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风云说略（四十一） □罗学闰
其实，后赵石勒临死前“遣使致赂”，东晋成帝（司马衍）要诏令“焚其币”，还有深层次的历史渊源。“八王之乱”中，东海王司马越与成都王司马颖是冤家对头，前赵（刘）后赵（石）成为司马颖争权夺利的“马前卒”，司马越派遣移镇建邺的司马睿，还有他创建的东晋王朝，也把仇恨记在心间，发誓“老死不相往来”（不与刘石通使）。为此，自认为不可一世的石勒，经受不住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病甚笃、丢面子），终于闭上了他鹰隼般的双眼（333年），享年58岁。后赵及其北方的乱局，东晋“王敦之乱”“苏峻之乱”的相继消停（平定），让东晋王朝迎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但是，北方的乱局，又让庾亮觉得有可乘之机。庾亮兄弟内有执政、外有军镇，庾亮北伐中原的想法就异常强烈。
从“苏峻之乱”初期战局看，庾亮耍耍“名士风度”还可以，但他根本不是打仗的料。最大的战略错误，是把最优秀的悍将毛宝派去守邾城（今湖北黄冈市）。陶侃早就说过，邾城不可守。因为它在江北，一遇到进攻，就会进退失据。陶侃一直没有派兵驻守邾城，就没有引起后赵帝国的注意。庾亮一驻军邾城，就让后赵石虎看出了庾亮北伐的意图。其时，后赵皇帝石虎，正被太子之争搞得焦头烂额，正是“癞子找不到擦痒处儿”。于是，石虎迁怒于东晋，悍然发兵入侵东晋，攻打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邾城。邾城的失守、毛宝的败死，无异于给庾亮的北伐当头一棒。庾亮学习诸葛亮“自贬三级”，但仍心有不甘，企图卷土重来。不料，身体不争气，刚过知天命的年龄，就忧愤而死（340年），时年51岁。
庾亮的北伐，朝臣们都表示坚决反对，认为条件不具备。只有王导投了赞成票。为什么？王氏和庾氏，是司马氏皇权身边的对立统一体，他们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此时两大望族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争夺荆州、江州军权的竞争关系，庾亮拥兵荆州，而王允之（王导侄儿）据有江州。据说，梁州刺史庾怿（庾亮弟）送了坛酒给江州刺史王允之（342年），以示亲和。但王允之怀疑此酒有毒，倒给军府的一条狗喝，狗当即毒发身亡。于是，王允之密奏给晋成帝。晋成帝大怒说：大舅已乱了天下，小舅又要这样吗？庾怿知道后也就饮鸩自杀（342年），时年50岁。
当时，琅琊王氏的王导（339年死）、颍川庾氏的庾亮（340年死）都先后去世。两个大族都失去了主心骨，正是应该采取合作态度的时候。而庾怿居然敢明火执仗地给王允之送毒酒，我们“用脚趾拇都想得到的”，一定会出问题。结果也真出了问题，庾怿摊上大事儿了。王允之“疑其有毒”，用狗来证明。有史家说，这是庾怿送来的酒吗？有史家问，是不是王允之在酒上做了手脚，而用毒酒事件置庾怿于死地？这两个问题，让毒酒事件变得扑朔迷离。就在这一年（342年），王允之也死了。史载的原因是，王允之认为朝廷对王恬（王导次子）的任命严重不公，愿意让江州刺史给王恬，自己另谋他就。当时，庾冰在朝执政，朝廷也就顺水推舟。但是，王允之调任中央，出任会稽郡内史，而王恬仍然没有获得“江州刺史”之任。王允之气愤不过，莫名其妙地死于上任途中（342年）。我们可以看到，琅琊王氏和颍川庾氏，“合作”的表面看似风平浪静，但是竞争的底子里却是静水流深、血雨腥风。也是在这一年（342年），过了10多年安生日子的晋成帝（司马衍），也步人后尘，随了庾怿、王允之走向极乐世界。
晋成帝（司马衍）病笃（342年），他的两个儿子（司马丕、司马奕），虽然后来也当了皇帝（晋哀帝、晋废帝），但当时都还在襁褓中。按照父死子继、立嫡以长的封建传统，司马丕应当登上皇帝宝座。但是庾冰力排众议，拥立司马衍的同母弟（司马岳）为帝（342年）。其实，庾冰的话说得冠冕堂皇，外有强敌、内不平静，宜立“壮年皇帝”来支撑局面。但是庾冰的小心思也显而易见，就是保住皇帝舅家的身份不变，避免成为外戚中的疏族。正是这次改朝换代，也让庾冰惹出了绯言绯语。为了平息众怨，庾冰放弃中央官（尚书令）不做了，被拜为车骑将军，出任江州刺史，还假节。当然，庾冰把持了江州，加上庾翼的荆州，已完全具备了“遥控朝廷”的能力，这个中央官的辞与不辞就没有什么两样了。
庾亮北伐的失败，并没有中止庾氏兄弟的北伐冲动，庾亮死，庾翼马上接掌了荆州的权柄。据说，这个庾翼，虽然也耽于幻想，却也是个实干家。史家对他的评价是“陶侃第二”，把荆州治理得很好（兵强民富）。此时，庾冰又把持了江州。经过东晋王朝相继推行的“禁占山泽令”和“土断政策”，财政收入（钱与粮）也有点盆满钵满。于是，庾氏兄弟又开始了二次北伐（343年）。哪知算路不从算路去，北伐军先有小胜，后却一触即溃。中间还有晋康帝（司马岳）英年早逝的插曲（343年），庾氏兄弟的二次北伐就这样宣告破产。
