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风云说略(二十)
有道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成汉帝国”的“开国皇帝”李雄,在执政期间的“最大失误”,就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正是这个错误的决定,让“成汉帝国”开始走起“下坡路”(由盛及衰)。李雄是李特的次子,他的长兄李荡,也是一个“英雄人物”。李特在绵竹设立“流民军”大营,他就跟父亲(李特)“各领一营”。父亲(李特)兵败身亡后,“流民军”退保“赤祖”(今绵阳东),李荡又带着弟弟李雄,与叔父(李流)“各领一营”。不曾想,公元303年,也就是李雄称王(304年)的前一年,李荡在乘胜抵近成都的战斗中身亡。如果长兄李荡不死,按照“立嫡立长”的封建传统,后来“称王称帝”或许就不会是李雄了。
李雄出生于公元274年,刚满“一个花甲”就“驾崩”了(334年)。有趣的是,这两个年份都“属马”。从“成汉帝国”的创建,到“成汉帝国”的治理,我们可以看出,李雄确实是飞腾在两晋之际的“一匹骏马”。公元315年,也是一个有趣的年份。这一年,“成汉帝国”的皇帝李雄,册立任氏为“皇后”,“汉赵帝国”的皇帝刘聪纳靳准家的“姐妹花”(月光、月华),册立月光为“上皇后”,刘贵妃为“左皇后”,月华为“右皇后”。西晋琅琊王、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在这一年(315年)也有“好运气”,得到了一连串的任命:丞相、大都督,都督中外诸军事。
抛开其他的不忙说,专说“成汉帝国”的事儿。不知道什么原因,李雄册立的任皇后“终身未育”。史载,李雄有10个儿子,皆侍妾所生。这就像我们平时“开玩笑”:责任不在男方。也就是说,李雄的儿子们都是“庶出”的。按照“立嫡立长”的原则,“庶出”的皇子,可以“拜将封侯”,但不能立为“皇太子”。任皇后虽然不能生育,但是身份高贵。于是,那些“庶出”的儿子,都被李雄放在任皇后身边,作为任皇后的“养子”。“皇后养子”可以册立为“皇太子”,这在三国历史上也有先例。但是,戎马倥惚的李雄并不喜欢这些儿子,认为他们都“不堪大任”。或许,这正是李雄在“册立太子”问题上“久拖不决”的原因。
李雄也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本该“称王称帝”的李荡(李特长子),却又“英年早逝”。基于“归还正统”的考虑,李雄就把目光聚焦在“李荡诸子”身上。首先“进入视线”的是李荡的长子李琀。李雄认为李琀“颇有武略”,是李家的“千里驹”。可惜“天不遂人愿”:公元323年,李琀奉命率军讨伐“仇池国”杨难敌,不幸身亡。李雄为此“伤心欲绝”(数日无心饮食),心中增添了对长兄的愧疚。于是“下定决心”:立李荡儿子为太子。他遍观“李荡诸子”,最终选定了李班。公元324年正月,新年的“第一次朝会”(正月初五)。顺便说一下,我们都在感叹“春节假期短”(初七上班),而古代的“春节假更短”(初五上班)。在未实行“公历纪年”的古代,还没有“星期”这个概念,他们计算日子的单位是“旬”,一个月分为上中下“三旬”。旬日,就是每旬的“最后一天”,作为“假日”,叫作“休沐假”(沐浴更衣)。
李雄在“第一次朝会”(收心会)上,不顾后宫与廷臣的“强烈反对”,“态度坚决”地册立李班为“皇太子”。李雄的理由是“我兄李荡,是先帝的嫡统,可惜早逝。况且李班仁孝好学,必能承担先帝基业”。也就是说,在李雄的心目中,李班已经是“皇太子”的“不二人选”。其实,李雄的想法也不无道理,这样的事在古时也有先例,就是要“归还正统”。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日常的用语中,我们喜欢把“心目”和“嘴脸”连用,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心里有”,是“心仪”;“眼里有”,是“入了法眼”。前不久,一个网友发“朋友圈”:疫情期间,戴上口罩,我们渠县的美女更多了。虽是一个笑话,却也蕴含道理。仅从“一双眼睛”,是无法真正判定美女的。要想看到“真美女”,还得看她的“那张脸”和“那张嘴”。李雄遍观“李荡诸子”,却将目光聚焦在李班身上,说明李雄已经“暗下决心”,所以,他要“执意而为”。
但是,“成汉帝国”的文武百官却集体投了“反对票”。司徒王达就说:“先王立嗣必立亲子者,是明身份而防篡夺。”如果“执意而为”,“成汉帝国”难免会有“专诸之祸”和“宋督之变”。但是,李雄不管不顾,就真正地“执意而为”了。于是,太傅李骧(李雄叔父)哭着说:“祸乱从这里开始了”。从后来“成汉帝国”的兴亡历程来看,确实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李班被册立为“皇太子”,成为“储君”。李雄的儿子们,是什么态度?史书上没有记载。但肯定是心中“点儿都不安逸”。尤其是李班跟随李雄左右,参与朝政又多有建言,李雄又总是对他“言听计从”,心中简直是“羡慕嫉妒恨”。但是,有父皇(李雄)在那里“压着”,李雄的儿子们也“不敢妖艳”(造次)。
