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剿四川是是非非 湖广人填四川前前后后 （一）
“张献忠剿四川”“湖广填四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之一，是四川家喻户晓的大事，甚至可以说在世界史上都挂得上号。民间咒骂张献忠的人很多，说他是杀人魔王，罪恶滔天，近几十年来，恭维张献忠的人也不少，说他是农民领袖，是英雄，是战无不胜的军事家，是抗清英雄，是“造地主阶级的反”“杀人是革命行动”。这不足为怪，因为一些人受“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传统观念的影响，人抬人，无价宝；人踏人，踩死人。恭维某个人好时，说某人从头到脚没有一点瑕疵，放的屁都是香的；说某人坏时，就是头顶上生疮,脚板心流脓，坏透了。
近几十年评论张献忠，各奉各的教，各唱各的调，都引经据典，有书为证。所以对“张献忠剿四川”和“湖广填四川”这两件事绝不是只言片语、一篇短文说得清楚。很多关心我，爱护我的朋友，都劝我莫再写这两件事，快进高烟囱的“犟拐拐”要多栽花，少栽刺，莫去伤别人感情。我也喜爱花花世界，可是有些人又“栽”在光怪陆离的花花世界。
这两件事，我以前写过，的确记述得片面，不但语焉不详，甚至犯了知识性错误，深感遗憾。有些好心人又开导我：俗话说“话不明，气死人”，要说你就把这两件大事的来龙去脉，起因、经过、结果说清楚，让世人见证历史，以弥补我以前半吞半吐的过失。
总的说来，我对“张献忠剿四川”一事，不可不信，不可全信；不能不写，不能乱写，坚持以史实服人，把这事有个系统客观的交待，免得贻误后代。
第一章 说是说非 各有依据
小时候，经常听长辈摆“八大王”张献忠剿四川和“湖广填川”的龙门阵。我祖母死后，葬在今通川区北外镇张金村朱家湾居民组，坟后面路背有一座范族“古老虎”的坟。古老虎本是明代遗民“土著户”，民间又叫做“古老户”。这些古老户在乱世能够生存下来，不仅有适宜的生存环境，也许还有非常的生存本领，所以又把这些人叫“古老虎”。这座坟至今仍在。
有年春节，我随大人一道去给祖母“拜年”（又叫“挂坟”）后，在幺爸家吃午饭。休息时又听长辈们摆我们填川户在朝阳洞设宴与范姓“古老虎”争雄，而后联宗结盟，结为异姓兄弟、和睦相处的故事。虽说不上惊天动地、玄乎其玄，但很生动，我牢记在心。前些年，我把这事在媒体披露之后，不少人说很有史料价值（朱范二姓“异姓联宗”的故事，后文再说)。
七八岁时，我多次问长辈什么叫“八大王剿四川”和“湖广填四川”，他们回答得很直白：从前“八大王”张献忠把四川人杀完了，把我们的祖先弄到四川来开荒种田，我们的先祖就在四川白手起家，繁衍生息。
至于张献忠为什么杀四川人？我东访西问，有两种说法：有人说张献忠是陕西人，10多岁的时候随他爹一道牵驴翻山涉水到四川来卖枣子，挣几个辛苦钱养家糊口。到了四川内江一富绅的大院门前，把驴拴在院前的牌坊石柱上。哪知这驴不守规矩，拉稀屎喷在牌坊石柱上，富绅家的看门仆人出门看见驴粪，大发脾气，厉声大骂，秽言不堪入耳，认为辱没了富绅名声，鞭打其爹之后，硬要他爹手捧驴粪丢在院侧马廐粪坑之内，再提清水把牌坊石柱洗涤干净，又赔礼道歉才算走脱。这时，献忠在场忿怒至极，却敢怒而不敢言。临走的时候，他暗立誓言：四川人坏得狠，看门“狗”（指看门人）仗人势，欺负穷人，老子有一天再来这里，要把尔等杀完，把这大院一把火烧了。
又有人说，张献忠在陕西聚众起事后，第一次带着队伍由湖北进入四川，没走多远，便在路旁屙屎，没带纸，顺手抓了一把野草叶来揩屁股，顿时手痒、红肿不说，肛门和裆部更是肿痛难耐，害得他几天寝食不安，他咬牙切齿地说：“四川人歹毒，在路边布下毒物，草都害人，害得老子走路都不利落。四川人一定凶得狠，坏得狠，老子要把四川人杀完。”原来他抓的植物是荨麻，其叶有毒——这也许是笑话，是人们编的龙门阵。
上世纪80年代，我忝列修志门墙,写了篇《八大王剿四川与湖广填川种种》的短文，有人说“对”，有人说是断章取义，非常片面。
1999年，我在《达川地区志》（后改编为《达州市志》）总编室打工。尔时，《达川地区广播电视报》与达川地区地方志办公室、达县城市信用合作社联办了个“故乡史话”专栏，由我和邓高先生负责联系专稿。该专栏4月下旬的一期发表了宣汉县杨先生写的《宣汉古老虎》的故事。该文涉及张献忠杀人内容。5月2日，地方志办公室就收到某单位唐先生送来的一份打印文稿，题目是《‘传闻’也要符合历史事实》，不仅对杨先生的文章大加指责，似乎告诫修志人员不要“按照历史一概照搬，照抄照转，人云亦云，以讹传讹”。
