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龙”出川远销各地 “白龙”入境温暖川黔
清代及民国年间，达县城是川东北物资主要集散地。出口物资主要有粮食、苎麻、桐油、木材、山货、黄表纸以及猪鬃、牛羊皮等土产；进口的多是棉花（纱）、盐、糖等生产生活资料。致有著名的“黄龙出”“白龙入”俚语和“滩头街驻扎的黄州老陕①，花码头②的棉花包堆满屋檐”的街巷唱词。
何谓“黄龙出”？“黄龙”指达县黄庭、大树、南岳万家等乡镇生产的黄表纸，源源不断地从陡路经达县城从陆路转运至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等省区，以及出口至印度、缅甸等国家；“白龙入”，指西北各省盛产的棉花经西安转西乡、镇巴入四川通江境至达县城；或由西安取道汉中，从山道入四川通江境至达县城。其间，背老二挑老大络绎于道。“龙出”“龙进”不是虚说，也不是一时形成的偶然现象。
除达县生产黄表纸之外，大竹县所产黄表纸也是出口大宗。据民国十六年《续修大竹县志·卷十二·物产志》载：“竹产纸类，曰黄纸，曰火纸。黄纸有大表、中表、罗汉表之分。中表纸质细，东行汉口；大表纸质粗，北行汉中……各处岁计三十余万箱，每箱以（银）三钱计，约获银十万两”。民国后期产量倍增。
毗邻梁山（平）县也产黄表纸。
大竹县、梁平县所产的黄表纸西行汉中，也运往达县“归行”转销。据此，1990年版《达县商业志·第三章·第一节·行业行号·山货业》把黄表纸列为第一宗：“民国年间，达县城是黄表纸的集散地，1949年达县城花码头、滩头街和凉水井一带经营黄表纸生意的就达108户，加上城区其他街段共有花表业146户，居所有行业第三位。其中较大的花表行11家，资本额达67万元”。
至于黄表纸的生产历史，我至今未查出有关记载。据业内人士推测，于清代嘉庆中后期或道光初年首创。其基本原料是白夹竹和慈竹。达县、大竹县、梁平县接合部地带盛产白夹竹。当地居民60%以上是清代从湖南移入的，很多人的老家也盛产竹子，并以造纸以业。移民中不少人掌握了造纸技术，便利用当地自然资源造纸谋生，一传十，十传百，造纸业似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据王和洲先生主编的《大树区志》195页载：“造土纸，清代就有相当规模生产，至民国年间，造纸业成为本区域主要经济支柱。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万家乡十一保（今樊家村）100多户居民之中有60户从事黄表纸生产。年产纸2.68万箱，产值13万余元，有的生产大户辟两个纸槽，雇人作业。大树镇有千户以上生产黄表纸，有纸槽1000余个，年产黄表纸约200万箱”。
生产黄表纸及其他土纸的流水作业程序是将刚上林的新生白夹竹、慈竹砍下，划成块成捆，放入专门的料槽之内，用生石灰浸泡数十日或百多日，将浸泡到位的竹料碾融或舂融，放入纸槽内捞去筋，加一种名叫滑草的木本植物皮舂成的汁，再加适量的姜黄粉或黄色颜料之后，用竹帘子一张一张地舀上礅，烘或晒干，将烘干的黄表纸割成8寸的方块，50张折成1盒，12盒为1捆，2捆为1箱。将成捆纸交售到纸号。纸号雇师傅将收购的纸解捆重新整理，取除破损后重捆，加盖商号印记，装入“号篓子”，用细篾条扎紧，再在号篓子皮面打“商号”印记，即成为商品黄表纸。
清末，大树坝上老牌“周桂林”纸号享有盛誉。民国年间，黄表纸市场红火，竞争激烈，各显其能，争创名牌，一家赛过一家。民国初年，李世福在大树坝场开设“福记李三元”纸号，纸质好，生意兴隆。有位名叫李锦绪的纸商不示弱，在其家开设“绪记李三元”纸号，精益求精，不几年，该号的纸质超过“福记李三元”，销路更好，并在万县、武汉以及达县城等地设经营点。李锦绪之婿父游德昌也开设“游三元”纸号。在对外业务中，“绪记李三元”有意将优质纸标注“游三元”牌号，参与竞争，不久“游三元”品牌也享誉省内
外。此外，还有“王三元”“吴桂林”“彭桂林”等10多家纸号各有门路。大树坝上场一条街都从事黄表纸生意，购纸的外商熙来攘往，场上旅栈、餐馆爆满，财源广进。
万家坝富商梁子中在四川万县、合川、达县城以及湖北省武汉、陕西省宝鸡等地设有黄表纸购销办事处，促进达县、大竹、梁平等县的黄表纸生产，活跃了地方经济。
