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赤脚医生
刘文忠坐在诊所的条桌后，用手指指条桌前的靠椅，脸色腊黄的中年患者低头瞅了一眼，一屁股落下去。患者张开嘴，露出舌苔，他蹙着眉瞅了瞅，开始询问病情，随后神情淡定地给患者把脉。
刘文忠开好单子，钻进偏厦，拉开盛满中草药的发黑的老旧木格子，开始抓药。
待患者走出门，已是上午十点过。此时，开江县永兴镇天成罐村五组的聚居点，还是一片静寂。他明白，自大院子被拆分开，村民又各自随心所欲地或建水泥板房，或建木楼，热闹一阵子后，聚居点的人开始减少。现在，留在聚居点的几个七八十岁老人，想热闹也没办法。
刘文忠站在阶沿上，正兀自想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带着咳咳喘喘的老太婆和一个小男孩，从大路上下来了。“刘医生，刘医生！”老人见了他，老远叫起来，原来是已搬到新太居住的先前邻居，刘文忠立刻迎上前。给老太婆看完病抓好药，已接近上午11点，他有心留下对方吃了午饭再走，老太婆的女婿开着小车来接他们了。老太婆刚走，一辆摩托嗤地一声停在门前，一个满脸愁容的中年女人从车上滑下来了……
刘文忠看完第三个病人，开始煮午饭，谁知，刚将米倒进电饭煲，第四个病人又来了。这天，他一共看了五个病人。
刘文忠目送着最后一个病人坐着小车离去，既欣慰又心酸，在山区人口稀少得就像癞子头上发丝，他们能十里数十里地赶来求医问药，何其可贵。然而，与过去一天看十个数十个病人相比，又何其可怜。
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曾在新太公社（后改为乡）六大队（天成罐村）新龙庙小学教过他初小的刘茂生，背着药箱走进了大院子。闲来无事的刘文忠，和其他孩子一样，一路尾随看热闹。他见昏迷不醒的病人，在刘医生的银针下慢慢苏醒，想起小时候最疼爱自己的干娘，因昏迷不治而亡，心里一动，自己不是一心想学一门手艺吗？
他当即跑回家找到父亲。父亲听了儿子的请求，先前还舒展的脸，很快蹙成一团。饥荒年代，日子都过得凄凄惶惶，哪有余钱剩米去学艺？但到底拗不过儿子，他答应下来。刘文忠带了投师字和白糖、土面等，随父亲来到位于太和乡（灵岩镇）十二大队（虾八口村）的刘茂生家，正式拜师学医。
刘茂生出生于医学世家，解放前曾做过灵岩小学校长，被撤去校长职务后回到老家虾扒口。虽常遭到批斗，但高明的医术还是受到当地村民欢迎，紧靠虾扒口的桂花院、灵岩寺等地村民，也常慕名前去请他看病。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开始收徒弟，刘文忠所在的六大队，先后有林后恩（笔者父亲，学医一年后当民办教师）、颜怀新、吴家生、杨明开、杨代云等，先后向他拜师学医。
刘茂生要求徒弟严格，常叫他们一字不漏地背诵中医经典，而《药性》《汤头》等全是竖版的繁体字，每本都有一百多页，这对仅读过初小（小学三年级）的刘文忠无异于读天书。但他咬紧牙关，不断向师傅师兄师弟们请教，每天划定任务，坚持天不亮起床读背，白天记不住，晚上点着煤油灯又来。两年下来，终于把做一名中医该记的东西熟记于心。时至今日，他还保存着一本从开江名中医唐伯伦手中抄来的《金匮手本》。
刘文忠文化不高，却见眼生事，加上农忙时节，常抽空赶四五里山路到师傅家帮忙，很快赢得师傅厚爱。此后，刘茂生只要到六大队出诊，总不忘带信叫上他，他便背着药箱，屁颠屁颠地跟在身后，看师傅如何望闻问切，如何给两个细微差别的病人下处方。作为名中医，刘茂生对风热感冒、风寒风湿等的治疗很有办法，往往一两副中药就能解除病情，刘文忠经常跟随师傅，学到了不少经验。1965年春，刘文忠正式出师，为表达感激之情，他特地赶到万县买了衣帽鞋袜，又办了一桌酒席，送到师傅家。
刘文忠刚独立行医，便遇上了好机会。1965年6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要求把医疗工作重点放到农村。根据指示，开江于该年秋天，在永兴与任市各开办一个卫生班，专门招收大队赤脚医生，刘文忠作为六大队唯一代表，入选永兴卫生班。此后，他开启了长达两年半的脱产学习，由此，他不仅聆听了李高伯等县内众多名中医讲授，平时行医中碰到的疑难，通过导师指点和同行碰撞，也得到了很好解决，医术水平迅速提升。1970年，开江在全县各大队建立合作医疗站，公社见六大队乡村医生众多，便将他派往近邻七大队合作医疗站。刘文忠热爱中医，行医的间歇，他便四处请教，到近邻八大队找老中医王摩桃（知名接骨医生）学接骨，到普安小南街找罗本教(治痔疮高手）学医痔疮，到一切可以“取经”的地方去“取经”，由此，医术更加精进而全面。
重新回到老家的刘文忠，成了六大队最受欢迎的赤脚医生，村民们的许多疾病，经他之手，都能得到及时救治。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几乎天天奔波在外，足迹遍及灵岩乡虾扒口、新太乡天成罐、龙形山、罗家坪和永兴乡何家垭口等村（大队全改为村），覆盖人口达4000人。
