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老汉钻牛角尖讨人嫌 犟拐拐扛直杠子“不落教”（一）
一、人贵有自知之明
尊敬的读者，朱老汉向你们坦白交代，我随身带有一杆量自身重量的秤和一把量身高的尺，我既不是什么专家，更不是什么学者，是一位无职级的退休教师。
1984年始，一些同仁介绍我参加什么协会、研究会，当什么家，我口头答应捧场，无行动，以至有人说：“朱老汉狡猾，坐席喫饭就来了，做事就‘梭边边’，不仁道。”其实，一是实在无能力应对，二是怕麻烦。
说实话，我1933年生于一个佃农家庭，前有4个姐，两个哥，我是老幺。1940年农历九月初，我进保国民学校“发蒙”。说起这所学校，今天有些读者会说是天方夜谭：是推行“新县制”之始创办的“保国民学校”(三个保合办,其详情今后专题叙述)，利用一座庙宇约60平方米的厢房做教室。四五十个学生，有读过私塾的，有发蒙的；年长的十四五岁，年幼的六七岁。还有3名女生。桌凳条形、方形，高矮混杂，有的两边对坐，又无正式课本，一个老师怎么教？学生学的什么？我读小学三册，全班只有3套课本，老师忙得不可开交。其实学生是识字的教不识字的。我一天除写两篇毛笔字之外就是“打跳”。读小学五册，只有一天没挨“手板”，中午，我二哥回家向母亲报告了，母亲煮了个盐鸭蛋给我吃，表示“犒劳”。总的说来，我10岁以前真的不醒事，脑壳里想的是摸鱼、打蛇、抓野物、看稀奇，甚至组织同路的同学集体逃学去“熏土猪”，中午回家“扯靶子”，瞒家人。
我父亲年幼孤苦，不识字。苦磨苦做，让我大哥、二哥各读七年书。大哥在农村算得上“知识分子”，通时艺，广应酬，收集有多种线装书和新版书，还有一些手抄本，有空闲就读书抄书。二哥也勤奋读了七年书，在城内学医，他们给了我良好的启迪，我十岁之后也发奋读书。一共读五年半小学，一年半私塾。
1951年2月，我进了教师队伍。尔时的乡村小学，肩负学校文化教育和社会教育两重任务。各项政治运动都要从学校抽调教师“搞中心工作”。区、乡政府和学校领导鉴于我人年轻，跑得快，经常安排我协助农村工作。1955年农历腊月，我在达县翠云乡(今通川区安云乡)协助建农业初级生产合作社。二十九那天上午，我挎着行李包回家“团年”，走到场头名叫“桅杆坝”的地方，碰见中共碑庙区委驻乡工作组的杨星田把我拦住，要我回乡政府协助他“除四害”吆麻雀，弄得我正月初一只吃了两餐饭，有怨不敢说。
1956年，我到这县碑庙中心校教书，不知天高地厚，扛直杠子为一位“遭冤枉”的同事“鸣冤”；1957年11月又写了一份几千字标题为“拆墙填沟”的大字报“栽”了。1962年5月，退职回家务农。
其后的十多年，我“破帽遮颜过闹市”“瘴疠罩头住危楼”，“不怨天，不尤人”，认为挫折是教我重新审视自我、鞭策我认真阅读做人处世的《弟子规》，警醒我认真审时度势。
从前整治过我、斗争过我、奚落过我的人，现在都是我的好朋友，并互助互敬。有个曾经打过我的人登门道歉，我请他吃饭喝酒，多方宽慰，昔日无怨，近日无仇。以致有人说我“莫有骨气”。其实，他们
也是受害者。
1984年，我在达县市第十中学教书，有人认为我只会教“天荒荒，地荒荒”,安排我出山编纂《教育志》和《达县市北外乡志》，协修《达县市志》。我忝列修志门墙之后，粗读了司光迁所著的《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和《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等文献，初步晓得修《志》编史要“秉笔直书其事”“事信而言文”。
修志写史不是坐茶馆、酒馆“扯南山网你哥子，我兄弟，二红喜、四季财”，要讲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这个字眼都会说，都会写。我为落实这四个字，费了不少力，得罪了很多朋交，遭了些同仁指责，还得了个“犟拐拐”的“雅号”。这个“犟”字的本义是“固执己见，不听人劝”，再加上“拐拐”，这“犟拐拐”实在是不讲道理，“扯板板筋”的“倔强老头”。其实，说假话、耍滑头我不得向别人学，社会上很多人说我“相当狡猾”并有书为证（以后慢慢说)。“狡猾”“耍滑头”要分场合。修志著史就不能捕风捉影，有闻则录；更不能望文生义，捡到“处方笺当公文”，“横起竹竿乱打”，血口喷人。有几位同行又说朱老汉“犟得有理”“是个诤友”。
