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黎见三先生
黎见三先生的书法作品
已故知名书画家黎见三先生，有个性、有风骨，是同事刘伯骏先生的老师，还和我隔代奉节老乡、清末湘军名将鲍超有些关系，且有恩于我。早就想写点缅怀见三先生的文字，只因对他的卒年存疑，以致于困绕我达十多年之久，迟迟未能动笔。
早在本世纪初，挚友张孟先生在病入膏肓之时，就殷殷嘱我写篇见三先生的文章，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当时，他还嘱咐黎见三的儿子给我送上一份他父亲的简历。我并不认识黎先生的这位儿子，在张孟逝世后，几经周折，这份简历才转到我的手里。薄薄的两页纸，密密麻麻的文字，记述着他父亲教书生涯的“流水账”，而且说其父生于1907年，卒于1987年，享年81岁。先生的卒年和我的记忆对不上号，于是顿生疑窦，苦无证据，不能自拔。前些日子，我在网上查黎见三的相关条款，竟赫然写着：“黎见三（1907-1987），原籍梁平人，号石翁，斋名日月堂。毕业于省立万县师范，授教于蜀中五老七贤的赵熙……培养出刘伯骏、苏传熹（原重庆博物馆研究员，工山水画，已故）等美术人才”。很显然，黎见三卒于1987年似乎是铁板钉钉子，成了定案，并传诸后世。我于心不甘，又搜肠刮肚，冥思苦想，终于在2021年末，我在清理印章时，重读了1988年冬我所收藏的黎先生刻的两方印章的边款，找到了先生不是卒于1987年而是卒于1989年的“铁证”，便心花怒放，连夜走笔。
初识见三先生，大约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那时，我常常见到刘伯骏和他的老师黎见三出入报社，师徒一前一后，俨然有序，令人钦羡。黎先生精干，清瘦，个子不高，和刘伯骏微胖的身躯比较起来，相形见绌。但见三先生威严、孤傲、才气，令人敬而远之。
见三先生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曾在梁平、云阳、宣汉、达县等地的师范学校和中学教过美术、语文等，有深厚的文化功底，有过人的书画和篆刻才能，“孤傲”使他名世，“孤傲”也使他在“反右”年代受到不公正待遇，困顿坎坷，长达十多年。当时，我和刘伯骏同在《通川报》组版组工作，既是同事，也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他给我讲了许多关于黎见三的往事，至今还记忆犹新。
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达州宾馆请了四五位知名画家作画，其中有刘伯骏、黎见三，其他几位记不得了。当时的达州宾馆，具有地委招待所的功能，有接待上级领导和贵宾的任务。刘伯骏任组长，规定在1月之内，每人作国画3幅。其他画家都听从刘伯骏的安排，每天绘画不辍。唯独黎见三不听从“高徒”指挥，每天逛大街，“游山玩水”，吃饭睡觉时才见人影，其余时间“不假外出”，不见踪迹，为此刘伯骏叫苦不迭。
直到最后三天，黎见三“灵感”突来，绘画激情迸发，势如破竹，展纸挥毫，一蹴而就，三幅国画，只花了两天功夫就完成，在场画家们都惊叹不已。这时，有的画家第三幅画才刚刚动笔。刘伯骏当时已蜚声画界，在谈及他的黎老师高超的画技时，也由衷地敬佩，自叹弗如。他收藏黎见三的字画不少，但从不轻易示人，视为镇家之宝。
后来，我在一位蒋姓朋友家见到黎见三的一幅山水画，苍劲、葱郁、大气磅礴，震人心魄，显然画风属“豪放”一路。在2001年夏，我收藏了黎见三一幅纸质扇面国画，玲珑剔透、可爱至极，彰显黎先生的“婉约”画风，特别难得。在装镜框时，我还特地在扇面的下方用小行书慎而重之地写了跋记，其中的一段文字是：“初见此画，其貌不扬，细细品味，却韵味无穷。画中夜色朦胧，月光如洗，远山近景，隐约可观，给人以淡雅恬静之感。这也许就是‘宁静致远’的意境吧。尽管此画面料普通，非绸非缎，但余甚爱之。”这幅袖珍扇面画，在我厅堂悬挂了十多年。
见三先生还是书坛高手。我很喜欢先生的字，并向他请教过书法。他说，“你把羊毫写硬了，字就写好了。”纵观古今书家，没有人像他这样论及书法的。当时，我不曾领会。后来仔细想，也确实如此，见解十分精辟。即是说学好书法，一定要下苦功夫，除天资外，还要加勤奋。我还请见三先生惠赐一幅字，他答应了的，但不久他就辞世了，甚为遗憾。在本世纪初，我收藏了见三先生的一幅字，中堂，是一位朋友转送我的。内容是“大江东去”，即苏轼词《念奴娇·赤壁怀古》，落款是“丙寅中秋，书苏轼词，石翁于日月堂”，并镌有名章和“日月堂”两方印章，一阴一阳，十分和谐。作品立书，八行，章法布局，恰到好处，用墨浓淡枯润，变化多端。整幅作品可用“刚劲勃发”“炯炯有神”“字字鲜活”来形容。常言道“字如其人”，先生的才气、文化功底，以及孤傲的性格耀然纸上，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书法珍品。