时光演进到公元334年,李雄已经“年满花甲”。头部伤口化脓,其臭无比,后妃“掩鼻走”,亲子“无孝意”。或许李雄的庶子们,因继位无望不但没有孝意,而且还很仇视,“理所当然”地不再关心李雄的死活。只有其兄之子李班(已早为太子)昼夜侍奉,不脱衣冠,还亲口吸脓。至纯至孝也还“感天动地”,被戏称为“成汉王莽”,给李班继位找到了一个“充足的理由”。李班的继位,拉开“权力争夺,内部残杀”的序幕。李班还在李雄灵前“哭丧”,即被李雄的儿子李越刺杀,后推“多才多艺、贤而有能”的李期(李雄庶子)为帝。李雄的儿子们,用刺刀表达了“心中怨恨”,还给了李班一个“哀皇帝”的“谥号”。确实有点让人哀伤。李雄精心培养的“储君”,才刚刚继位,就被杀身亡。
李班是一个好人,所以被李雄立为“储君”。儒学的耳濡目染,教化出李班的“好人要素”:知礼节、纳贤言,为人至善。若是在太平年间,李班不失为一位优秀的“守成之君”。然而,“五胡乱华”导致天下动荡、群雄逐鹿。在这个“狼性十足”的年代,李班就显得“温文有余”,而“勇武不足”。不仅如此,李班对诸皇子“来京奔丧”的危险“毫无知觉”,而且对“明眼人”提出的“遣散离京”的建议也不采纳。说:父皇还没“入土为安”,就遣散皇子“有违人伦”。也真是“好人命不长”,李班才刚刚“坐上龙椅”,就被刺杀在“哭灵现场”(李雄殡宫)。那时,李班才47岁。
杀了李班的李越(李雄庶出长子),也还算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因为弟弟李期聪颖好学且“善属文”,被时人称为“文曲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抑或就像李雄认定李班一样,李越也认定李期“必能承继先帝基业”。李雄“不按规矩出牌”,李越也想“模仿一把”。于是,李越这么凶残的人也有了“礼让之举”,把李期送上“皇帝宝座”。那时,李期才20岁。要说,李期也算是个“能人”。据说,李雄在位时,曾让诸多儿子“以恩信合众”,比一比谁“笼络的人才多”,结果“多者不至数百”,而(李)期“独致千余人”。李雄认为李期“出类拔萃”,心中对李期也“有了好感”。
有史家分析,发动政变(刺杀李班),李越是主谋,也是操刀者,李期只是同伙;再者李越是李期的兄长,无论是看功劳还是看次序,李越最有资格当皇帝,李期和众人也想立李越为皇帝(众欲立越)。但李越不干,“越奉期而立之”,李期就白白地“拣了个皇帝座位”。
《晋书》说:班以宽爱罹灾,期以暴戾速祸,殊途并失,异术同亡。李期即位改“年号”为“玉恒”,“杀人凶手”李越,也得到了实惠(封为相国)。李期毕竟只是“一介儒生”,他居然把“军队大权”交给了李寿,给自己“埋了个地雷”。由于自己的皇位来路不正,难堵“悠悠众口”。李期排除异己(党同伐异),而且不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重用的都是“奸妄之人”。致使朝政黑暗,纲纪紊乱,“成汉帝国”形势“江河日下”,逐步露出了“衰败景象”。据说,李期继位前后“判若两人”。史载:期自以谋大事既果,轻诸旧臣。李期还有个“坏毛病”:嫉贤妒能。一旦发现有强过自己的人,定要“设法除掉”,甚至给加上“莫须有”的罪名,给自己杀人一个“充足的理由”。到了后期,李期搞起了“白色恐怖”(多所诛杀),甚至还干起“杀人越货”的勾当:杀掉文臣武将,籍没其资财、妇女,用来充实后宫。除了杀旧臣、杀能臣,李期还把毒手伸向“亲兄弟”。《晋书》说:雄子霸、保都“不病而死”,世人都说“期鸩杀之”。
杀这个、杀那个,李期想杀汉王李寿则“千不该、万不该”。李期的“擅杀”,引起了朝野的恐慌,汉王李寿是“三朝元老”。李雄患病,急诏李寿入朝,命其为李班的首席“辅政大臣”。说明,李寿在堂兄李雄的心目中,还是很有地位的。李期被李越“拥上皇位”,又改封李寿为“汉王”,命令他去“镇守涪城”。朝野之间,对李期擅杀的“恐慌程度”日益高涨,李寿也早有所闻。因此,李期诏令朝见时,李寿总是以“边防有事”来推脱。尽管如此,李期还是“诱杀”了李寿的“养兄弟”(李攸)。
李寿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忍无可忍),公元338年,李寿召集文武官员,一起喝“鸡血酒”(盟誓)。大意是:与其坐而待亡,孰若起而振之。于是,带着部队“直扑成都”(偷袭)。兵临城下,李寿的儿子李势(末代皇帝)趁机“打开城门”。攻克成都后,李寿、李势“两爷子”又纵兵抢掠,甚至强奸了李雄的女儿们。不知道李寿、李势这“两爷子”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们知道的是,攻克成都三天后,李期就被李寿废为“邛都公”,自己“即位称帝”。李寿不仅改了“年号”,还把“国号”改称“汉”。李寿的这个“汉”与李雄的“大成”一起,被后世史家合称为“成汉”。李期被废,心情郁闷,说:“天下主”乃为“小县公”,不如死!“不如死”这句话,说明了李期的郁闷程度。于是,他也就自寻短见,自缢身亡。李期在位仅4年,死时也才24岁。□罗学闰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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