汉的几个月里，梁思成和刘致平几乎拍下了这座城的所有古建，其间仍不乏惊喜。
镜头之下，着墨最多的有广东会馆、广汉文庙、龙居寺、张氏庭院……萧易在整理时发现，这些建筑最多的拍了三四十张照片。在梁思成整理的川康古建调查成果《西南建筑图说》中，他也专门提到广东会馆、龙居寺等建筑。
龙居寺，广汉现存最大的一座寺院。2013年，龙居寺中殿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一幢明代古建，其中绘于明成化二年（1466年）的10幅彩绘壁画，经历了500多年光阴，至今保存完好。
当梁思成穿过刻有“龙居古刹”4字的山门，中殿四壁的彩绘壁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梁思成曾这样写道：“其左壁一侍像，姿态丰满，线条圆熟，尚存宋人笔意。”萧易说，刘致平在后来的文章中，也曾专门写了龙居寺壁画。他将广汉龙居寺、新津观音寺、峨眉山飞来寺一同誉为四川明代寺院的杰作：“至于人物的形体姿势以及线条笔法，全是上品。”
对广汉留下的会馆，梁思成和刘致平也颇为青睐。萧易说，清代广汉曾有会馆33座，上世纪30年代仅余不到10座。梁思成在1939年第一次到广汉时，便拜访了其中的广东会馆，并留下“工作最精、规模亦最巨”的评价。1941年再赴广汉，梁思成和刘致平造访了广汉城里的其他会馆，以及三水镇、高骈镇的会馆。他们的镜头记录下了广东会馆精巧的设计与华丽的雕刻，定格了江西会馆如同花朵般含苞待放的藻井，以及黄州会馆几乎无处不见的木雕。除了照片，两人甚至还将湖广会馆、黄州会馆等进行了测绘，留下珍贵的建筑档案。
如今依然保留完好的广汉文庙棂星门，同样被梁思成忠实记录，其以红砂石构成、上涂油饰或施彩绘的做法，他认为是“古法仅存者”。
上世纪50年代，林洙调到清华大学工作，在资料室负责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在整理广汉的资料时，她还发现了广汉古建的一大特点：“宗祠的比重极大，有的满条街都是，而且建筑质量极高。外表华丽，内部整洁严肃。”2018年，林洙应萧易之邀，欣然为《影子之城》一书作序，在序中也直陈了广汉古建的这一特点。林洙说，她曾专门就此问过梁思成，“梁先生对我的问题也很感兴趣。他严肃地说，‘这就是广汉的一大特点。说明广汉人民对祖先的尊敬与崇拜，能促进整个宗族的团结。为什么广汉比周围的县都发达、繁荣，原因就在于此。\’”
古老中国城市的影子
560多张照片，留下了广汉古建的雕梁画栋、翘角飞檐。然而无论是林洙，还是萧易，他们均认为这不仅是了解中国古建的窗口，更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梁思成和刘致平镜头下的广汉，正是古老中国城市的缩影。
当广汉城的古建被镜头定格，泛黄照片讲述着一座城市的古老往事。
“事实上，梁思成等人在赴广汉调查时，受西方文化冲击的中国，古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亡。”萧易说，梁思成曾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中痛惜写道：主要城市今日已拆毁逾半，芜杂可哂，充满非艺术之建筑。纯中国式之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市民毫不觉可惜……在这种背景下，广汉还保留着城墙、衙门、文庙、城隍庙、牌坊、奎星阁等中国古代城市的“标配”，自然难能可贵。“梳理这些照片，不难发现人与城市、人与建筑千丝万缕的联系。”
1939年，当梁思成和刘敦桢从新都一路风尘仆仆抵达广汉时，他们首先便在广汉西门外看到了4座清代牌坊。梁思成曾这样描述这些牌坊，“前后四座鱼贯相连，极为壮观。”在查阅资料时，萧易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明代以前，牌坊更多还和科举有关。不过到了清代，节孝坊和烈女坊便后来居上，成为数目最多的一类。广汉的这4座牌坊均为节孝坊，便是清代中国牌坊史的缩影。“牌坊种类的变化，对应的是当时社会风气的转变：乾隆年间，在广汉当地县志中的贞妇、烈女只有11人，到嘉庆时便有120余人，而同治年间，一度激增至500多人。节孝牌坊的高大华丽，背后却是旧时女性难以言表的艰辛。”
广汉城里的建筑，每一种都镌刻着不同的故事。
在萧易看来，写满故事的牌坊，既是庄严的地理坐标，也是精神的华表，比如有了祭祀孔子的文庙等，古老的城市才流淌着源远流长的文脉。“为什么中国从明代开始，每座城市都有城隍庙？这是明太祖朱元璋希望通过城隍，把人间的官僚体制搬到阴间，‘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整理照片的数月中，萧易对照地方志，梳理古建的历史沿革，走访街头巷尾与老人聊天，将这批零散的照片，“复活”成有血有肉、有人情味的城市。萧易说，“营造学社的这批照片让我们了解清代甚至更早时候的城市的风貌，而我就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书以及此次展览，让人们了解这些建筑为何会在我们的城市里出现。”
让人唏嘘的是，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彰显城市旧有秩序和文化的建筑，在70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衰败。梁思成等镜头下的广汉奎星阁，原本建在南门城墙之上，如文笔高悬，是当时汉州八景之一。但1941年营造学社前往时，奎星阁已“年久失修，行将倾倒”。城隍庙虽然结构还保存完好，但山门已破败陈旧……时至今日，被营造学社拍摄的70多处古建，现存已不足10处。
正是在此背景下，成都博物馆策划了此次展览。成博总策展人黄晓枫博士直言，“这虽然只是一批照片，它们承载的信息却是一座老城的景观和历史，能够唤起人们对古老建筑和城市的记忆。而抗战期间，营造学社在恶劣的环境中依然坚持对古建的考察，对今日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有启示意义。”
照片已然褪色，它们承载的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内涵，却在一代代人的解读中得以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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