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童梁改成梧桐梁 秀人 秀树 达州府改为绥定府 是褒 是贬
朱全森，年已耄耋，几经沉浮，淡看风云。性情豪爽，心直口快，人称“犟拐拐”。从事30余年达州地方志的编撰，著有《那年那月》《烟云苍茫》《为生命留言》。
“达州多少事，都记脑海中”，白云苍狗，世事如棋，居诸迭运照凡尘，莫让往事随人去，所以，今日“倚老卖老”，听我朱老汉为诸君摆摆达州往昔那些事。
多的行政管理，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居民身份证办理；消防机关灭火、救助、抢险；国防战备；交通管理、导航；邮政、电信业务；生产企业注册、商标、铭牌、商品说明书；医疗救助等等不要搞得地图出版社这个胶片刚制好又成为历史了。也有人说改地名可给很多企业、很多人带来商机。
还有，地名书写要标准化、规范化，不要犯随意性错误。我简说一例：2015年9月，我和范希江、邓高先生与达川区纪委签约撰写中纪委、监察部下达的中国传统中的家规“清忠正直，淇竹家风，清官卫承芳”视频的脚本，且参与摄制，经几上几下修改审定，并提供多份佐证资料，于2017年4月18日，在纪检监察网站频道播放。之后，达州市委书记包惠作了长篇批示，要求广泛宣传卫承芳的清廉家风。为此，中共达川区纪委责成我与卫承芳的后代卫其情先生商量好，决定在卫承芳的祖籍、出生地达川区亭子镇花园村开次座谈会，请有关媒体派员出席，扩大宣传效果，并不要村民委员会花钱。一切商量妥当，结果泼来一瓢冷水，花园村已经叫“花元村”了，卫承芳与“花元村”无关，不同意在该村开座谈会。
小学生都晓得公园、游园、乐园、动物园、果园是什么场所，就是不理解“花元”是什么物件。而今达川区亭子镇下马湾、阁老湾、文旌坝、花园坝等淇竹家风文化也可能销声匿迹了。
是笔误还是有人故意为之？今年，地名学者、国家地名辞典审稿人之一范希江先生曾书面建议，把达川区亭子镇花元村更名为“花园村”。建议书附后：
关于达州市达川区亭子镇花元村应更名为花园村的建议
达州市达川区民政局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据贵区亭子镇花园村村民反映，该村地名不知何时因何原因由原名“花园村”改为“花元村”，一字之差，但影响很大。建议借此次村级建制调整改革之机，予以更正，将“花元村”地名更改为“花园村”，并保留“花园村”地名。其理由如下：
一、亭子镇花园村是明代廉吏卫承芳的出生之地。《乾隆·达州志》《嘉庆·达县志》《民国·达县志》均有其传记。2005年出版的《达州市志》明确记载为：卫承芳（1542—1615），字君大，号淇竹，今达县亭子镇花园村人。
二、据1985年编印的地名工具书《四川省达县地名录》记载：花园大队：以境内花园坝命名；花园坝：以卫阁老（卫承芳）在此建过花园得名。
三、卫承芳作为达州市的历史名人，连其故居地名都写错，实在不应如此。举手之劳，望予以更正。
妥否，望回复！
原达州市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组成员：范希江
2020年3月30日
（卫承芳三朝为官，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他为官清忠正直、勤善醇德，旨赠“三朝元老”，“一代醇儒”；死于任上，归葬之日，子孙变卖田宅以毕丧事。《明史》为其立《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清敏卫公传》。2017年4月18日，由中共达州市纪委、达州市达川区纪委提供视频脚本，达川区电视台录制的中国传统中的家规电视专题片《四川达州卫承芳：一代醇儒 淇竹家风》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播出。）
再来说达州府改绥定府的经过。
有读者听了这句话，也许会说朱老汉老不落教，咧起牙巴乱说，绥定府就是绥定府嘛，怎么又冒出达州府改绥定府，可能是瞎编龙门阵。请不要少见多怪，前面已经说过，起地名、改地名是门学问，尤其是行政建置的起名、改名有原则规定，不是某个人心血来潮，上嘴皮下嘴皮一张一合就定下来的，府、州、县等行政建置名不是随便取的。以绥定府为例。
