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得先搞兵变早起晚散 王闻开耍霸气头悬城楼
朱老汉摆龙门阵
朱全森，年已耄耋，几经沉浮，淡看风云。性情豪爽，心直口快，人称“整不死的程咬金、”“犟拐拐”“。从事30余年达州地方志的编撰，著有《那年那月》、《烟云苍茫》、《为生命留言》。
“达州多少事，都记脑海中”，白云苍狗，世事如棋，居诸迭运照凡尘，莫让往事随人去，所以，今日“倚老卖老”，听我朱老汉为诸君摆摆达州往昔那些事。
注：
①徐添德，今达川区亭子镇人。王三槐，白莲教首领，今宣汉县桃花乡人，嘉庆三年（1798）七月，被诱擒，清军将他押到北京请赏，嘉庆皇帝亲自审问，问及“倡乱”原因，他随口回答：“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次年正月被凌迟处死，时年35岁。
②清军绿营兵以“营”为单位，主官称守备；营以上为“协”，主官是副将。游击，官名，绿营兵游击次于参战。
③新宁：今开江县；东乡，今宣汉县。
④桂涵：东乡县人，团练头目出身，平白莲教之乱有功升官。
⑤三班六房：府、县衙门均设“三班”，指皂班，隶役从事日杂勤务；壮班，隶役从事排仪伏，执勤等事务；快班负责缉捕盗、匪、凶犯等勤务。“六房”即按中央吏、礼、户、刑、兵、工六部建置，设立相应的“六房”。“六房”，由吏员办理日常事务。
⑥“乡约”：清代乡场的民职人员，主要职责是调解民事纠纷。
⑦清乾隆十年（1745）着手整编保甲，达县编为清风、明月、翠屏、垂虹、宝芝5乡。
清朝乾隆后期，朝政失纪，腐败风行，导致嘉庆元年（1796）四川达州白莲教徒徐添德、王三槐①等竖起“官逼民反”旗帜“倡乱”，波及川、陕、楚、豫、甘等5省，史称“川楚白莲教起义”。清王朝相继调动10余省军队平乱，历时九年，清军折损副将以下军官400余名，高级将领20余员；数以万计的无辜百姓死于战乱；国家耗库银2亿两，相当于清政府5年的财政收入。
嘉庆七年（1802）达州战乱基本平定，嘉庆皇帝认为“王三槐、徐添德等惑众倡乱，亦缘奸胥哇役需索刁难。逆匪供官逼民反之说，四支勾连，以致频年溃裂。总缘起事之初，地方官办理不善，激成事端……”乱定之后，对达州应予“福禄绥之”——实施安抚以靖地方，于是决定升直隶达州为绥定府。
大千世界有个别忘乎其形的人，也有个别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嘉庆九年，全国才彻底平定了白莲教余部的武装“倡乱”。清军达州营易名绥定营，继升为绥定协②。有个名叫王得先的营兵，原是白莲教武装里的一个小头目 ，“反戈”平乱有功，被纳入清军绥定营充当步战兵小头目。此人不但有组织能力，还有一定的作战经验和指挥能力。嘉庆十一年，绥定协来了名叫王国雄的长官——守备。这位老兄可能是兵书读多了，人懵了；也可能是官当久了，当腻了，他把“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血的教训抛诸九霄云外；把刚过去鼓角争鸣、刀光剑影、硝烟迷漫、血肉横飞的战争场面看成儿戏；对死难者家庭孤儿寡妇的凄惨哭声置若罔闻；对罹难男女抛诸于野的累累白骨视而不见……上任伊始，我行我素，龙以克扣营兵薪饷严重伤害兵士的切身利益，引起营兵强烈反感。这王得先去索薪饷反被王国雄训斥，火上浇油，王得先便乘机暗里煽动营兵造反，并与亲信孔传仕，刘金定等数十人密谋杀死王国雄，定于嘉庆九年12月12日动手。由于保密不严，是日，王得先、孔传仕冲入营帐去捉人，王国雄已逃出军营，王、孔等只得以乱作乱，大呼而成群、乘乱以聚众，打开给养库，抢走库银和军械武器，焚烧营房和附近部分民房，打伤营内游击官塞普征额；又冲击典狱署，打伤典史王良佐，杀死狱丁张广、王泳、释放监狱在押囚犯。闹得满城风雨，民心惶惶。