1950年后，黄表纸生产日益萎缩，1958年左右基本停止生产。九十年代，达县黄庭乡尚有541户居民从事造纸业，有纸槽（作坊）278个，除生产土纸之外，生产黄表纸120余万箱。
其后，造纸作坊属于重污染企业，全部关闭。当今达州市场上销售的黄表纸，是梁平机械化纸厂所产。
有人问黄表纸有何用途。我还没找到确切答案，见诸于文字记载的仅有《达县商业志·商业经济》第8页中有：“黄表纸，属宗教必备的高级用纸，大多用于信神拜佛者拜佛叩神祭祀亡灵”之用。民国年间，民间佛事活动都用黄表纸、朱笔书写文告。尤其是“宣讲生”全用黄表纸写告文。因旧时黄表纸属“高级宗教用纸”，比一般火纸价格高数倍，达州民间只在每年农历七月“中元”之期买少许黄表纸做“黄色”的封面。
再来说“白龙入”。
白龙指棉花。棉，这种植物有几个品种。达州种植的是一年生草棉，通称“棉花”。纤维可纺纱或做棉被。棉纱织成布叫棉布。棉籽可榨油供食用或工业用，油粕可作饲料或肥料。棉籽绒是制造火药和塑料及人造纤维的重要原料。茎的韧皮纤维可制绳索和造纸。棉纤维是大宗纺织原料，可制多种衣着和工业用纺织品。
旧时，达州人常说：“吃尽美味离不开盐，穿尽绫罗还要数棉”，至今，棉纺织品仍为人们青睐。
达州种棉历史无上限。清《乾隆直隶达州志·卷二·物产》把“棉”列为首位，可能是与世俗“衣、食、住、行”有关。但是，只有题目，无相关记述。其他各县方志对种棉花虽有记载，但文字极其简短。如《民国续修大竹县志·卷十二·物产志》载：“棉种购自川北，谓之土棉，子多花少。农务局购有美国长绒棉及湖北洋棉，散布四乡，实大而花白，惜未发达。本境所用土花，来自遂宁，广花仰给两湖、西安。城乡旧有花行，近则纺织业微。棉纱棉花由夔万输入，棉布大宗来自渠广……”民国版《达县志·卷十二·食货门·制造》载：“棉，本境所出者曰土花，农家无不种植，采取之后，弹之成絮，搓之成条，纺之为线，织之为布。用絮以著衣，较广花、西花柔软而温”。
旧时，达州农村种植的棉，多是古老的土花品种，产量低。民国年间虽引进一些改良品种，但土地私有，单家独户生产，所种的棉分散零星，不便技术指导，加上气候潮湿、多雾、秋雨绵延、低温，日照短，棉桃爆桃困难，所以产量极低，即便宣汉、通江等部分高山平地所种较多，产量较高，远远不能满足地方棉纺业所需。除洋纱之外，主要靠西北陕西、甘肃、新疆等省输入大量棉花，保障地方棉纺织业生产。
据史籍记载：开江县虽产棉极少，棉纺织业却相当繁荣。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以织布为业者约6000人，每年所织土布行销外地，值白银10万余两。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抵制日货，官商集资5700元在县城西门外高家院合办“济民织染厂”，有铁轮织布机4台，小织布机6台，织袜机2台。织造白布、毛巾、线袜等，并设染坊。民国二十五年五月，改为官办，厂迁城内关帝庙，更名“平民工厂”。次年，改为“游民习艺所”。抗日战争爆发后，进口机纺棉纱，生产“洋布”，价昂贵，销路不畅。土纱、土布畅销，仅普安、天师、任市、长岭和广福等乡有纺车1200多架，年纺纱1万余市斤。以棉布为业者有42户，从业132人，年织土布约3000匹。民国三十一年，年纺土纱约70万市斤，产土窄布约20万匹以上，土宽布10万匹，尤以普安场所产棉布质量和畅路居冠，销往川东北和贵州省等地。民国二十八年，开江县城厢孙愈民开办“愈民织布厂”，兼营印染，有工人40余名。织造宽幅白布、花布等产品，兼办染、缫业务。1951年，为国营花纱布公司加工。1956年，“愈民织布厂”加入开江县城关棉织生产合作社。
1950年12月，黄惠生，唐庶腴等6人开办“新民织布厂”，年产棉布万余匹。1952年，开江城关镇，普安镇织布业土纺土织棉布评为四川省同行业第二名。
1956年土纺土织业停止生产。
民国年间，达州民间，中老年妇女多自纺自用。将所纺的棉纱交乡间织布作坊换布自用。
注：①黄州老陕：旧时，达县人把湖北、陕西来境做花表生意的客商叫“黄州老陕”。
②花码头街：通川桥至凉水井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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