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老汉钻牛角尖讨人嫌 犟拐拐扛直杠子“不落教” 二、政事不能含糊其词
很多龙门阵涉及政治，政治是相当敏感的课题。一些关心我、爱护我的同仁告诫我：你这个整不死的程咬金，八九十岁了，黄土都垒过你颈项了，多栽花，少栽刺，谨防再给你戴顶帽子进高烟囱！
“人心惟危”。这金玉良言是教我少耗精力、财力，少惹麻烦，少吃苦头，实在感谢！
民国年间，社会上广泛流传的一本增智慧、广风闻的通俗读物叫《增广贤文》，开篇便是“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其大意是观察今天的事应借鉴古代历史，没有古代的历史就没有今天的一切。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人说自然界和人类发展的历程就是历史；对过去事实的记载叫作历史。英国哲人培根说：“读史使人睿智”。中国还有人说：历史不但可以给人学识，重要的还可以给人智慧，它教人用深邃的眼光看待过去，品读现在，开创未来。古人说历史是给统治阶级看的，教他们如何执政，统治人民。当代有人说，读史能明政治之得失，察物类之丰歉，审民生之苦乐，观文化之演进，鉴民俗之变迁，故称历史是面镜子。中国华侨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的《历史不忍细看》一书前言中说：“即使是真实的历史，在不同人的眼里，也都有不同的画面。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若肯细看，历史也许是另一副模样：历史的缝隙中滴着血泪，光辉外表下裹着丑陋；曾经坚持的信念也许崩塌。曾经不屑一顾的琐碎可能顽强地撑起一座大厦……。”
我认为，以上现象并不是“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认知问题，而是阶级意识决定，粗浅地说是政治需要和阶级利益使然，各取所需，各求所用。
说句吹壳子的话，从1950年起，我就关注政治。初步理解“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又为经济基础服务，给予经济发展以重大影响，并在社会上层建筑中居于统率地位……行政的最终目的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进步。”
政事，既然是“事”，事就有起因，经过（过程）和结果。某些重大政治课题、重大政事，如果因资料缺失，考证难周，最好“宁缺毋滥”，不宜一笔带过，即俗话所说的“脚板抹油、几步跨过十二殿，灰都不沾”，给后人留些遗患，不予考证，便捕风捉影歪曲事实以假乱真。1980年代初，我编纂《达县市北外乡（镇）志》，列有“政事纪要章”，有些编辑主张写苏区政事（打土豪、分田地），苦于资料不全，定性不准，不敢下笔，只好作罢。其后出版的一些《县志》《达县市志》都没涉及这个专题。1997年始，我承担编纂《达川地区志》（其后的《这州市志》）的政治《志》篇章，对1933年川陕苏区的政治就不该避而不写，更不该含糊其辞胡编瞎说。我耗时两年，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写了《政党卷·重大政治运功纪略》4目；《政府卷·政事纪要》共24节。
其间，中共达川地委聘请《万源县志》主编副编审廖扬凯先生来编写《政党卷》初稿，我与他多次言及川陕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的底细，廖老师都不细
说。
我从1980年代新编的《万源市志·大事记》中看到“1933年1月25日，红四方面军攻入万源县竹峪关、龙凤场、魏家坪……3月，万源县竹峪关等地开始发动群众分配土地”。
我坚持对“打土豪、分田地”一事应对社会有基本的交待。便约廖老师回万源到竹峪关等地实地了解这件史实的整个过程。廖老师与我相当友好，他劝我莫去，并悄悄对我说：“那是宣传资料写的，分土地这事得看当时具体情况……”
其实，我对川陕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的经过早已有所了解，约廖老去实地察访，只能说是一种佐证。
