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的达城城墙和城壕
原西城壕巷38号、40号窑罐门市处的城墙 （郑景瑞 摄）
作为一座县城，达县同冷兵器时代中华大地其他县城一样，都建有城墙，这就是民国版《达县志》所说：“国家设州置县，必筑城凿池以为固。遇有强寇内侵、逼近城下，则援兵登陴，足以自守，无今昔之异也。”有关资料显示，达城的城墙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土墙而石墙到最后拆除的变化。
记得是1947年春天，我随全家来达县不久，父亲就带我们姐弟俩绕着县城走了一个大圈。那时的达县城比之于现在又小又冷落。我们出发的地点，父亲告诉我们名叫小东门，从那里到我们来达县时经过的后来叫老车坝的地方还有一条比较陡的坡路。下了坡拐弯，沿城墙根直到东街口（东门），再通过现在黄龙寺农贸市场入口处，循原城壕到正南街口（南门），又跨街顺着城壕往西走，经清真寺，到虹桥（今红旗大桥跨大西街的桥洞、以前的西门）附近折而向北，过荷叶街口，经永久仓库东侧的荷花巷（今花水湾巷）绕到现在的三圣宫巷口；再向东，沿北城壕过大北街口（北门），经大操场南边的小路，回到小东门。父亲说，这就是达县城，在这个范围之外的都叫城外，那时城外的房屋不多，也还没有形成繁华的街道。我们一路并没有看到多少像样的城墙和城壕。父亲告诉我们，城墙城壕是旧时代的产物，随着新式武器、飞机大炮的出现，城墙城壕都已失去抵御外敌、捍卫城池的作用了，不拆除反而有碍交通限制了城市的发展繁荣，因此，拆除城墙、填平城壕自然是必然的。就因为这次绕着城走了一圈，使我对当时的达县城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也知道了一点有关城墙城壕的知识。
一次我同几个小伙伴，在我们父辈供职的机关后院玩耍，看见后院墙上有一道半掩着的小门，好奇心驱使我们探出头去。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得跳——小门外是一条很深的干沟，有一条弯曲狭窄的石梯路通到沟底，沟外面是一大片荒坡荒地，零星地分布着一些农舍和菜地。但在那时，我和小伙伴们看见这样深的沟，这样的陡坡路，惊恐之状可想而知。回家后我把这个发现告诉父亲，父亲给我作了一番解释我才明白，这里和毗邻机关的好多建筑以及不少寺庙都修建在城墙上，城墙的高度，一般都在一丈五到一丈七（约5米）之间，城墙外还有城壕，又叫护城河，一般有两三米宽，窄的也在一米开外，城壕水的深度，大致在两米。只是这些城壕前些年已陆续填平，或修建房屋，或辟成菜园，或铺成街道，或闲置成荒地。我和小伙伴所看到的后院小门外的石梯路，下坡后再走一段田间小路，经过一些农家房舍和菜地，跨过小路，就是北门大操场。父亲还告诉我，据他了解，在我们到达县的前一年，达县县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市政整修委员会，决定拆除东南西北四道城门和城墙，而北门至小东门和北门到三圣宫拐弯，再到西门的城墙最先拆除，城壕也被填平了。
很快，我被送到学校读书，学校是位于院棚街尽头的“城守镇中心国民学校”（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完小”、现在的“文华街小学”）。那时学校的正门离东城墙不远，而在通向文华街的小巷中还有一道小门（大致在现文华街小学的大门附近），只供学校厨房的职工进出，学生不能也不知道能入内。从学校大门向前不远，拐弯朝南就是东城墙的一段，城墙靠里边有个大院子，听说是某机关或某官绅的私寓。过了院子再走完一段下坡路，就到柴市街和大东街；而院棚街尽头向北的城墙，那时已被纳入学校的范围，成为学校操场、校园的一部分。
过了几年，已经是新中国诞生、达县解放之后的1952年，我在大西街的达县初级中学读书，因为学生增多，学校的内操场不大，有时上体育课，特别是下午第三节后的课外活动，一般都会到莲花巷永久仓库后面一处很大的空地上去上。听老师说，这是旧时西城墙拆除、城壕填平留下的空坝子，又宽又平，就成了学校的外操场。后来，政府决定在北门外田坝修建达初中新校，全校同学都积极地参加了建校劳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搬运砖和沙。砖是从外地用船运到西门码头的，沙是在西门河坝就地取材。当时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学生背不了多少，但每次都不会缺勤，每次都跟着高年级的同学，从西门河坝沿着原县旧城墙墙基侧的石梯小路上行，经大西街及荷叶街的街口，再绕着学校外操场的边，拐向北门城壕——旧时的三圣宫附近，抄田间小路到建校工地。那时从三圣宫故地到北门一带，除盘踞达城十年之久的老牌军阀刘存厚留下的兵工厂及附属厂房外，居民住房不多，以后政府为解决城市贫民居住问题，在这里修建了一排平房，当地人们称之为“贫民房”。此外，从北门到小东门的城壕并不完整，在小东门附近即早年的祖师楼一带就没有开凿城壕，因为这里地势较高，是凤凰头的“颈”，据说是担心毁了达县城的“龙脉”。