王得先见事故闹大了，便率徒众200余人（其中有部分出狱囚犯）从南门水码头渡过州河上翠屏山真武宫一带扎营，顿编队伍，拟订建制，打出“元帅”、“先锋”等旗号，似乎要策动第二次白莲教举事。
尔时，达州白莲教之乱初定，绥定府初设，知府王世焘初上任，百废待举；四川总督勒保担心陕南闹事民众潜入四川滋事，把原驻于川东虁州的川东道署暂时移驻绥定府，督导办理各项行政事务。事发之后，川东道尹严士鋐与知府王世焘领导军民守城，达县知县余永宁火速招募地方团勇300人渡河清剿，生擒数人。王得先见翠屏山不是久驻之地，率众经木瓜铺、百节滩向景市庙场转移，沿途又有些不明真相、惟恐天下不乱的人参与其间劫财劫粮。知县余永宁组织1000名团勇尾追。12月25日，王得先率众窜至达县麻柳场，“大肆焚掠”之后准备窜扰新宁县③。
是时，清军虁州协副将桂涵④奉令巡察至新宁，得知这一重大事变，率部疾赴达县檀木场“奋勇截击”。东乡县知县杨世鳌也带数百名团勇前来堵截。余永宁也率部赴到“四面环攻”，乱军寡不敌众。走投无路，100多人被杀。100多人缴械投降，王得先被擒，其溃逃者又被清军副将罗思举、新宁知县刘毓广、巡检鲁宾“先后拿获”。
王得先策动的这次兵变震惊朝野。嘉庆十二年正月，四川总督勒保奉示从陕西省来到绥定办理善后事宜，表奏桂涵、罗思举平乱有功，应加官晋爵；地方县学文生李化桂、王立三，廪生安能贵等“在事出力”予以嘉奖；对3000多名受灾群众恩赏口粮三月，被乱军焚毁的民居资助修缮。勒保又捐养廉银予以扶持。叛逆之徒，按法诛戮。
鉴于这次“兵变”的根本原因是王国雄“驭之失道”罪责严重，革职严惩。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民间有“弯弯树儿被砍，弯弯树儿又长”的俗话，比喻社会上干坏事的不法之徒代代都有。
白莲教乱定之后，最高统治者并未觉醒，不接受教训，吏治更加腐败，国势江河日下，贪官、庸官、懒官层出不穷，有的不作为，有的乱作为。加上府、县衙门里“三班”、“六房”⑤的个别书吏、班头沆瀣一气，无事生非，整人害人。远的地方不说，我们达州就有个典型的害人精——王闻开。
王闻开的祖父是原达州团勇的头目之一，参与平定白莲教“倡乱”殉职，其父受到朝廷恩荫。王闻开读了几年私塾，参加科举考试名落孙山。地方军事当局鉴于他前辈平乱有功，便安排他在县衙当了总班头。他却不知天高地厚，结交一些地痞流氓和无赖之徒，形成一股黑势力。这些“二杆子”都捧他为“领袖”，听从他指使。他在城乡部分豪强恶棍面前点头弯腰，甚至认贼作父；又与县衙户房“钱谷师爷”、刑房的“刑名师爷”称兄道弟。时任达县知县李兰舟生性懦弱，屁股上又夹有屎，王闻开按月给他进贡，尾巴被王闻开踩着，腰杆硬不起，身子伸不直，处处受到王闻开挟制。这样一来，达县县衙以致形成“城隍爷讨老婆——抬轿的是鬼，坐轿的也是鬼”局面。