常常，在某个病人亲属请求下，他走进某个村落，病情还没处理完，周围那些患者，或者吃到其他医生药病未痊愈的，便即刻赶过来，趁了空隙，请他把把脉，开一副中药，或者扎扎银针，拿一点西药，或什么也不做，就来咨询一下，腰杆痛，脚发软，生活上要注意什么，如此一来，大半天过去了。待他心急火燎地赶回家，还没来得及放下药箱，早有病人亲属忧心忡忡地赶来了，他只好又挎上药箱出门。碰上下雨天，那些得了急病的亲属找上门，尽管山路溜溜滑滑，他也决不会有半点迟疑，把水鞋一穿，雨伞一撑，顶着风雨就往外走。最糟糕的是冬天的夜晚，本已上床睡得正暖和，屋门却被拍得啪啪啪直响，他不得不穿衣起床，然后举着火把或打着手电，冒着寒气，随病人亲属跌跌撞撞地往前走。那些年，他不知走了多少次夜路；穿烂了多少双凉鞋、水鞋；打烂了多少把雨伞，多少根手电。
尽管如此，刘文忠却未能过上富足的生活。早年间在合作医疗站，挣的一分一厘都归了大队算工分，因为孩子多，两口子挣下的工分分得的口粮，连温饱都难维持。土地承包后，看病欠钱又成了常事，那些年，每年欠费都在万元以上，一到年关，他便与大儿子分头收账，半个月过去，也仅能收到大部分，一些贫寒者，给一些鸡蛋或者土产权当药费，或者什么都不给，就那么欠着，一拖多年，甚至不了了之。但他从没因此而懈怠，只要有病人亲属来请，他二话不说，背起药箱就走。
这些年来，为了应对乡村日益增多的疑难杂症挑战，刘文忠除不断向前辈请教，更是不断揣摩。他发现，中医是个神奇的魔方，只要运用得当，可以医治许多疾病。他结合早年师傅的教导，加上多年实践，采用挂线疗法治痔疮，效果好，费用少，挂完线即可下地行走，第二天即可拆线。邻村一个得痔疮的男孩，去大医院做手术花了两万多，术后不仅没达到预期效果，连走路都踉踉跄跄。后来听说了挂线疗法，专程赶来，刘文忠通过挂线疗法，治好了小孩痔疮。消息传开，前来治痔疮的人猛增，连县城机关的许多干部都开着小车找上门来。刘文忠用中药治疑难病也收获丰硕。龙形山一个叫肖继友的屠夫，长期咳嗽，被医院诊断为不治之症，回到老家的肖继友抱着死马当活马的心态找上门，刘文忠根据多年的行医经验，判定对方为感冒引起的支气管炎。他先用中药去痰，再根据病情变化，不断变换中药成分，待病人吃完13副中药，咳嗽居然神奇地好转。如今，依旧操刀卖肉的肖继友，被人们笑称为“二世人”。其他如全身肿如黄瓜的吴显翠，半边脸僵死的颜丛新……他们无不是通过刘文忠的中药调理病情得到缓解。
刘文忠明显感觉到出诊频率降低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此后，随着山区人口急剧减少，出诊几率一降再降。到2010年前后，随着年龄渐长，加上山区剩下的人口本就不多，他几乎不再出诊，村里人得了病，他们会主动找上门。而今，他所在的天成罐村剩下不足100人，加上周边几个村，总人数也不会超过500人，找他看病的本地人自然少而又少，倒是外地不断有病人找上门来。
早在大队合作医疗站成立不久，刘文忠便开始收徒弟，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仅写过投师字的就有三十余人，这些人通过跟师学习，多数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赤脚医生。刘文忠也梦想着子承父业，让大儿子随他学医，甚至连大媳妇都来自赤脚医生家庭，但终因收入微薄，山区行医辛苦，就在独立开业不久，大儿子选择了做药材生意，几经折腾，后来干脆弃医打工。本世纪初，也曾有人找上门来拜师学艺，刘文忠把山区人口锐减与行医的艰苦一一道来，来者便怅怅而去。
曾几何时，天成罐与他一同出道的众多医生，守护着山区村民的健康。而今，他们死的死，走的走，唯有刘文忠依旧硬朗着身子，如一尊山神，蹲伏在天成罐，守护着村民健康。
早在汶川地震后，因房屋受损，远在成都创业的几个儿子要将他接走，他们说，凭治痔疮的手艺，在成都开一个小诊所，也可以挣钱，但刘文忠拒绝了。后来，他们又多次劝导、动员，最终被儿子们“挟持”到成都，可待不过十天半个月，他又心急火燎地往老家赶。他觉得，只有待在天成罐，心里才踏实。
而今，这个年近八旬，坚守在天成罐的最后一名赤脚医生，空闲之余，常在院坝里活动活动筋骨，而后默默站在院坝边，望对面佛神寨下越来越少升起的炊烟，望屋后刀背梁下公路上偶尔晃过的小车，望周边坡地上难得一见的人影。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坚守多久，一年、两年、三年……□林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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