二、“犟”得有理的实例
(一)关于旧社会农民负担
“旧社会”是个笼统概念，本文专指民国年间。民国时期农村情况较为复杂：就职业而论，多是农民、手工业者，间有商贩、僧、道、自由职业者及个别无业人员；以阶级成分而言，有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者，中农(中农又有富裕中农、自耕中农、佃中农、半自耕中农)、贫农、雇农。农业合作化期间按当时的实际生活水平又划出上中农、下中农。
民间，另有其他称谓:农人，旧指农民；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家；农夫，从事农业生产的男子；农田，农业生产的田地、耕种的田地；农民，长时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也有半工半农者)；农作物，农业栽培的各种植物……叙事就要逐条分析，据实记述，以免以讹传讹。
1950年始，关于旧社会农民负担的口头宣传和文学作品中的记述既多又杂。我从事地方志工作之后，又涉及农民负担篇章，下乡下县也得了解农民负担情况。察觉近几十年来一些涉及民国年间农民负担及佃农生活的宣传“眉毛胡子一把抓”，有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用语。
说“农民负担繁重的赋税”，这是不合实际情况的说法。因为“赋”是指“田赋”，即按土地征收的税，自古有之。缴纳田赋又叫“完粮”“纳粮”，即缴纳农业税，民间简称为“粮”,是土地业主的负担。买卖土地要依率缴纳契税；农户宰杀生猪食用，要依法缴纳“屠宰税”，这就是通常说的“完粮纳税”。
雇农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靠出卖劳动力维生，“找一碗，喫一碗”，偶尔被派去当差当夫，由役用方承担生活费用。雇农无田无地当然不纳田赋。
佃农、半自耕农佃耕土地业主的土地，除负担地租外，另承担一些劳役，如给地主家背柴、挑煤；地主家修房架屋要去“帮忙”，婚、丧、寿庆既要“帮忙”又得送礼。过年过节也得送礼。
佃农、半自耕农、自耕农(含富农、小量土地出租者)、手工业者除负担夫役、兵役及修筑公路、筑飞机场、抬电线杆等劳役之外，另负担地方壮丁(团练、国民兵)训练费、检阅耗费及枪支子弹购置费、乡警兵制服、食米和保(团)务费等等，年无定数。
再说土地业主负担。民国元年，沿袭清末田赋赋制。土地业主除纳正额田赋之外，另负担津贴、捐输和新捐等副税。民国四年,副税只征“三分以上的大粮额者”,三分以下者免征。民国八年之后,除完纳正税、副税之外，另负担军阀割据当局随需所征的各项苛捐杂派。“川陕边防督办”刘存厚割据达州期间，实行“量出为人”的财政政策，巧立什么捐、什么附加等等20余种苛捐杂派，或“按粮摊收”、或“制票先垫”、或“随粮加征”，五花八门，横征暴敛。“斗粮”征银圆30余元，是正税的八至十倍，且一年数征。他实在拟不出苛捐名目，便“发天榜”，天老爷叫你出钱。兼之个别经办人员徇私舞弊，形成“征敛之苛虐，则父死子押，兄逃弟囚，人民不堪其苦:有抛弃产业密逃异县者，有捐田归公苛征不免者，有背负红契饿死城厢者……”个别豪绅和部分工商户乘机大肆兼并土地。
抗日战争时期,本着“有钱出钱”精神，土地业主除完纳正赋外另负担国难经费、抗属优待金附征(1945年停征)以及地方杂派。1946年起，随“粮”征收省保安经费和省、县地方公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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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达州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