赈灾济困 国家大政 修桥培路 泽福人群（二）
前文说的是清朝初年达州境内所办的公善事业概况，再来说毗邻大竹县现存最早，比较完整的《乾隆大竹县志》第二卷之中关于“仓廪”“恤政”的记载，以见证四邻。
仓廪
常平仓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起，奉文清查，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止，建仓廒十三间，额贮仓斗谷五千五百七十八石三斗四升五合。
监仓 自康熙二十一年奉文清查起，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止，建有仓廒七间，额贮仓斗谷二千七百二十一石六斗五升五合。
社仓 自康熙二十一年奉文清查起，至乾隆十六年（1751年）止，贮仓斗谷三千五百三十八石七斗六升一合二勺六抄。又自乾隆十七年起，至乾隆五十二年止，继劝捐与放贷收息添谷一万零六百八十二石三斗八升七合九勺四抄，共现贮于社仓的仓斗谷一万四千二百二十一石一斗四升九合二勺，分贮于六乡六十六间社仓之内，择举社首轮流经营。以上常平仓、监仓、社仓共有仓廒八十六间，共贮仓斗谷二万二千五百二十一石一斗四升九合二勺。
额设仓 夫四名，斗级（手）二名，每名工食银六两，共银三十六两，按季支给①。
恤政
普济院 乾隆元年（1736年）知县林良铨在城内新花街建小房十六间设普济院，收养孤贫，每年发粮银三十六两，按季支付。
留养局 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年）夏秋大旱，农业歉收，除政府赈济之外，又劝士民捐输谷物救济“存活甚众”，尚有节余。次年，知县陈仕林、典史蔡元彬捐俸，用上年赈灾节余的钱粮在城西关外真武阁设留养局，将年满六十岁的无靠贫民，十岁以下孤孩，以及严重残疾无力谋生的残疾人收入留养局供养，以补普济院之不足，又动员阖邑绅士置房产田产三处，每年收租谷三百三十三石五斗，“存项生息，得银一百三十两，按日支付孤贫。”
大竹县前任知县王训，捐俸买城北观音阁左侧王义的田产一份，作为学田，每年收租谷十八石。
前署知县阮澍捐俸买城西十五里叶能察田产一份，作为义田，年收租谷十五石。
知县陈仕林捐俸买小西门外黄灿田产一份作为义田，每年收租谷三十石。陈仕林又捐俸买城北碧家坝何朗田产一份作为义田，每年收租谷二十石。
以上五份义田所收租谷作为县“振文书院”延师掌教经费，为地方造就人才。
其他培修桥梁数十处，以及整修大道等义举囿于篇幅，不载。
人所共知，清朝康熙、雍正及乾隆初年，史称清初“盛世”，各项公善事业大体上保障了灾有所赈，困有所济，残有所扶，孤有所养，社会基本安定。
可是，有学者总结出古代封建社会有条“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周期率”。简单地说就是“贫穷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淫泆”，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
清朝乾隆皇帝弘历，承祖、父之余荫，顺顺当当地
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初三即帝位，时年25岁，年力正强，新政伊始自称“春秋正富”，精明勤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上都有发展，国家气象一新，他自诩“十全武功”，扬威四海。可是，不多久就飘飘然，甚至忘乎其形，不知天高地厚，承袭父辈衣钵，大兴“文字狱”，大兴土木，特别是六次南巡，所耗费的财力、物力、人力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位“太平之君”简直成为“散财童子”。又任用奸佞和珅二十年，大长贪污之风，吏治极其腐败，贪官污吏“上敢毁朝廷法令，下敢竭百姓资财；悠悠风尘，尽是奔走之客，列列千百，鲜有清廉之徒。”地主阶级大肆兼并土地，“穷人大增”“流民数倍于前”，危机四伏，会党萌生，朝廷驭之失道，“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川楚白莲教，纵横五省，清廷调动数省军队平乱，历时九年，“始报戡定”，平乱耗库银二亿两，相当于清政府五年的财政收入，严重动摇了国家的财政基础，大清盛世堕入没落深渊，江河日下。
在烽烟弥漫的年代，清政府似“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有能力赈灾济困，救死扶伤。四川、湖北等地几十年存贮于常平仓、社仓、济仓的谷物耗尽，而且资料无存。
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版《达县志·卷二十三·蠲政志》的开卷导语有如下言辞：“民生之盛衰系天下之治乱，故治则饮和食德，乱则困苦流离……达地屡遭兵火，而嘉庆初尤盛，盖有徐（添德）、王（三槐）倡乱数年，凡川之东北，其死伤疮痍之惨不可胜言……”而朝廷的赈恤情况只看到嘉庆皇帝分别于元年十二月初八日，三年三月十七日，四年四月十一日降旨，对战乱荼毒、推残、滋扰的各州县应征的地丁钱粮，分别予以豁免或减征、缓征。但对“被‘贼’扰各州县应征盐茶税课银两，有滞引②未销者亦着加恩展限缓征……”
试问，战祸频仍，兵荒马乱，民不安业，田地失耕，工商凋蔽，农商哪有钱粮缴纳所谓的皇粮国税？再则，战祸荼毒城镇，隳突村寨，“逐粮而走”，掠杀牛羊，成千上万受战火波及的伤残者、孤儿、老弱如何生存？多处庐舍丘墟，民穷财尽，居无定所、流落山野者终日啼饥号寒，朝不保夕，可是清朝统治阶级只是减征、缓征地丁钱粮，真是“夺泥燕口，削铁针头，鹌鹑膆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剖精肉，亏老先生下手！”
其实，清朝统治阶级是制造战乱的罪魁祸首，实际受害者是广大无辜百姓。在烽烟弥漫的年代，不仅四川、湖北等地几十年来积贮于济仓、社仓中的谷物罄尽，民间仓贮也多空虚。
清嘉庆八年，绥定知府刘佳琦鉴于灾情严重，即着手恢复仓贮事宜，捐出一笔俸银买粮。其后，代理知府余永宁又捐出养廉银在达县城龙王庙、箭道共建仓六十间，买谷一万八千七百余石贮存。又动员官民捐银一千八百二十五两，交给地方绅士王珠、李温贤等管理放贷生息。自喜庆十年至十八年共收利息银八百余两。其间嘉庆十六年，南关外铺户失火，报经府署批准，给救济银五百两。接着又用一千零七十两买公田一份，每年收租谷五十石，存于社仓之内，“遇荒则粜，遇丰则籴。”
喜庆十九年（1814年）春，达县垂虹、宝芝二乡荒歉极其严重，绥定知府余永宁即时上报，赈贷兼施，又在各场镇设粥厂，煮稀饭济灾民，“全活民命数万”时，垂虹乡粥厂侧麦秀两岐③，地方上几个文化人作《梅村余太守惠政诗》予以颂扬。诗载于县志艺文志内。
注：
①按季支给：这段文字表述不甚确切，每名工食银六两，是每月六两，还是每季六两？费解。
②引：古代对盐铁实行专卖，即按计划供应销售，规定重量单位，发给的凭证叫“引”。元代有茶引、竹引、锅引。明清有盐“引”，每“引”有一定重量，似现代的供应票。
③麦秀两岐：一株麦苗长出两穗，世人认为是祥瑞的征兆。
（引文均摘自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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