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风云说略（三十九） □罗学闰
据说，陶侃有17个儿子，但见于史载的只有9人，其他都没有什么显赫的声名。也有史家说，正是因为这些儿子们不仅寂寂无名，而且还互相明争暗斗，导致陶侃很失望，进而纵酒狎妓、生活奢靡，最终做了“花下鬼”。又有史家说，陶侃与王导“三次较量”，虽然逐渐占了上风，但“南柯一梦”，击碎了他的“帝王之念”，觉得人生无望才“放浪形骸”。但史家对陶侃多给予正面评价，认为他是曹操和诸葛亮两类精英的“结合体”。到乱世结束，及至唐宋王朝，都把陶侃请进了皇家的“庙堂”，还具有“赫赫威名”。陶侃儿子众多，但只有一个女儿（排行第十），被他视为“掌上明珠”。孟嘉“名士风流”，入了陶侃的法眼，于是把女儿嫁给他，让他成了自己的“乘龙快婿”。
这桩婚事，在东晋没有掀起多大波浪。但是，另一桩婚事，却对后世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孟嘉的第4个女儿，嫁给了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的父亲。陶渊明的父亲是谁？却是一片“历史疑云”，《陶渊明传》也不置一词。有好事者从陶渊明的诗里寻找出“蛛丝马迹”，认为他父亲曾经是个宦官。在注重门阀的政治背景下，史官们有意隐去这些不光彩的经历，也是很自然的做法。但可以肯定的是，陶侃是陶渊明的曾祖父（非嫡系），陶侃的女儿是陶渊明的外祖母（外婆）。
陶侃死时（334年），已经是76岁高龄。说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不过分。晋成帝（司马衍）终于批准了他的《逊位表》（334年），陶侃决定从湖北荆州回湖南长沙，结果还没走到目的地就“半道崩殂”了。他为什么要回长沙？因为他的最高爵位是“长沙郡公”，他死后必须安葬在自己的封地里。就像三国时的蜀汉“镇北大将军”王平，本是巴西郡宕渠县人，死后却安葬在巴西郡的安汉县（今四川南充市），因为他的封爵是“安汉侯”。陶侃年已古稀还在“为国效劳”，这跟古代的“致仕制度”有关。“致仕”也就是退休，也就是交还官职。“致仕”起源于周代，按照《周礼》规定，官员年龄达到70岁，可以申请“致仕”。一般情况下，朝廷都会批准退休。特别重要或者皇帝特别亲信的官员，皇帝就会以国家还需要你的理由给予恩留，所以在古代很多官员都累死在岗位上。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历经七朝，耄耋之年（88岁）还在率领群臣上朝，力不能支，只能由两人搀扶着上殿。更有甚者，跟两晋都打过照面的成汉帝国，其丞相范长生88岁才入仕，100岁时才带任离世。
当然，没有达到“致仕条件”的，若因身体原因不能提任职务（正常履职）的，也可以申请提前退休。有些身强体壮的官员，由于其他原因不想干了，就只能以“乞骸骨”的方式请求还乡。能不能批准，就要靠运气，全看皇帝的脸色了。对于正常致仕的官员，皇帝（朝廷）一般都要给予额外的恩赐，既保障官员能安度晚年，还能荫及子孙。当然，各个朝代对于执行“致仕制度”也宽严不一。就说接踵而至的唐宋两朝，也是“唐宽宋严”。尤其是宋朝后期的“职级并轨”，导致吃空饷的越来越多，贪恋权位捞油水的也越来越多，就只有实行强制退休制度了。
虽然先后平定了“王敦之乱”（322-324年）和“苏峻之乱”（327-329年），东晋社稷的安危也还需要陶侃这样的大员来镇着。正如，祖逖不死，王敦就不敢造次。苏峻再凶，陶侃也能把他搞定，陶侃也就成为东晋王朝的“定海神针”（都督八州）。因此，陶侃76岁了还在发挥余热。虽得以荣归封国却死在路上，也让人唏嘘不已。我是十分敬重陶侃的，还经常把他与三国时的徐州牧陶谦相混淆。据考证，陶侃是陶谦的六世孙（非嫡出）。后面，根据《陶侃传》说一些陶侃的“逸闻趣事”。
一是说陶侃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前面说过，通过范逵的推荐，庐江太守（今安徽省合肥市）张夔召陶侃做了督邮，兼任枞阳县令（今安徽省枞阳县）。这时的陶侃官与吏集于一身，相当于现在市监察局长，兼任县里的一把手。督邮，位不高但权很重，所以《三国演义》里“张飞怒鞭督邮”的“督邮”才敢在刘备面前那么张狂。《陶侃传》说：（张）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诸纲纪（属吏）皆难之。（陶）侃独曰：资于事父以事君（太守）。小君（太守妻），犹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尽心乎？！于是陶侃主动请求前去，众人都称赞陶侃“很哥们”（讲义气）。
