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州日报》 我的一位老朋友 □刘保君
[摘要]□刘保君
大凡老朋友之间，多容易出现这种状况：经常被遗忘，不常在一起，很少挂在嘴边念叨。但是，一旦相会了，便相互倾述，相互慰藉，相互煨灌“心灵鸡汤”。正如那句歌词：“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达州日报》算是我的这样的一位老朋友。
单从时间跨度讲，可以追溯到30多年前。受苗冰、喻东两位学长的影响和推介，我开始向《达州日报》的前身《通川日报》投写新闻稿，并开始关注她。
那时候，我先后在乡镇和县级部门工作，对地市级党报只有仰望。所以，作为写作爱好者、文学小青年，我把能在地市级党报上发表文字作品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
写稿，写稿，不断写稿，消息通讯、诗歌杂谈，我见啥写啥。那时候，写作不像现在用电脑敲字，而是手写，俗称“爬格子”，十分辛苦。即使如此，即使熬更守夜，也是乐此不疲。
每当一小块文字见诸报端，那份得意，那份满足，无以言表。记得我的一首爱情小诗在“西窗”栏目发表后，立刻让女朋友在众多追求者中最终“锁定”我，她后来成了我现在的老伴儿。至今，老伴儿还收藏着从报纸上剪下来的那首爱情小诗。我老两口30年的婚姻，也算是“党报为媒”。
2002年我奉调市级部门工作后，与《达州日报》近在咫尺，我也因此结识了不少报社媒体人，他们中好多成为了我的良师益友，让我受益匪浅。因此，我常常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娘家人”。
这些年来，向《达州日报》写稿投稿，关注她，阅读她，已然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件物事儿，几十年如一日，相依相伴，日久弥深。
2015年春暖花开时，全国各地掀起了向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的热潮。我顺应了这个潮流，被派做万源市丝罗乡党委副书记、丝罗乡邓徐坝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而丝罗乡居于万源市西南，距县城60余公里，至今不通班车；邓徐坝村是大巴山区典型的“老边穷”小山村。
2015年5月上旬某天，阳光明媚。邓徐坝村召开全体党员和村组干部会议，我结合个人驻村一个多月的初步调研结论，对村子的发展规划提出了建议，对部分陈规陋习提出了批评，并从学习、纪律、工作方面与党员干部约法三章，提出“不看党报的村组干部不是好村组干部”。
有老乡会后调侃：“老刘是副县级，可能原来喝茶看报纸搞惯了，下来驻村，看不到报纸就不习惯喽……”听到这样的议论，我心里可谓五味杂陈。他们哪里知道我和《达州日报》的另类情缘呢？但自此以后，邓徐坝村的各种会议上，村组干部们读党报党刊成了一个固定程序。
老乡们不爱看党报，为了吸引村民们的眼球，我拍了几张图片，写了两篇图片新闻：一是六一期间，来村露营的达州峰行户外俱乐部的驴友们向村小学及贫困学生的捐赠事迹；二是老支书杨大发带病冒酷暑战三伏，抢修“6·25”特大洪灾损毁的村道堡坎的事迹。本地新闻出现在市委机关报《达州日报》上，极大地提高了老乡们读党报的兴趣。
转眼到了2016年3月8日，村党支部书记杨大发溘然病逝。在病中，他一直在关心村里的发展，一直在关注脱贫致富门路，一直在教育培养年轻干部，一直在挂念着张家长李家短的，一直在为村里为村民操碎了心，却没有为自己为家庭为子女提一丁点儿要求。老杨就这样无私地走完了自己64年人生路。
我感慨万端，含泪写出了《一个村支书的扶贫情结》寄往《达州日报》编辑部。很快，稿件刊发在“决战全面小康 全力精准脱贫”栏目。编辑说：“稿子很真实，很感人。”我不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但我买了60份《达州日报》，分送给村民和有关部门的同志们，大家最后明白了我的心思：很真实，很感人！
不久，我结合丝罗乡曾经辉煌、富甲乡梓的椴木银耳、黑耳、花菇产业的兴衰历史作了理性解读，写出了《耳菇之殇》，《达州日报》以大篇幅予以刊登。这篇《耳菇之殇》，被评为2016年度达州市好新闻二等奖，在丝罗乡在万源市激起千层浪。
在我驻村帮扶精准脱贫的这些日子里，《达州日报》这位老朋友一直陪伴着我，不离不弃，给我的田园式生活注入了一股活力，如原野上的一盏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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