晋康帝司马岳运气好、命不长，才登上帝位不到两年（344年）就驾鹤西去，庾冰、庾翼原想拥立司马昱（司马睿幼子）继位。但遭到辅政大臣何充的强烈反对。这个司马昱后来也当了皇帝，那是28年以后的事了（372年）。何充是琅琊王氏、颍川庾氏斗争的产物，也是两大族间的“平衡木”。看到王氏被庾氏打压得不要不要的，就有些义愤填膺，不想顺从庾氏族的愿望，坚持“归还正统论”，决意拥立司马岳的儿子司马聃。于是，晋康帝临终决策：立司马聃为继承人。何充之所以反对有效，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庾冰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紧随晋康帝（司马岳）的脚步死去（344年）。一般说来，新皇帝要在老皇帝死后的第二年改元。新任的晋穆帝（司马聃）改元“永和”（345年）。这个年号，是历史上的著名年号，不因为司马聃而著名，而是因为书圣王羲之《兰亭序》的“永和九年”。至此，琅琊王氏和颍川庾氏都淡出了东晋的政治舞台。
庾氏成为东晋的顶级望族，是因为庾文君（庾亮妹妹）与晋明帝（司马绍）的政治联姻，庾亮是庾氏成为当红望族的标志性人物。但庾氏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主要是因为晋成帝（司马衍）和晋康帝（司马岳）“人生短促”。再加上，新起的门阀士族（桓氏）对庾氏人物的封杀，让庾氏在东晋王朝的兴盛如昙花一现。庾亮、庾翼北伐失败，也导致了庾氏的快速衰落。但这两兄弟在历史上还是留有令名，史称“丰年玉”（庾亮）、“荒年谷”（庾翼）。前面，我们都说了些庾亮的“负面信息”。这里说个“正面消息”。庾亮的坐骑是一匹“的卢马”。这“的卢马”有个特点，如果主人能镇得住它，它就堪比“汗血宝马”。如果主人镇不住它，它就会想方设法把主人摔下来，造成非死即伤的惨剧。庾亮身边的人都知道骑乘“的卢马”会有性命之忧，劝庾亮卖掉“的卢马”。庾亮却说：把我的“的卢马”卖掉，那岂不是会伤害到它的新主人？这种缺德事我不得干。庾亮本就是东晋名士，拒绝出卖“的卢马”的故事一传开，他的“人气指数”猛涨了一大截，我也要由衷地为庾亮的心地善良点赞一串。
虽然晋成帝（司马衍）当了18年皇帝，治政却乏善可陈，这是门阀政治的必然结果。但是，他也是个不简单的人物，是当时顶尖级的书法名家。史载：司马衍工书，尤其以草书见长，可谓是“劲力外爽，古风内含”。《法书要录》说，（成帝）生知草意，颖悟通谙。若云开而乍睹旭日，泉落而悬归碧潭。如果一定要大家记住晋成帝，那就要借助一下现实版的“天仙配”了。
“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已家喻户晓。但是《晋书》中却将晋成帝的皇后（杜陵阳）称为“织女”，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晋书·列传》载：先是，三吴女子相与簪白花，传言天宫织女死，为之著服，至是而后（皇后）崩。这位被称为“织女”的皇后，名叫杜陵阳，谥号“成恭皇后”。据说，杜陵阳15岁之前一直没有长牙齿。逮至“牛郎”（晋成帝）出现，皓齿乃生。《晋书》说：后（皇后）少有姿色，然长犹无齿。及帝纳采之日，一夜齿尽生。晋成帝和杜皇后婚后生活情况如何，史上没有记载。但他们之间却不需要“鹊桥会”，杜陵阳头年死（341年），晋成帝次年崩（342年），两个人合葬兴平陵，还可以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未了情”。
有资料说，“庾”是周代管理粮仓的官名，后来这个官的族人就以官为姓。这说明庾氏的起源，至少在周代。最早出现在史籍中的庾氏人物，是东汉时期的庾乘。因此，东晋的庾氏就把庾乘作为名望先祖。《后汉书》有庾乘的点滴记录，但这些记录却附在《郭太传》之后。这样的做法为史传所常用，叫作“附传”。它与“单传”（单独立传）、“合传”（联合立传）都不同。比如《三国志》在王平传后，又附了勾扶的事迹。因为他们都是巴西郡宕渠县人。这样来推断，作为“附传”之人（庾乘）必与传主（郭太）有密切的联系。
事实也是如此，如果没有郭太（名士）的提携，庚乘就不可能成为东汉“儒学名士”。《后汉书》说，（庾乘）年轻时在县廷服役作门卒，名士郭太（字林宗）“见而拔之”。劝他到学宫（太学）去，于是庾乘“勤工俭学”（为诸生佣）。后来讲论经学，但因地位低贱，每次都坐在下座。众学生和博士都向他请教，学宫中竟然“以下座为贵”。到了魏晋，庾乘的儿子（庾嶷、庾遁）都曾经以“仕曹魏”而扬名立万。在西晋以儒入仕的是庾氏第三代传人庾峻与庾纯。“衣冠南渡”时的光辉人物是庾衮、庾敳，他们两个，树起了庾氏家族道德世界的里程碑。东晋时期，庾琛（庾亮父）虽为名宦，也主要是因为与皇室联姻带来的“溢出效应”。庾亮兄弟权倾一时，则因为既是名士，又是外戚。都说“英雄不问出处”，但在门阀政治大行其道的东晋，却是一个“英雄必问出处”的时代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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