二是说陶侃是个闲不住的人。我们知道，陶侃平定了“苏峻之乱”。其实陶侃还参与了平定“王敦之乱”。他与王敦的恩怨就发生在陶侃任“广州刺史”这件事上。平定“杜弢之乱”（315年），跟随王敦平叛的陶侃（时任荆州刺史）功高盖主，王敦羡慕嫉妒恨，本准备在陶侃辞行时把他收拾了。但是，迫于对周访（西晋名将，陶侃亲家）的忌惮，王敦放下屠刀。陶侃逃过人生劫难，却因功降职（任广州刺史），王敦的堂弟王廙则接任了荆州刺史。这事放在任何人身上，都会生出一股无名火。陶侃却“因祸得福”，赢得了一段难得的闲暇时光。《陶侃传》说，陶侃在广州，没有事的时候总是早晨把白砖搬到书房的外边，傍晚又把它们搬回书房里，这就是“陶侃运甓”的故事。别人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我正在致力于收复中原，过分的悠闲安逸，唯恐不能承担大事。
三是说陶侃是个惜时如金的人。陶侃出生寒微，得到贵人帮助后走得很顺，“拜将封侯”（318年封柴桑侯），最后位比三公（封长沙公），都督八州诸军事。不仅跟陶侃生性聪慧有关，更跟他的为官勤恳密切相连。据说，陶侃整天严肃端坐，军中府中的事情，他都要自上而下去检查，没有遗漏，不曾有片刻清闲。他常对人说:大禹是圣人，还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普通人则更应该分秒必争。如果成天游乐纵酒，等于浪费生命。
四是说陶侃是个治政有方的人。有史家说，陶侃对朝廷不好，但对荆州民众则很好。陶侃治理下的荆州，几乎达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程度。这个评价，也给了跟东晋相邻的成汉帝国皇帝李雄，可能这是史家惯用的“格式化语言”。“刺史”一职，源于秦朝设置的“御史”，具有监察地方的职能，始设于汉武帝时（前106年）。汉武帝分全国为十三部(州)，各部置刺史一人，只是官秩六百石的“小小监察官”，却能监察官秩二千石的“州官”，因为刺史有“最硬的后台”（皇帝）。汉成帝时(前8年)部分“刺史”改称“州牧”，职权进一步扩大。到汉灵帝（188年），“刺史”全部改称“州牧”，监察官摇身一变成为地方军政长官。东晋时期，中原地区仍称“州牧”，江南地方又改称“刺史”。陶侃治军有能力，军队经常打胜仗就是明证；治民有套路，就是“劝课农桑”（以农为本）。据说，有次陶侃看见一个人手拿一把未熟的稻谷。陶侃问：你拿它做什么？那人回答：路上看见了就随意“拿来耍”。陶侃大怒。斥责说：你既不种田，还拿别人的稻子戏耍，真不像话！于是，那人被抓起来，饱受了皮肉之苦（鞭打）。陶侃杀鸡儆猴大显威力，荆州百姓都勤于农事，出现了州强民富的可喜局面。
五是说陶侃是“心思细腻”的人。陶侃性格“纤密好问”，又善于察访，几乎是“发奸如神”。那时的陶侃有很强的“生态环保意识”，提出了“绿化武昌”的口号，命令旗下军营遍植柳树。都尉夏施把官柳移栽到自家门前，陶侃问道：这是武昌西门前的柳树，为何跑到这里来了？夏施恐惧之下连忙谢罪。心思细腻的人也思维缜密。陶侃统领的是荆州水军，造船的时，陶侃命人把木屑和竹头都收藏起来，人们不解其意。后来地面因积雪而湿滑，陶侃叫军士用木屑铺撒地面，避免了行人摔倒。木屑有了大用处，竹头也“变废为宝”。据说，后来的荆州刺史桓温伐蜀（347年）时，又用陶侃保存下来的竹头作钉装船。
在陶侃带领平叛大军平定“苏峻之乱”的时候，北方的刘曜（前赵）和石勒（后赵）也在进行着生死较量（328年）。据说，318年，刘曜和石勒因为平定“靳准之乱”而分道扬镳。之后十年，双方都在开疆拓土、厉兵秣马，可谓是“十年磨一剑”。328年的这场生死较量，双方都押上了血本（举全国之兵）。329年，前赵皇帝刘曜醉酒上阵，醉意朦胧间又马失前蹄，成为后赵皇帝石勒的俘虏，被石勒杀俘祭庙，小女儿（12岁）也被石勒纳入后宫。也是在这一年（329年），“苏峻之乱”的首领苏峻，或许是庆功酒喝多了，也在阵前马失前蹄，被平叛将士射杀。这样看来，喝酒误事更误命啊。说来也怪，胜利一方的主帅（石勒和陶侃）都不喜欢喝酒，陶侃曾把士兵的酒器酒具抛进长江，石勒在后赵大地上推行了严格的“禁酒令”（节约粮食）。
平定了“苏峻之乱”，东晋过了五年相对安静的日子。334年，陶侃又死在任上。同一年，成汉帝国的皇帝李雄“一命归西”，为了争夺皇位，李氏家族大动干戈，拉开了血肉相残的序幕，走上了“衰亡的道路”。国祚又延续了13年，被东晋收入囊中（347年）。此前一年（333年），前燕的慕容皝“不豫”，慕容皝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接力棒。那个“从奴隶到皇帝”的石勒，也在后赵皇宫气绝身亡，唱起了改朝换代的历史悲歌。后赵的日子过得也不安生，石弘（石勒的儿子）战战兢兢地坐在皇位上，怕石虎怕得要命，拿着皇帝大印送给石虎（禅让）。石虎却并不买账，还把石弘骂得狗血淋头。后来（335年），石虎干脆利落地废掉皇帝石弘自立为帝，后赵进入了石虎时代。因为太子的废立、家族的残杀，后赵进入了一个更为血腥的时代。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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