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大读书的那些往事
电大首届中文系达县市总工会教学班1985年毕业合影
我1965年民办中学毕业，被分配到水泥电杆厂做工人。
我爱好读书和写作，那几年，市面上少有文学书籍可读，我常去人民公园达县图书馆阅览。图书管理员姓王，男，脚有些跛，人们叫他“王 哥”。每次进入阅览室，他脸带笑意，微微点头示意，仿佛是在鼓励。1976年，达县地区图书馆始建于朝阳东路文化巷，在电杆厂附近，成了我常去的地方。
1969年，我意外得到一批书籍，中外名著都有。有关系好的朋友向我借阅，要打借条。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上世纪70年代初，水泥电杆厂由人工改为机器制作，白班夜班两班制，因生产场地局限，每班工作3个小时，我有了更多时间读书。我坚信，“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1977年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新闻媒体,均以头条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及其招生条件的消息。消息传出，撼动了中国城乡各地，激活了全国知识青年。
我们虽爱好写作，但这只是高考语文的一部分，高考不仅考试语文，还要考试政治、数学、历史、地理，高考开初前几年，不考外语。恢复高考，最具实力的是老三届中的“老高三”，我们是初中生，高中数学知识为零，不敢参加高考。
有一个爱好诗歌的朋友姓杨，1966年初中毕业，当年被分配到机修厂做工人，参加1978年高考，虽数学考了24分，但政治、语文、历史、地理成绩较好，被中文系录取。杨的大学同学，有一位当届高中三年级班主任和他的学生一起步入考场，同时考中，并在一个班就读。
民中同学李德恕、李仁静、胡道煊、张正己等，也在那几年相继考上大学，我开始自修高中课程。1979年参加高考，因数学成绩太差，我榜上无名。那时，我已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听从老婆劝告，熄灭高考梦。
1981年四川电大公示：1982年汉语言文学招生，不考试数学。消息传来，高考之梦重新燃起。薛有为、谢家政等我们几个中学同学相约在一起商量。谢家政放弃，他写作一枝独秀，但要考试政治、历史、地理，他感觉没有胜算。薛有为找来电大考试资料，我们开始夜以继日复习。
我将电大招生消息告诉同厂的机修工人石明虎，他是中专毕业生。报名那天，正上班，我们临时请假，穿着油腻的工作服去了文化宫。考试结束放榜，我们均被录取。
开初，水泥电杆厂领导不同意我们脱产读书，说：没经过组织推荐，属私自个人行为。市总工会教学班郭俊淑校长三番五次给厂领导做工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于绿灯放行，准予我们带薪半脱产读书。我们去办公室向厂长表示感谢，厂长说：“要感谢就感谢你们的郭校长！”同学中类似情况不少，郭校长均一一跑动说服。
郭俊淑校长，年过50岁，中等身材，身体瘦弱，齐耳短发，衣着朴素干净，满脸慈祥微笑，略显疲惫，常穿着一双轻便布鞋方便跑动。她曾在宣汉南坝镇中学任教，一生从事教育事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和蔼可亲，深得同学喜爱。为解决青年求学渴望，1982年电大开学前，特招旁听生，即经考试未被录取的同学，或没经过考试的同学，均可入校旁听，与正式生一视同仁，实行学分制，只要学分成绩达到要求，就可发放毕业证。电大旁听生不少，单位不同意脱产读书的理由充分，这些旁听生，更需要郭俊淑去单位做脱产读书的说服工作。郭俊淑为电大同学读书呕心沥血，成了一个跑不停的人。后被评为四川省劳动模范，桃李满天下，为电大教育作出不小的贡献。前几年，郭俊淑校长患病住院，要子女不要告诉任何人，怕打扰我们。她逝世后，电大同学自发去殡仪馆悼念。我手持花圈，虔诚步入灵堂，忍不住失声痛哭跪拜！
同学中不同年龄、不同工作、不同职务的都有。男同学30岁左右居多，已结婚生子，最小年龄刚高中毕业不到20岁。我的同桌，是一个女同学，一个事业机关文员，19岁。我33岁，年龄相差较大，我开玩笑说，你应该叫我“王叔叔”。她不屑一顾，回说：“瘪叔叔，想占欺头，少来！”
电大达县市总工会教学班82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电大首届中文系，设三个班，集中上课听电视广播教学，统一收听全国有名望的大学教授讲课录音。开设课程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现代文学等必修课，还有一些选修课。课堂上没有老师现场面授，也就没人现场监督。同学们认真听讲，不时做笔记，没有人交头接耳。
我被分配到第三班，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辅导老师上课时，我争坐第一排，将手放在后面背起，如小学生上课听讲一样。有一位辅导老师是刚毕业的名牌大学生，成绩较好，肚子有货，但口才欠佳，茶壶有汤圆倒不出来。同学们听后不满意，纷纷离去，下课时，教室只剩我一人。过后，学校另请其他辅导老师。
