赈灾济困 国家大政 修桥培路 泽福人群（三）

清嘉庆七年之后，绥定各县陆续复办公善事宜，朱老汉仅以民国版《达县志·卷九·礼俗门·公善》为据，把达县所办的几件大宗项目简介于后。

养济院：达州（县）旧养济院兴建情况史志不详，“只知其院址在东门外城畔，嘉庆初，因战事需要疏浚城壕，将旧院拆毁。嘉庆七年，达县知县余永宁因思孤贫残疾等赋形缺陷，自宜倍寓慈祥，当此疾痛呼号，鸠形鹄面，实有令人耳不忍闻，目不忍见。守斯土者凡茕孑孤民饥者食之，寒者衣之，凡属分内之事，安可任其露处乎！”于是捐养廉银，在城东三里外胡家坝（原卫生学校背后）重建养济院一座。“计有木质瓦房三十六间，均深一丈四尺，宽一丈二尺五寸，柱架梁四围，筑有墙垣。”陆续收养孤老多达一百三十余名（民间把养济院叫“孤老院”），院侧有零星空地，让部分孤老种菜自食。孤老口粮报省督同意，在国库丁银项下支给。有时接济不上，余永宁又捐廉俸补足。

清朝后期，地方财政困难，孤老越来越多，政府手长衣袖短，无力收养。院中孤老相继亡故，出的多，进的少，加上瓦房年久失修，日益破败，至民国中期，养济院名存实亡。少数孤老每天跪在大道边黄葛树下叫爷叫婆，靠行人施舍活命。1950年院内孤老由人民政府收容。

长生会：清嘉庆初年，白莲教“倡乱”，达县城“大兵云集”，成为平乱军事指挥中心。“祸不单行”，战乱之际又遇瘟疫肆虐。城内有个叫王珠的绅士精医术，又热爱慈善事业，捐出大笔银两购置药物，施医施药，治愈了不少患者。清廷总督勒保感激王珠善行，奖给白银一千两，王珠坚决不收。地方人士鉴于慈善组织“十全会”经费困难，请求筹款维系，勒保于是以这千两白银作十全会基金，将十全会改称“长生会”，又大力劝募，将钱购置田产和街房，每年约收租金与谷物合银三百余两，作捞浮尸、施槽板、支付栖流所木柴薪炭费用。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金会款项并入“同德堂”。

养育堂：清同治三年（1864年），绥定知府唐炯在达县城北门外建“养育堂”，收养弃婴。大力劝募集款买田产二十契，每年收租谷四百三十六石多。另呈报省督以每年津贴余项补堂款之不敷。举公正绅士为堂长，综理一切。其养育办法分为堂养：每乳妇哺一婴儿，每月给钱一千文，京斗米二斗五升；寄养每月给市斗米一斗。管理章程订得极其周详。1866年春荒严重，米价腾贵，弃婴更多，堂内经费不敷，无力收容。绥定知府顾开第又动员募捐，并规定一律实行自养，养育堂补助钱粮。日久蔽生，谎报冒领者又多。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改订章程，派府经历总管堂中事务，选绅商十二人分作三班，每月轮流经理，并修订自养办法及冒领惩罚条例。其后，改善管理措施，广置田产，增加收入。民国中期，收养弃婴最多时达一百三四十名。民国二十四年以后，育婴由“三善堂”接办。

栖流所：清嘉庆十四年，东乡（今宣汉县）人罗思举任清军绥定协副将，在达县城西门外建栖流所，收容乞丐栖息，后迁北门外。同治初年，绥定知府顾开第、驻军营游击琦明认为所内男女混杂，恐生事端，着手在西门外机仙庙侧修瓦房数间作为女栖流所。城内慈善组织对栖流所内乞丐疾病施药饵，死亡施木匣，严冬，施木炭、草荐。个别场镇也建有栖流所。

点痘局：旧时，“天花吹苗，非常危险“，育婴者视为婴孩生命大关——痘麻关，患者不死的轻则面麻，重则眼瞎。其后，从欧州传来种牛痘，减轻了危害。清光绪九年（1883年），绥定知府唐炯兴办点痘局，附设于养育堂内。其经费由麻柳场白云寺僧产支付。民国年间，普种牛痘。

同德堂：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达县绅士王紫垣等倡募，共集钱数千串，购买田地、街房数处，又合并养济院、长生会公款，每年约收租谷一百七十石，每月给养济院孤老补助一千文，逢年节各给米二升。堂内设医馆，施医施药，严冬制发棉衣。其后，又买田一契，年收租谷三十石，致养济院收养孤老增至一百多人，举绅士十二人轮流管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同德堂与养

育堂合并为救济院。次年，在西圣寺成立四川省第十五区救济院，专员袁济安委退伍少将军官邓占荣为院长，收容来自通江、南江、巴中、宣汉等县流离失所老者三百余人。民国三十年救济院经费不济，院长邓占荣变卖私产三十石田租维系院民生活。三十三年，邓占荣实在无力继续承办，人员大量流失，救济院只得交达县养济院接办。达县养济院请县民众教育馆代办织布班，选送三十名有劳动能力的学习织布，织毛巾、织袜子、染色等技能。其收入以缓解暂时困难。民国三十七年七月，达县为救济院筹募黄谷六千五百四十七石，法币二十五亿多元，留院孤老、残疾人员共七十二人。1950年，人民政府接管救济院。

