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举国同仇敌忾 全民动员取得最后胜利（六）
1938年春，达县大众话剧社成员陈孟汀（二排右一）、曹本图（后排左二）与达县同乡会赴延安时合影。前排右一为龙静娴、右二为刘勉、右三为刘铁侠，二排右三为胡静蓉，后排左四为王仁道、左一为张公直。
1937年9月29日，军政部在四川省设8个募兵处，预定募兵1.5万人。鉴于卢沟桥畔抗日英豪的“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正义的抗日战争召唤达州热血男儿“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各县抗敌后援会，抗日救亡宣传团体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救国重大意义，广大热血青年深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积极响应“好男要当兵，好儿杀倭寇”号召，报名应募。当年今达州市境内共有14086名青年入伍。其中大竹县5191名（万源县未募）。应募青年多是些识字者，有的人称为“庐山受训”。他们抱定“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饶，拼将头颅为国报”的决心，奔赴抗日前线，当时誉之为“义勇军”。各县首批义勇壮丁入伍之时，各乡场为之饯行。集结于县城，县抗敌后援会组织各界人士燃放鞭炮、敲锣击鼓热烈欢送，路过各场镇时民众献茶献花，有的也鸣炮送行。到达宿营地接待也较周到，地方当局还派员慰问。
1939年，省设兵役机构——四川军管区，下设若干师管区、团管区，县设兵役科,承办征兵事务，实行以征为主，以募为辅，征募并行办法。达县设团管区，隶属夔绥师管区。军政部又在万县设编练处，承办临时训练和分拨事宜。
兵役机关成立之后，即着手施行国民政府颁布的《兵役暂行办法条例》，把兵役分为常备兵役和国民兵役。男子年满18岁至45岁适合服役者，除服常备兵役者外，其余服国民兵役，平时受规定之教育训练，战时以政府命令征集入伍。
常备兵役分为现役、正役、续役。平时征集年满20岁至25岁之男子，经检验合格者入营服现役。除上等兵及特种兵外，均满两年归休。正役以现役期满者充之，为期6年。续役以正役期满者充之，其役期自续役之日起满40岁止，转入国民兵役，亦称为余役，为期5年，与国民兵役后期相当，期满即行除役。正役、续役均不在营。平时在乡仍受规定之教育演练，战时动员应召回营。
军官依军衔等级，规定不同的服现役期限。
1943年2月25日，国民政府对《兵役法》予以修订。其实，相当多的条文仅是“具文”，民间议论是“写在舀水瓢上的，下水无踪”；是“写在牛皮上的，遭狗嚼了。”
早在1938年2月2日，军政部下令执行国民政府《非常时期国民兵抽签实施办法》。7月15日，四川省政府制发《统一兵员征集办法》共21条，实行“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按抽签号依次征集入伍服现役。其具体做法首先是对适龄壮丁进行身家调查、体格检查之后确定甲级壮丁、乙级壮丁、合格壮丁，到所在乡（镇）公所抽签，以签号编壮丁名册，确定先后服现役顺序。每年1月为正式入营期，必要时加定辅助入营期。在征集时，接照中签壮丁号码点名征募，由乡（镇）公所送壮丁到县兵役科。
初始施行,从形式上看来有点章法。
1940年以后，征兵配额增多，兵源严重不足，地方政府对抗战军人家属的安家费、优待谷无力全额兑现，代耕队组织也不健全，代耕制度没完全实施，特别是师（团）管区接兵部队官长层层克扣军饷，虐待新兵，多数青年及其父母、亲属“视兵役如猛虎”，以致役政难以推行。再则，役政人员，地方乡镇权势串通一气，似歪嘴和尚念经越念越歪。就以抽签来说，多是暗箱操作，借抽签作弊：抽出的签号只有胡乱的编号而无姓名，但在壮丁花名册上又只有姓名而无编号，等到抽签后才把中签号码填在预先内定的人头上。似此，有权有势、行贿者绝无中签之虞，穷苦百姓则屡遭强抓服役。
也有部分人钻《兵役法》的空子。因为《兵役法》规定在中学及同等学校读书的青年学生、在地方机关法团任职服务的公职人员属缓役对象。此外，根据“有钱 出钱”原则，有钱人可以“纳金钱役”。如四川省第一期抽签时规定，缴现全200元着缓役一年。第二期又规定因故不来抽签者每月向政府缴优待券10元。
有人说，这是国家贫穷的“穷办法”。因为有钱人家的子弟去服了现役，他家就是“抗属”，每年只负担国家应征的田赋、正税，其他什么捐、费、劳役，杂派概不负担，还要享受政府规定的优待。这大量的抗战经费从何而来？所以说，这是一种折衷办法，权宜之计。看起来，想起来似乎有点理由，但在穷苦大众的心目中实在是不公平，不人道。加上个别役政人员徇私舞弊，甚至得钱卖放，以致服现役的义勇壮丁多是穷苦青壮年、弱势群众。据我实地调查，大多数是纯文盲，并且不是“征送”，而是“抓”“捆绑”“监押送验”，形同囚犯，人民不堪其忧。但是，达州人仍以国家民族为重，不顾个人身家性命，知苦而上，临难而进。1943年，近千名知识青年响应“一寸江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参加青年远征军，赴印度、缅甸等地参与国际反法西斯侵略战争。