每天下课，虽不是我当值日生，我也会自觉留下来，打扫清洁卫生或做其他杂务工作。同学们选我当班长，粮机厂杜鸣同学为副班长。其实，我们就是清洁班长、打杂班长，收集同学作业本，呈送辅导老师。我们三班同学有不少旁听生，正式生与旁听生之间相互尊重，和睦融洽，成立学习小组，相互学习，相互讨论，热情很高。
王道治老师，电大任教时46岁，人称“王秀才”，任辅导老师兼校务。常戴一顶鸭舌帽，穿发旧的毛料中山装，身材孱弱，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架在脸上，文质彬彬，常咳嗽不止。主要工作是修改我们的作文。同学中有精彩的文章，他用毛笔书写成大版范文，加上自己的评语，让同学们阅读，很有启发。
在他的提议下，我和10多个同学成立学习小组，每个星期天聚集在他家中学习讨论。他住小北街一大院内，单身一人。家中摆设简单，靠墙壁几个大书柜令人注目，装满了书籍，多是中外名著，让我们好生羡慕。他约法三章，书柜内的书籍只供阅览，不可借走。
每周讨论，多是我们自己写的文章，自己朗诵，交由大家评论。有时观点不同，干起嘴仗。王老师让我们畅所欲言，最后，他对文章作出自己的评定，精辟深刻独到，让我们信服。有时，他拿出自己写的手抄本诗集让我们观阅，这是他青年时期对一个妙龄女郎钟情的诗句，含蓄隽永，意蕴无穷。
王华益在电大任辅导老师时40岁，形象儒雅，穿着得体，曾任达县教育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副教授，后任达州市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院长。他来教学班上第一次辅导课时，有不少30多岁的同学感觉王老师太年轻，私下议论。王老师提高了音量说：“同学们，我已经40岁了，是西南师范学院毕业的大学生。”那时，教育学院与师范专科学校只是达州唯有的两所大专学校，王老师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老师，讲起课来得心应手，声音洪亮，不久，同学们被他讲课所折服。
我常抱着同学们的作文本去他川剧团住家，王老师的爱人是川剧团演员。若晚上去他楼上住家，可看川剧演出。他对同学的写作逐字逐句严审，错别字，不正确的标点符号，很少遗漏修改。每次去他家，他给我开小灶，将我的作文本拿出来，认真分析，还说：若要文章写得好，不仅要多读书，勤练笔头，还要丰富自己的生活，“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一直牢记这句话，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电大是一所开放式成人大学，宽进严出，每学期考试都像高考一样严格要求。考前，同学们都会安排一个月时间复习。厂方同意我半脱产读书，生产小组对我说，若学习时间不够，你可不上班，考勤给你打上。其实，三年读书时间，我都是全脱产。爱人为支持我，不要我做任何家务事，她一人既要带小孩、上班，还要买菜做饭。有的同学读电大，因单位不同意，不能听广播教学，完全是业余时间自习书本教材，或星期天听辅导课。迎战考试，只有晚上复习，往往深夜两点后才睡觉，有时不知不觉天已破晓，还得赶紧去上班。每学期考试完后，同学们都会消瘦许多。
粮机厂杜鸣同学，与同厂9位工人参加电大高考，结果被录取了两人。粮机厂工作实行任务个人定额包干，厂领导不同意半脱产读书，经郭校长向厂领导做工作，同意生产任务减半，但须扣发一半工资，上班可不打考勤，完成任务即可。粮机厂离学校要走一个小时路程。第一学期考试，粮机厂有个同学因考试没有及格，自行退出，仅剩杜鸣同学。寒冷的冬夜，杜鸣住在木阁楼里不方便生火，穿双筒靴泡在热水盆里取暖，水冷了又换。复习考试课程有时到天亮，匆忙洗把脸买个馒头又赶紧上班。
有一位女同学，正在怀孕，挺着大肚子进入学期考场。见她捧着肚腹，缓慢步行的样子，我们生怕她的孩子出生在考场上。
改革开放后，达城个体户生意骤起。1983年冬，有几个朋友拉我合伙开办“上海服装店”，租文华街门面。我坐火车乘轮船去上海进货，并站柜台销售。生意初见成效，萌生不读电大的想法。郭俊淑校长闻讯，来到我门市，苦口婆心开导，让我幡然醒悟，退股“上海服装店”，继续电大学习。
1984年4月，第三届“达城之春”音乐会举办，电大同学将张爱萍将军写的《凤凰山上凤凰飞》古体诗改编为合唱歌曲：“凤凰山上凤凰飞，骏马奔腾骏马催。常忆州河风卷浪，万山红遍待时归。”电大二班同学李开杰任音乐总指挥。演出结束后，同学们给时任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写信，汇报学习情况及今后打算，并随信寄上《凤凰山上凤凰飞》录音带。
张爱萍将军于1984年5月给达县市总工会电大班师生回了信：收到你们的来信、照片、纪念章和录音磁带，听到来自家乡年轻一代的悦耳歌声，感到十分亲切，十分高兴！谢谢你们的深情厚谊，为我的诗文谱曲，并在“达城之春”音乐会上热情地演唱，使我仿佛看到了家乡精神文明开展的可喜景象。希望你们在广播电视大学的学习中取得优异成绩，把我们可爱的家乡，多少革命先驱为之奋斗的老根据地，在你们年轻一代的手中，建设得更加兴旺、美好。让我们豪情壮志的歌声响彻整个大巴山。
（下转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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