清政府沿袭旧制，地方府、县行政主官兼理司法，一些民刑案件诉到县署，王闻开参与其间，“开曰押，官不敢不押；开曰禁，官不敢不禁。”他的权限似乎比县官大得多。他的党羽又在乡间罗织一些罪名，诬告成风，在王闻开的挟制下有告必理。刑房发出传票，他即派公差下乡拘传当事人，勒索“脚步费、餐旅费、草鞋钱……”拘传到衙之后，名刑师爷又勒索状纸钱、看卷钱、笔录钱，不给钱则“笔尖生花”，无事说 有，小事说大，甚至动刑。倘被拘押，那监狱的班头是吃人不吐骨头、杀人不见血的混世魔王，轻则给在押人员颈上挂个尿桶，放些烧红的木炭，“让你喝熏酒”、“消冤气”，重则动用刑具，五花八门的手段把在押人员折磨得九死一生，逼当事人拿钱消灾。一些普通民事案件一传再传，一审再审，久拖不决，害得弱势群体精疲财尽，民间传唱“衙门大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顺口溜。城西石岭桥上坡处、今通川区新村乡通往金石镇一碗水大路旁都竖有“气死莫告状”的“劝善碑”。
王闻开等人无法无天，鱼肉百姓，挟制官府搞得“怨声载道，人人发指。”
常言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事事不妙”和“莫道因果无由见，远在儿孙近在身”以及“多行不义必自毙”等古训。也许是“玉皇大帝卖谷子——天仓满了”，也许是“狗请狼作客——活得不耐烦了”，也许是“久走夜路碰着鬼”，王闻开的霸道走不通了。
清咸丰十一年（1861）达县双河场李××与邻居王×为田地边界纠纷发生口角以致斗殴，本是一桩普通民事事件，由地方团甲公所“乡约”⑥调解了事，可是地方喫是非饭的讼棍怂恿李××控告至达县县署，王闻开见“送财童子”来了，便派亲信快班差役冉正申送“传票”，去催逼双方当事人到衙受审。这个冉正申狗仗人势，借机勒索脚步钱、輿马费、害得双方当事人苦不堪言，哪知黑松林内冒出个李逵——李占元。
李占元，双河场骑龙山王爷垭口人，读过几年私塾，又拜师习武，在当地说来算个武林高手，参加武童考试，武艺算优，但不懂考场规矩，没被录取，回乡举办团练，地方人士公推他当仁和力“团正”兼教练长，在地方上急公尚义，惩恶扬善，保障百姓安居乐业做了一些好事，受到乡民敬重。
李占元得知“喫木炭成精的这个黑心王八”冉正申阎王不嫌鬼瘦，硬要在“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刳精肉”，便率几个团丁去把冉正申捆起游街示众。这冉正申仗恃“观音菩萨靠石岩——背膀子厚”，还口出狂言。李占元等一做二不休，一面火速派人通报达县疾恶如仇的名流张联升，叫他举义旗，发号召“除暴安良”；一面率“仁和团”团勇和乡民，高举“除暴安民杀王闻开以安定闾里”大旗前往达县为民请命。张联升振臂一呼，县内各乡场有正义感的名望刘尔锡、伍庆义、刘丹崖、周作人等“揭竿而起，负粮景从，万人齐赴城下”，把达县城团团围住，“杀恶棍王闻开以安闾里”之声不绝于耳。知县李兰舟散布一些无稽之辞为王闻开开脱罪责，予以袒护。知府顾开深感事态严峻，若不及时平息，事件恶化，眼皮底下发生的惊天大案惊动上司，自己难辞其咎，立即调东乡知县钟昌勤来兼任达县知县，稳住阵脚之后，摘下李兰舟的乌纱帽，叫他“靠边站”。把王闻开收监砍下脑袋，巡回挂于四门城楼示众，罪大恶极的帮凶收监。围城民众见恶贯满盈的王闻开确实被砍了脑壳才分别回乡。
顾开第、钟昌勤吸取教训，召集5乡⑦首脑和社会贤达会商，拟订管理胥吏、隶役的规约，铸5块铁碑竖于5乡首场街口，以昭炯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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