至1945年，今达州市境内共征集义勇壮丁179102名。其中渠县共征集52511名，列四川省前茅。多数义勇壮丁在装备极其落后、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驰骋大江南北10余省区和印度、缅甸等地，先后在淞沪，太原、南京、武汉、枣阳、长沙、宜昌、襄樊、南昌等地以“老套筒”、大刀、血肉之躯构筑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与日寇浴血奋战，殊死搏斗。
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大竹县人范绍增于1939年率部出川抗日，在江西东乡、浙西、太湖、宜昌等地与日军作战。他亲临第一线督战，多次击溃日军。曾击毙不可一世的日军第十五师团长酒井中将，击伤日军第40旅团少将旅困长河野，在抗战史上留下光辉一页。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第十四旅旅长、大竹县人周绍轩，于1937年10月率部出川抗日，参与增援保卫南京外围的广德、泗安战役，亲临前线指挥，毙伤日军230余人，缴获战略物资甚多，受到上级嘉奖，本人记大功一次，升任师长。1938年6月29日凌晨,两艘日寇的巨型军舰载敌2000余人，在16架飞机的掩护下，在前江口岸强行登陆，周绍轩命令驻守的八七五团两个连队正面迎击，另以两个连队左右两侧绕击。其后，周绍轩相继在煤炭山、太平关、殷家汇等地顽强抗敌。士兵伤亡过半，仍坚守阵地，1940年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副军长兼衢州师管区司令官。
抗敌空军大队长、中共党员、渠县人郑少愚，先后参与广州、南京、武汉、贵阳，柳州、成都、重庆等地空战，配合战友击落击伤敌机数十架，自身5次负伤。1942年春，他到印度接受美国援助飞机回国，途经驼峰航线时，因飞机失事殉国。《中周空军》曾载文介绍其光辉业绩。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三军辎重兵少将团长，渠县人王家让，在河南前线与日军浴血奋战三年多。1944年参与中原会战，率部于登丰击溃日军。日寇转攻密县、禹县等地，王家让率部星夜驰援，途中被日寇围攻，他身先士卒率部突围，在临汝凤穴寺附近身中数弹壮烈殉国，国民政府颁发“荣哀状”，通令全国哀悼。灵位移入成都“四川忠烈祠”，后被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另有达州籍孟浩然、刘靖民、杨方伯、蒋启哲、文礼成等大批抗战英烈，在前线奋勇杀敌，救民众于水火，挽民族于危难。数万将士碧血沙场，部分英烈捐躯于异国他乡，展示了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为民族独立勇于牺牲的高尚情怀。尤以1940年1月17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川军）孙囊部四十一军攻克湖北随县蒋家岗、余家炉子、新寨等处之后，恼差成怒的日寇聚众猛烈反扑。我守军营长孙繁弟率部英勇奋击，誓与阵地共存亡，毙伤日寇800多人后，全营壮烈殉国，名彪青史。
据1947年国民政府编纂的《中华民国忠烈将士名录》所载，达州境内有王家让、郑少愚等3942名将士为国捐躯（其中渠县1114人，部分县缺载），病死者未计。1985年，达县地方志办公室在部分乡调查，个别村出征抗日军人生还者不足半数。据《大竹县志》载：“八年抗战，全县有4万多人参加抗日作战，为国捐躯的3万多人。”
1999年，我在老家通川区北外镇插旗山村调查，13人入伍抗日，生还者8人；近日再次核实，入伍16人，居北外镇入伍抗日军人数之首。抗战胜利后及解放后回藉者8人。其他8人多系文盲，有7名纯文盲入伍之后即无音信。
另据已故族兄朱全明记述，他于1943年充当抗日义勇军，驻滩头街通川桥南侧，所在连队名义上收新兵180人（实际不足）。当年6月从达县出发，步行两个多月抵昆明，所剩不足130人。行军途中病死、逃跑被抓回来打死者不少于20人。他父亲事先向连长夏某某行贿，途中受些关照，到昆明之后由夏某某带回。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教军，后转业到铁路部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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