谈及先生的字画收藏，那简直是一个传奇故事。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先生收藏的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一本册页，名为《宝鼎斋摹古》，共13页，大小为26×33厘米，其中一页上盖有“南坪山馆精赏”的阳文篆字印章。“南坪山馆”是谁家的斋号，不可考，好像与董氏无多大关系。《宝鼎斋摹古》是董其昌摘临褚河南（遂良）、颜平原（真卿）、李北海（李邕）、怀素、虞永兴（世南）等人字帖最精彩的部分。比如褚遂良书《游思赋》（南朝文学家鲍照撰），颜真卿的《蔡明远帖》，李邕的《李思训碑》，虞世南的《大唐故汝南公主墓志铭》等等，都是名家名帖，十分难得。董氏临摹的这本册页，字迹流利，秀美，如他所说的“率易中得秀色”的风格，抢人眼球。对董其昌其人，我是恶其德，爱其字。见了黎先生的这幅收藏品，我当了一回“有心人”，复印一份，保存至今。
见三先生收藏《宝鼎斋摹古》等古字画，与我的老乡、大名鼎鼎的鲍超颇有些关系。鲍超（1828-1886），字春霆，奉节安坪人，行伍出身，清末湘军名将，也是曾国藩的干将，是镇压农民起义军太平军和捻军的刽子手，一生参加过500多场战役，受伤108处，只活了59岁就去世了。他作战至为凶悍，被誉为湘军“最猛大将”。他深得朝廷信任，曾任过浙江提督和湖南提督。湘军“最猛大将”竟出自奉节，乡人都引以为傲。在家乡一说起“鲍爵爷”（鲍超因作战有功，被封为“一等爵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晚年的住处被称为“鲍公馆”，离奉节中学不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奉中读初中时，在一个周末曾约了几个同学去寻找“鲍公馆”遗迹。不过，遗址上早已建起了火电厂，昔日“鲍公馆”已了无痕迹。据说鲍超妻妾成群，但都和鲍超一样，大字不识几个，对鲍超遗存的古字画没当回事，有的甚至用来剪鞋样，糟蹋圣贤。这时正在奉节毗邻县云阳教书的黎见三，慧眼识珠，用低廉的价格收购了一些鲍超遗存的古字画，《宝鼎斋摹古》便是其中之一。从时间上来看，鲍超的卒年和黎见三的生年只相差21年，鲍超家道中落，黎见三正处于青年时代，他收购鲍超家的字画，是很有可能的。
我收藏黎见三先生两方印章的事，还得从我创办“龙凤阁”装裱店说起。
1988年春末，我已任《通川日报》副总编，为了报社的生存发展，报社决定由我分管报纸改为分管经营。为报社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筹措了3万元资金，开办了“龙凤阁”装裱店，请张爱萍将军题写了店名，请黎见三先生刻了两方印章。在那文化荒漠的年代，黎先生对于报社的这种兴文创业善举，是倾心支持的。这年夏秋，在“龙凤阁”开业时，地区一些书画家还送来了书画作品以示祝贺。其中就有黎先生送来的一幅条幅，悬挂在店内右侧。后因报社要建职工宿舍，“龙凤阁”门市须撤迁，加之当时装裱业不景气，“龙凤阁”经营了3年多时间就停办了，见三先生的书法作品也不知所终。但黎先生所刻的两方印章，我至今还保存着。两方印章均为普通寿山石，2×2厘米见方，篆字，所不同的是“龙凤阁印”为阴刻，“龙凤阁赠”为阳刻。两方印章的边款颇有意味。名为“龙凤阁印”的边款为：“偶似汉印，坚朴一路，且有新意，不知能如人意否？戊辰腊月五九石翁呵冻刻”；名为“龙凤阁赠”的边款为：“拟泥封，平实一路。戊辰冬，石翁刻”。“边款”不仅说明了印刻的来路“拟汉印”“拟泥封”，而且非常自信，自我评价是“坚朴”“平实”“有新意”，意在嘱咐收藏者好好珍惜。更为重要的是注明了篆刻时间。经查，离1987年最近的“干支纪年”，“戊辰”正是1988年，和我的记忆完全吻合。见三先生受我之托，于1988年冬和1988年“腊月五九”，即非常寒冷的日子，在耄耋之年，“呵冻”握石捉刀，为我刻了两方印章，为此我特别感动，特别珍惜。
在我收到两方印章不久，就听说见三先生去世了，得此噩耗，深感惋惜。我受伯骏先生之约，一天午后，便提着香蜡纸钱，一同到达城南外黎见三家即梧桐梁的一个小巷子里，祭奠黎先生于灵前。时间是1988年春末或夏初，天气不甚冷热，我和伯骏先生都穿了绒衣。黎先生遗体上盖着一块红布，静卧在一间很简陋的屋子里，临街摆放着香炉，周围有二三个花圈。灵堂简朴到几乎寒酸的地步。对门一间同样简陋的屋子里，有一二人坐着，有男有女，大约是黎先生的亲属，伯骏先生可能认识，和他们说了些话，我们就离开了。在回报社的路上，我和伯骏先生都没言语，对一位书画名家的黯然离世，心中不由得阵阵酸楚，怅然若失。
是的，中国是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对高素质的文化人才特别珍惜。黎见三先生一生默默无闻，耕耘教坛，潜心书画篆刻达数十年之久，精神十分可贵。像见三先生这样对文化作出重要贡献的文、书、画、印“全才”，实在不可多得。在先生辞世34年后，我谨以此文表示深切的缅怀之情。
时至今日，我才以此拙文向张孟先生交上“答卷”。在歉疚之余，心中也有几分安慰，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李明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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