前面已经摆过，清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白莲教首领齐林被杀，其妻王聪儿聚众举旗反清。九月，达州白莲教徒徐添德在达县亭子铺“倡乱”，东乡（宣汉）王三槐、冷天禄等聚众响应，史称“川楚白莲教起义”，波及川、楚、豫、陕、甘数省，朝廷调集多省军队镇压，达州成为平乱指挥中心。嘉庆三年初，王聪儿跳崖而死，王三槐被诱擒，次年解京被凌迟。嘉庆四年冷天禄在岳池安乐坪阵亡。嘉庆六年六月，徐添德在任河新滩溺死，大股白莲教武装被清军镇压，余部仍在四川、陕西、湖北边境流动作战。清嘉庆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清廷剿办大臣勒保、额勒登保、德楞泰联名以“川省善后事宜，应行添改营制、文员，以重地方而资控驭，上奏朝廷，改达州直隶州为达州府。”
“窃查川省沿边地方，幅员辽阔，一州一邑有周围一二千里及七八里不等，到处深山老林，地方文武耳目难周，遂致奸宄潜生，易于滋事。些次‘教匪’不法，蔓延数十州县。幸蒙皇上天威，各路官兵叠次歼灭丑类，大功届蒇成功。而剿散余氛潜匿于川、陕、楚三省边界者尚须悉数搜除，不留余孽。即事竣之后，亦须责成地方文武弹压稽查。但欲再添重镇，需项浩繁，国家经费有常，未敢轻议。似不如将营制文员，因地制宜，量加添改，庶事不繁，而功易集。奴才等连年带兵，往来于川东北两路察堪情形，酌拟章程。兹与经略额会合，复详悉商榷量为更定。查重庆、川北两镇所辖地方，本大总兵一驻重庆，一驻保宁，均为扼要之地，未便改移。而所属沿边地方，自巫山以至广元，绵长二千余里，距两镇驻扎之地较远，实有鞭长莫及之势。自应于连界陕、楚地方，酌量添改营汛，以资控制……至文职府、厅、州、县各官，有地方之责。现在‘贼’氛初靖，亦应因时变通。奴才勒等率同司道详悉筹议：查达州一属，为‘教匪’起事之地，民俗习悍，抚治綦难，应请以达州直隶州改为达州府。太平县地方辽阔，为东北沿边适中之地，今又设立协营，应请改为太平厅直隶同治，即以太平县缺，改为达州府附郭首邑。新宁、东乡两县则仍循其旧……惟有仰恳圣恩，俯念地方情形，今昔不同，准予添改，以收实效……”
嘉庆七年二月，奉旨依议。皇帝朱批，圈出“绥定”二字，达州升为“绥定府”.
嘉庆皇帝为什么把奏呈的达州府改为“绥定府”？可能不是心血来潮。“绥定”二字就值得斟酌了。《说文解字》对“绥”的第一义项“登车用以拉手的绳索”，第二义项是“安”“安抚”，通“妥”，下垂。《礼记·曲礼下》“执天子之器则上衡，国君则平衡，大夫则绥之，士则提之”。郑玄注：“绥读曰妥、妥之，谓下于心”。“定”不用说就是平定、安定。
从字面上理解，把达州府改为绥定府，正如奏摺开篇所说的前提是，达州及其毗邻各地尚未彻底安定，还要在“城口、广元县属之黄杨堡、通江县属之竹峪关，大宁县属之徐家坝、巫山县属之大昌等地分设营汛，增添兵力，联络声势，以资弹压。”又奏请地方各州、县调整行政职官，加强控制。“就近督办”抚慰地方，使之安定。
所以有人认为“达州府”改为“绥定府”，既不是吉祥，也不是褒扬，而是控制抚慰使之安定，这样理解是否正确，朱老汉一介草民，不敢妄下评论，只有请读者去细读《奏摺》原文，理解“绥定府”的来历和本意。
此外，全国县级行政建置取名“绥定”县的仅见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筑城于乌哈尔里克的绥定县，为伊犁九城之一，驻有绿营总兵等员，1965年，已改称“永定县”。
一个行政建置单位名称的变更，不是某个人随心所欲乱定的，也不是朝命夕改的，就以达州来说，从东汉和帝永元年间（89—105年）置宣汉县（治今通川区）至民国三年（1914年）废府存县，其间县、郡、州、府、县也并不是经常变更。
随着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行政区划的调整，当然、必然要出现一些新的市、县、区称谓，以及新街道、新道路的命名问题，总之要遵循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和民政部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拟地名要按照尊重历史，着眼未来，反映特征，好找好记原则和地名层次化，系列化要求，努力反映地名整体化效果。
经常变更地名涉及面之宽难以细说：诸如类目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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