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城的卫星城礼义城

达州晚报 2020-01-07 11:58 大字

□戴连渠

渠州自1236年初陷、1255年徙治到1275年城破陷落,坚持抗蒙斗争40年,并能以弱敌强、反复争夺,写出了蜀中战争史上的奇章,使四川成为南宋王朝坚持抗元战争最久和最后的基地,被誉为“礼义城”。它代表着渠州人民及四川人民坚持反抗外族侵略,誓死保卫家园的牺牲精神。

渠县的礼义山,是宋、元两朝存在了20年的渠州故城——南宋礼义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据《明一统志》载:“宋宝祐中(1253-1258年),制置使蒲泽之、宣抚李会、将军张需,为避元兵之患,徙州治于礼义山。元军至,练使胡载荣率州人经死拒守,城得无恙”。渠州故城在宋理宗宝祐中移至礼义山,至元十九年(1282年),始迁回旧城流江县城现渠江镇,前后约29年。

礼义城,面积三百余亩,它四面峭壁,高达数十丈,十分险峻。前倚天险渠江,背靠大斌山、小斌山,进可攻,退可守。礼义城沿山砌石为墙,高丈余,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开有城门。现在部分城墙以及西门和南面“水门”还保存着。礼仪山上现在还有练使胡载荣将军碑一块,高丈余,完八尺有余,上题“知郡都统练使将军胡公全城却敌之记”十六字,碑文共有数千字。碑阴刻礼义城图,中绘城廓、房舍等井然有序。礼义山为历代兵家必争之要塞,易守难攻,明末张献忠入蜀攻渠,也在此遭遇郭荣贵地主武装的截击。

礼义城内原有三教寺,《渠县志》载:故城后,有僧了一,自安岳县天台寺飞锡此山……城之绝顶处有祠:中如来、左孔丘、右老君像,皆石刻,此三教所以名也。存乾隆十三年“重修三教寺碑记”,三教寺建修宝塔碑、寿字石刻和将军碑残片和礼义城水门。

公元13世纪初,继宋金百年对峙、两国元气均大为耗伤之际,蒙古族在北方草原崛起,成吉思汗和其子孙,经过多年的征伐,建立了东起太平洋,西到多瑙河的大帝国蒙古汗国。蒙古军队以强弓骏马组成的铁流荡平西域各国,并将金人赶到了黄河以南。1234年初,金国被宋蒙联军灭亡后,南宋就直接面临着蒙古的威胁。当年下半年,蒙古就对南宋发起战争。交战之初,蒙古就定下了首先攻取四川,然后凭借天府财富和地利,顺流东下,灭亡南宋的战略与策略。正是钓鱼城和礼义城,让蒙古人的西征南伐戛然而止。

1235年(宋端平二年、蒙古窝阔台汗七年),蒙军发动了全面进攻,蒙军在四川邻境仙人关一带受到阻击退去。1236年秋,窝阔台汗的儿子阔端率领五十万大军大举入蜀,阳平关一役宋军失利,入蜀之门被打开;随后,蒙军分两路进逼成都并迅速占领;随后又分兵出击,使全蜀“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一路及泸、果、合数州仅存”。后来虽然退出四川,却在蜀地边境建立起军事基地,不断出兵袭扰,使四川不得安宁。1242年底,宋理宗派遣在两淮抗蒙战争中战绩颇著的余玠入蜀主政,以扭转四川的颓势,巩固上流。余玠在四川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创建了山城防御体系。1243年,余玠采纳播州(今遵义)贤士冉琎、冉璞兄弟建议,即在四川的主要江河沿岸及交通要道上,选择险峻的山隘筑城结寨,星罗棋布,互为声援,构成一套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制定了“守点不守线,联点而成线”的战略方针,发动军民在长江、嘉陵江、涪江、渠江、沱江及岷江沿岸依山筑城,作为据点,以制约蒙兵善于骑射野战,施展弛突的长处;并以三江(涪江、嘉陵江、渠江)为依托的战略方针,遍令诸郡据险建筑山城。从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遏制了蒙古铁骑的进军锋芒,支撑了南宋半壁江山。礼义城即是这一山城防御体系的核心和最为坚固的堡垒之一。

渠州地处川东,领流江等三县。州县经济发达,人口密度仅次于西川。当时户口近3万户15万人。渠州在合川三江之右,战略位置十分显要。

1253年后,渠州进士、现三汇镇重石村蒲氏先祖蒲择之继余玠之后任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驻节重庆。1255年(宋宝佑三年),渠州沦陷后,蒲择之等决定徙渠州于治东北八十里之礼义山,以作长期屯守之计。蒲择之在余玠筑城的战略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礼义山上礼义城的范围。屯田、修城、扩军、造船、训练水军,扼守渠江,建成后的礼义城,乃是扼控宋代蓬(治蓬池县,今陇龙县)、巴(治化成县,今巴中市巴州区老城)、达(治通川县,今达州市通川区老城)诸州通往重庆的交通要道,为蒙军经米仓山南下的必经之路,也是宋末坚持川东抗蒙斗争的重要据点。礼义城具备了长期坚守的必要地理条件以及依恃天险、易守难攻的特点。礼义山山围四里以上,岩壁峭削,拔高四至十余丈不等,山上开阔,其上有田土可耕,有林木可用,有泉水可饮,依山傍水,水陆相联,足以容纳众多军队和民众,据险可守;同时,也作为屯积粮秣,战略反攻的军事据点;共开设五门,西、北两面临江,东南枕靠大、小斌山;天成其险,进退自如,实乃兵家必争之地。同时,在州县境内构山寨洞所30余处,渠州防御又自成体系。礼义城与钓鱼城遥相呼应,为其东北翼重要据点和镇守渠江战略通道的堡垒。