初中毕业，我进入达高中，因家就住在凤凰头附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绕过文庙外面那半月形的高墙，再经高墙东小门边与“文武官员在此下马”石碑相对的小巷子，路过小巷中段左边的小院走出小巷，右边有道紧闭的小门，门内是“一完小”的校园；从巷口拐弯向北，是一段相当长的东城墙，离巷口不远有个王家大院，黑漆大门就开在城墙上。我读高中时教生理卫生课的王淑端老师就住在这里，而她的弟弟王能昭还是我的同学。王老师姐弟俩的父亲王宥三先生，是达城知名的进步人士，既热心教育，又精通岐黄医术。不仅如此，抗战胜利前夕，王宥三还主编过由进步人士李海渠、段轻燕、张俊生（张万杰）等集资创办的《达县日报》，公开指责当时地方政府施政荒谬之处。解放后，王宥三曾任达县政协副主席、达县人民医院顾问，达县专区中医研究所所长。王淑端老师的夫君，就是达初中（现达一中）的校长李国钦；王能昭高中毕业后升入某师范大学深造，后在外地从教多年，新世纪初商调回乡，在达一中任教，退休后我们曾多次相逢相聚，畅谈甚欢。从王家大院往前一直到城墙倒拐处（即现在转转楼小巷）都没有住户，只有崇德小学的厨房开了扇小门，供后勤职员和工友采购出入方便，其余几个单位如天主教堂、百货公司库房以及一些居民住户好像都没有在城墙上开后门。
王家大院斜对面的城墙边有一道斜土坡，下了土坡、过了街就是达高中的校门，最先这道土坡有点难走，特别是下雨天下坡，时常有人滑倒。后来可能是市政工程处安装水管，把土坡改成石梯，我们上学放学就方便多了。而石梯旁边那根粗大的自上而下的水管，没有多久就被附近孩子爬上梭下，变得光滑锃亮了。除了这道土坡可下城墙，在崇德小学厨房后门附近也有一道斜坡可下到柴市街，因为没有学生上下，来往的人不多。
城墙下面就是原来的城壕填成的可通行汽车的马路。那时候，从小东门下面老车坝到东街口这条路上并不闹热，傍城墙一边，除东街口附近的若瑟医院（三善堂）和“汇川通相馆”等两三家店铺外，基本上没有住家户，后来才慢慢出现了茅草房，之后越来越多，一直到达高中对面那石梯路和大水管附近都是。我的一位从外地转来的高中同学的家，就曾经在这里。城墙对面路边，店铺住户却不少。我有一个姓田的小学同学家是开染坊的，就住在东街口不远处。同时，这一路还有“三多”：小巷多，大院多，机关、团体、学校也多，除历史悠久的达高中外，还有旧时代的“社稷坛”“教育会”“徐公祠”“地主宫”以及省高等法院分院专设的检察处等，新中国成立后还有省高等法院达县分院检察处（即以后的地区检察院）、地区公安处（现通川区公安分局）、东城“五完小”（今文华街小学幼儿园）、地区及达县烟草专卖局或公司、翠屏路社区办公处和餐厅“曲幽馆”等等。由于解放前后好多年，城郊四山农民背柴来这里卖，城里居民来这里买，无形中形成柴市，这条街也就以柴市街命名了。
从东街口经现在的黄龙寺农贸市场到正南街口，再到西门，这是一条很长的填平城壕傍城墙的小街。这一路，特别是从东街口到正南街口这一段，商家店铺、深宅大院不少，也很有些住家户，我好多初中和高中的同学家都住在这里。一位姓蒋的同学的父亲在正南街口开了一家五金百货店，这位同学学识渊博、才气盎然，大学毕业后在外地从事中学数学教学，很受学生欢迎，还当上县政协副主席；一位姓何的同学，高中毕业考上四川石油学院，以后到西北地区石油部门工作，还参加了石油大会战，为祖国摘掉“贫油国”的帽子作贡献；还有一位姓樊的高中同学，其父是成功的商人，也是比较进步的、有远见的商人。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川东地区夔（门）、万（县）、云（阳）、开（县）相继解放时，达城国民党政府军政大员如惊弓之鸟，连夜潜逃。县城知名人士洪秀笙、李海渠等联络各界有识之士，成立达县临时治安委员会，担负起维持社会治安的责任，积极推动达县和平解放事宜。这位同学的父亲作为工商界的代表参加临时治安委员会的工作，完成了促成达县和平解放的使命。新中国成立后还在达县工商联担任领导职务。这位同学高中毕业后，通过大学深造，成为“术业有专攻”的人才，听说现生活在北京。从南门到西门的城墙城壕大多建起了居民住房和商铺，残存的城墙旧迹好像只有永丰街那一小段，城壕也只在如今的大西街农贸市场后面还可看见一点。除了这两处，我认为柴市街尽头转转楼巷口左边的石墙，荷叶街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地区教育学院）西侧一条可到大西街的通道（不知是不是原来的白衣庵巷），左边的高墙，很可能是旧时城墙遗下的残迹。
□李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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