教养工厂：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达县知县邓维祺见监狱罪犯日多，浪费口粮，给囚犯自新之路，拨罚款银五百两在城内北街开办习艺所，派一些轻刑罪犯习艺生息。宣统三年（1911年）知县广厚改名为“劝工局”。民国二年（1913年）改为苦工厂，继改称工艺局、教养工厂、劝工局，地址也几迁。民国十六年各慈善团体划拨经费改办为教养工厂，内分纺织、织袜、印染、木工四科。民国二十三年停办。

筹赈局：民国八年（1919年）秋，邻县大旱。次年春。“灾民扶老携幼，拥集城内，多鸠形鹄面，惨不忍睹。”达县地方人士，“兴办平粜，附设粥厂数处，办理数月，全活无算。”事后结算。尚余一千七百元，将余款在明月乡买田几契，年收租谷一百四十余石，作为赈荒基金，成立筹赈局。其后，又提徐公会田产、社仓济仓田业六契的所收租谷，作为筹赈局常款。1924—1925年，赈济达县城区及重虹、宝芝、清风各乡旱灾，支出费用二万余元。是时，达县筹赈局共有田十三契，每年约收租谷八百石，作为赈灾专款，他事不得挪用。民国二十五年，夏秋大旱，粮食仅收二成，省赈灾会拨救济款一万元，重庆救济会拨款二万一千元，部分被地方当局挪用。次年大饥，时称“丙子天旱丁难过”，大米每斗（50市斤）由一元七八角涨至七元四五角，且有市无粮，十室九空，饥民剥树皮、挖草根、取白泥充饥，省赈灾会先后拨救济款一万三千元，中央救济五万元。杯水车薪，饿殍横路，哀鸿遍野，达县饿死万多人。据《巴中县志·大事》载：饥民结队北入陕南，南到南充一带乞食，城厢每天饿死三四十人，2月1日至5月2日，全县饿死八万余人。”

红十字会：民国六年（1917年）之后，形成防区制，战祸不断，“乱军过往之地闾里为墟，居民相率逃亡，其惨之状诚有不堪目睹者。”地方人士认为“红十字会”是救助战乱伤残最有力的组织，于是发起劝募会款，介绍会员，照章组织，县署呈报上海总会立案，由总会颁发印章、旗帜及会员佩章。公推邱世杰、陈甫安为理事，在城内三元宫正式成立“达县红十字会”，每名会员捐会费二十五元。最先三十名全缴总会，后缴半数，余款留作会费，拟设中医局未果。民国十一年夏，川军一军、二军争夺防地，在县内激战，红十字会组织救护、医治，救活八百多人。平时施医施药成效显著。经费不济，由地方财政补助。民国后期，会址被军队占用，红十字会业务遂停。

十全会：民国六年，达县城成立“水陆会。”“建醮超度孤魂，以靖地方。”其后，又施木匣、捞浮尸，赈米施药，在挖断山、白杨沟增设义塜。至十年春，公善范围扩大，改为“十全会”，置有田产年收租谷二百余石，地课、房租收入一百多串，所举办的公善项目更多，故称“十全会”。

整修大道自嘉庆中期起，士民乐善好施，整修乡际、县际道路，“而一时欢欣鼓舞者争趋恐后，捐资助理者不惜其财，鸠工任事者不惜其力；纳粟输金，奔如星雨；担泥肩石，动若鸣雷，县内大道小路，行人称便。”

津渡桥梁至民国末年，县内州河、明月江、通川江、巴河共设津渡一百一十五处，各式桥梁，史志有载者二百六十一座。

附记一：民国二十四以后，“川政统一”。遵照省政府指示，陆续将各公善团体的公产、会产田地收归县财务委员会（财政局）管理。

附记二：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地方所有济仓、社仓积谷，多作抗战出征军人家属优待谷。民国三十年之后，抗日军人更多，仓贮空虚，优待谷不仅数量减少，有时难以按期兑现。

附记三：民国元年，达县接办清代同治三年所为的养育堂，年收田租四百三十六石。至民国二十三年，年收田租增至九百七十石，收养孤儿最多时达一百三十名。其后，逐年减少，养至成年离去。

附记四：民国十二年，外国来华传教士在达县城设“三善堂”：施医、施药、养孤。至民国三十八年，共收孤儿三千七百零四名。不法传教士披着宗教慈善家外衣，致所收孤儿残害死亡三千五百九十九名，其中虐杀二百三十九名。罪行暴露之后，万人声讨。1952年2月12日，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四名不法传教士永远驱逐出境。1952年，“三善堂”孤儿院并入达县生产教养院，1954年撤销。

（引文均摘自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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