我是史实的知情者，说话、记事就应不隐恶、不溢美。歪曲历史是犯罪，要遭历史谴责，受子孙谩骂。世界上有位名人说过：一个人可以一时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长时期欺骗一个人，但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自古迄今，爱说恭维话、好听话的人不一定是好人，好听的话不一定有好结果；说过刺耳话的人不一定是坏人，其话不一定是坏话，产生坏的结果。这些年，有人劝我多栽花。也有人说，人人都去栽花，遍地是花，就成了“花花世界”。“花花世界”有福有祸。唐朝初年奠定“开元盛世”后，李隆基钟情于“花花世界”，“从此君王不早朝……”招致“渔阳鳌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清朝初年，康熙、雍正开创了康乾盛世。弘历也爱“花花世界”，晚年志骄意满，喜谀恶谏，倦怠朝政，吏治腐败，贿赂风行，导致国势江河日下，陷入历代封建王朝贫穷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淫逸，骄奢淫逸又生贫穷的兴替轨迹。
还有人说红军乱杀人。对于此事，我都以事实说话。
先说“打土豪”。我对川陕苏区“打土豪，分田地”有实际了解。
1931年农历九月，我父母由今通川区凤北街道办事处双鱼湖社区耳子厂迁到大堰石坝，佃耕张姓、朱姓两家地主的田地。住宅是座三合院，共有11间房屋。地坝下面另有两座院子。住户均是佃农和贫农。1933年农历十月初，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某部（有资料说是263团，也有说是某师）政治部驻进我家办公、住宿，在左侧黄姓的厨房煮饭。第二天下午，战士押来3个土豪。在黄家谷仓内禁闭了一个，据说姓陈，河市坝人。我家谷仓内禁闭了两个，一个是双龙场（今重石村）的“梁二瞎子”，此人50多岁，务农。农闲做“墨”，地方上的人都认识他。红军工作人员见他老实巴交，手掌有厚厚的茧疤，不像土豪，就叫他找5个保证人来证明。地方苏维埃文书（有人叫他“书记”）张宣廷办事公道，便叫了5个贫苦农民按手印担保，红军工作人员便将梁某放了。（梁某回家后，在腊月杀猪熏腊肉，还请相关人员去喫“泡汤肉”）。
我家谷仓内禁闭的另一个“土豪”，手掌也有很厚的茧疤，见梁某被释放后很是惶恐，一日深夜，他用手指轻抓木板壁，嘴贴木壁轻声说话。隔壁是我三姐、四姐的寝室，她俩听见有人说话便附耳细听，只听见这个“土豪”说：我叫李武（？）元，家住西外海棠湾大路边，开的香蜡铺。如果红军把我杀了。给我家人传个信，叫他们来收尸。红军撤走时把他押走了。关押在黄家谷仓内那个土豪杀了后埋在屋后的坟茔东边，其家人把尸骨弄走后，留下一个大坑，遇雨集了一坑水。我小时牧牛，不许牛去喝这个坑的水。这个坑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才被填平。
细说起来也有点稀奇，被红军押走的那个李某，其家人得知情况之后，见其久不回家，便于1934年农历正月十六后，给他治丧（俗称“办夜”）。可是农历二月下旬某天下午，李某又来到我家。左邻右舍十分惊讶，一问才知事情真相，原来红军见他憨厚老实，言语谦和，手掌有茧疤，不像土豪，走到通江洪口后就将他释放了。
还有，防区制时期，我父亲当过凤鸣团团正。当时，也属于打击镇压对象。可是地方苏维埃干部鉴于他童年孤苦，曾当过佣工，一贯当佃农，没整过穷人冤枉。驻在我家的苏维埃干部叫他不要躲闪。父亲每天正常做农活，垦荒地，下午给红军弄柴禾，供红军煮饭。
1934年农历七月十二，红军再次到万源，驻在牛尾寨。一些曾经当过排头、甲长以及“发财人”（个别中农）都逃到达县城南草街子，杨柳垭、木瓜铺等地，我父亲仍然安居务农。
八月某天，20多个川军来村内茶老湾抢谷，被红军巡逻队生擒，其中一个冯姓士兵经教育后释放。
所以，民间有人说“红军乱杀人”，这事自然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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