当时,拖雷的儿子坐上蒙古大汗的位子后,派弟弟旭烈兀率领十万大军西征欧洲和北非,自己则和忽必烈、兀良合台分兵三路进攻南宋。

蒙古军队遭到挫折后,逐渐改变了以骑兵为主的战术,特别是不少南宋将领投降之后,使他们更有条件改变战术。于是,蒙古贵族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四川地区屯田、修城、扩军、造船、训练水军,步步为营,进逼宋军。蒙古统治者除了攻占并充分利用南宋所筑的寨堡如青居城、大良平等以外,还利用南宋降将的力量,新修一些城寨,如神仙山、东安山、虎啸城、母章德山、马琮山、虎头山、云门山、平康寨、章广平山寨、金汤城、方斗城等。蒙古军队以这些寨堡为据点,或主动出击,或围宋断援,或分兵偷袭以牵制宋方,或并兵合围以各个击破,给南宋军民很大的威胁和打击。

1258年初夏,蒙哥大汗亲率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的蒙军主力分三路进攻四川,一路所向披靡。三个月内接连占领苦竹隘、鹅顶堡、大获城、运山、青居城、大良平六个城寨,这些都是由于守城将吏出降完成。这段时间内,蒙古军队占领大获城后,十一月,蒙军将领木哥率队攻击礼义城,遭到有力抵抗,守城将士将賨人精神和当年賨兵的“神兵”称号发挥得淋漓尽致,一边勇猛杀敌,一边智慧守城,运用滚木垒石、长矛弓箭,打得蒙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弃荒而逃,礼义城的城防初显其固。

1259年正月,蒙哥分兵进攻合州旧城(今重庆合川)、平梁城(今四川巴中西)和渠江流域的礼义城,断绝了它们与钓鱼城的联系。同时,蒙哥还派纽磷进攻忠(今重庆忠县)、涪(今重庆涪陵),断绝下游宋军的增援。木哥这次进攻礼义城,激战将近一个月,礼义城仍巍然不动。宋将渠州知州张资竭力坚守,人民群众更是奋力以赴,浴血战斗。妇女备粮、小孩搬石,各种物资齐备各要道口,将士们砸云梯、抛飞石,将蒙军阻止于城下。白天对抗,晚上夜袭,不胜不休。同时,钓鱼城的防卫也取得了重大胜利,蒙哥不仅连续几个月都没有攻破钓鱼城,自己还因为中了钓鱼城发出来的火炮,致其在七月中旬呜呼哀哉死于军中。

蒙哥大汗暴死后,由于先前没有指定继承人,导致蒙古内部爆发了汗位争夺战。在中国战场的忽必烈和在欧洲战场的旭烈兀,都结束了自己的征伐,杀回到蒙古的大本营抢班夺权。

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蒙宋两军在四川围绕要冲山寨展开争夺。1267年仲春,忽必烈下诏宣布:“嘉定、泸州、重庆、夔府,涪、达、忠、万及钓鱼、礼义、大良坪等处官吏军民,有能率队来降者,优加赏擢。”在其他几个据点守城将军投降献城的压力下,渠州军民不为所惑,继续坚持斗争。礼义城守军主动出击,发扬战斗中“前歌后舞”“且歌且舞”的賨人战斗精神,以攻为守,坚守住了城池。1269年,渠州知州张资还带兵前往蓬州(今蓬安)的白土神山、蒲渡等处打击蒙军,挫其锐气,并打通了嘉陵江通道,有力地援助了钓鱼城的斗争。为此,钓鱼城主将张钰亲自领兵运送粮草到礼义城表示慰问,互相鼓励。

1271年仲冬,忽必烈定都燕京,改国号为“大元”。易帅更帜后,加紧军事进攻;同时大量任用汉人为官,实行诱降和招抚。不少地方相继投降或陷落。蜀中仅有川东、川南沿江几座孤城仍在坚持抵抗,局面已异常艰难。1274年孟冬,元兵一度攻进礼义城,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安抚使、渠州知州事张资宁死不屈自杀身亡。都统胡载荣纠合洞寨民练,督军奋战,随后又夺回礼义城。

1275年(宋德佑元年、元至元十二年)正月,元军东川副都元帅张德润以重兵进攻,礼义城军民浴血奋战,战不到一月,终因寡不敌众而陷落。胡载荣战死,仅余伤病1500人为敌所掳。南宋最后一个城池失去。礼义城,晚钓鱼城两年陷落。

正是因为许多军民浴血固守此城,誓死不降,人们把宋末军民固守的礼义山改名为礼义城,并在礼义山上刊立《练使胡将军碑》。礼义城代表了渠州人民及四川人民坚持反抗外族侵略,誓死保卫家园的牺牲精神。

渠州自1236年初陷、1255年徙治到1275年城破陷落,坚持抗蒙斗争40年。渠江中上游地区从人力、物力上顽强支撑如此之久,并能以弱敌强、反复争夺,写出了蜀中战争史上的奇章;礼义城在十分恶劣的情况下固守逾20年,凭人和、地利之优,开创了以少制多、克敌保存的战争范例。这个据点是南宋四川防线少有的几座坚城之一,有力地支持配合了钓鱼城的斗争,使四川成为南宋王朝坚持抗元战争最久和最后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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