地区地方志办公室领导把唐先生的文稿批转给我处理，杨先生的文章是直接送给报社的，报社发表文章是报社的职权，我和邓高先生无权干预。我人微言轻，只好与报社编辑部协商，把“唐文”刊出，供世人评说。
杨先生是宣汉县人，旧版《宣汉县志》对明末清初境内的乱象、民众上寨入洞避乱、部分姓氏成为明代遗民——“古老虎”有多处记载，他根据史志的记述和民间传说以及黎姓祖先的墓志撰写《故事》，不能说是空穴来风，也不能说成是居心臆撰来歪曲历史，“制造冤案”。
唐先生的文稿约2000字，6个段落。第1段是开场白。第2段首句说“这个传说大有歪曲历史之嫌”。其后，他认为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是长时期的战乱造成的。“过去地主阶级、封建王朝把责任一股脑地加在张献忠头上，污蔑张献忠剿灭四川，有失公允”。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和事实。
唐先生接着说：“张献忠的军队是农民起义军，是义军，是农民战争。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反明，为明代腐朽王朝敲响了丧钟，是有功劳的。”“须知《明史》是清康熙十八年御诏所修，历时60多年而成，属于官修史，是当时统治阶级对农民战争的污蔑，不可信。”
唐文第五段进一步指出：“张献忠曾先后五次出入四川，我们邻近的达州、万源、宣汉、开县、重庆也是几进几出。他是农民军、是造崇祯皇帝反的，所到之处要抚民，要惩罚，要打仗，当然肯定要杀人，或者杀了很多人。很可能有错杀、误杀、冤杀、擅杀等情况，战乱之中，杀人扩大化，也很难说，那时四川的人被杀多了，账也不能算在张献忠一个人头上。”这段言论也有一定道理。
最后一段则说“在民间有不少‘流传’‘传说’‘传闻’‘龙门阵’等，其中有些明显带有政治色彩，好多属于封建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旧史家编造的，随之流入民间。‘张献忠剿四川、湖广填川’就是最典型的一例。”甚至还说“要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肃清流毒”。
唐先生的话，也太笼统了，说《明史》“不可信”，说全是“统治阶级对农民战争的污蔑”，说“湖广填四川”也属编造，思维逻辑上也许说不过去。历史上的二十四史都是统治阶层主持，钦订官修不可信，难道稗官野史就可信？
唐先生的观点不足为怪，持这种观点的大有人在，以致正史野史林林总总，各持一端的现象多处存在，相互间各唱各的调，似乎都“有书作证”。
近年来，我参阅了10多种相关著作、论述、史志，查考10多部宗谱、族谱，对张献忠剿四川争论的焦点归结起来不外乎以下两点。
第一，张献忠杀人的数字问题。
据新版《辞海》载：“清顺治二年（1645），清廷即下诏编修《明史》，‘未成而罢’。康熙十八年（1679），再开史馆纂修，徐元文、徐乾学、王鸿绪等先后任总纂，聘史学家万斯同核定稿件。所谓王鸿绪的《明史稿》多出斯同之手。雍正元年（1723）张廷玉等为总裁，据王稿增减续修，至十三年定稿。乾隆四年（1739）刊行。全书取材颇富,历经三次订正，有一定史料价值……对农民起义极端仇视，创立流贼传名目”。
为什么历经几十年、百多人参与“经三次订正”编纂的国史“不可信”？因为《明史·卷三百九·列传一百九十七》立有“流贼传”，把李自成、张献忠称为“流贼”。不仅是对农民运动领袖的蔑称，特别是《张献忠传》的结尾，说张献忠“嗜杀”。下令大西军在四川各府县挨家挨户搜剿，像斩草除根一样“草杀”；又养恶犬藏獒，在伪官朝会时，让藏獒在朝堂上乱嗅，嗅到那位官员，那人就是乱臣贼子，随即拉出去杀了，叫做“天杀”，“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我的天哪！“六万万有奇”这个天文数字惹了包天大祸，犯了弥天大罪！这些清代史官的“算学”是哪位导师传授的？他们的统计法出于哪？明洪武十四年（1381）全国人口5987万，明万历六年（1578）全国人口6069万丁。“六万万有奇”是全国总人口的10倍。
这样一来，恭维张献忠的人就抓住这个数字问题，不但说《明史》“不可信”，甚至有论文说修《明史》的学者像疯狗一样“狺狺狂吠”，诬蔑农民领袖，诬蔑农民起义，真是一群罪不容赦的无耻之徒。至于如何污蔑，除“六万万有奇”这个数字外，别无其他有力史实。(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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