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家

我们王氏家族，于康熙年间从湖南永州迁徙至四川大竹永兴场茨竹村“一碗水"。因祖父早年去世，姑姑们先后出嫁，大伯又四处漂荡，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高中毕业回乡即随双目失明的祖母寄居到了山脚下的茅凤垭姑姑家，挤在一个三合院旮旯的两间半“拖水屋"。

在茅凤垭低矮、昏暗、潮湿的“拖水屋"里，父母亲拖带着6个孩子艰难度日。长期住在这样的屋子里，母亲双手患上关节炎，手指节肿胀如树棒柴；父亲及孩子们先后患上“干疙挠"（疥疮），手丫子、脚丫子不仅溃烂流脓，而且时时发痒，苦不堪言。一直捱到八十年代初，包产到户后，由乡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父亲，在家务农的母亲，齐力勤勉持家，日子才开始好起来。

1985年，正值盛年的父母下决心改善居住环境。于是，父亲利用教书下班后的课余时间自备建筑材料——马不停蹄地星夜和泥，一块泥坯一块泥坯地烧制砖瓦；还拉上亲戚朋友上山伐木做檩椽；请来工匠打石头夯地基，浇筑钢筋水泥预制板。母亲则一边耕种十余亩责任田，一边喂猪养蚕，依靠卖余粮和搞副业积攒建房款。历时近两年的昼夜辛劳，我们家两楼三层的砖混结构的小楼房终于拔地而起，一家大小欣喜若狂地告别寄居多年且低矮潮湿、脚气疥疮纠缠的“拖水屋"。

在新盖的小楼“洋"房里，我们兄弟姐妹6个渐次长大成人。其后，或因刻苦求学端上“铁饭碗"，或外出打工发展，陆续远走高飞。上世纪90年代初，母亲也随父亲工作调动，从村里的初中教学点搬到了乡中学的教工宿舍。茅凤垭，那座凝结着父母二老的梦想与血汗、凝聚着我们兄弟姐妹感恩与深情的小楼房，搁置一段时间后便低价转卖给乡邻了。

1995年，我从乡村学校调进了县城工作。由此，我们三口之家的小家庭十分幸运地住进了机关房改房。可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建造的房改房存在严重的设计缺陷，尤其是与邻居共用阳台和厕所，住起来实在是太不方便。艰难熬过两三年，我和妻子商量决定，置换旧房，把积攒下来的工资加上向亲友筹借并贷款一万元，买下一个三室两厅的大套居室，这一住就是二十多年。

这二十多年，正是我们国家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迅猛发展的黄金期。渐渐地，县城里电梯高楼林立，不仅工薪阶层趋之若鹜，但凡有老人之家更是纷纷购置入住。眼看我们的父母已近耄耋之年，而我们自己也已“知天命"，着眼长远，我和妻子毅然掏出多年积蓄并申请使用住房公积金购置下一套湖畔电梯房。

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的儿子留在成都就业，在成都按揭购入两居室的精装住宅公寓，安顿下一个都市里的家。儿子安居了，也就乐业了吧。事实上，儿子对目前的居所和工作似乎还不满足，总是在谋划更优质的房子，更优厚的工作，更宽裕的康乐之家。为此，我们做父母的，虽有些忐忑，却又满怀期许。

回眸半个多世纪以来，我所在的小县城随着国家城市化进程加快，也日新月异，由以前的小一环扩展至大二环，再外迁国道延伸至三环。川渝合作工业园、秦巴商贸物流园、大学生电子商务创业园先后崛起。不仅本地乡下人，而且不少南来北往、五湖四海的创业者、务工人员，都在这里安下了家。小县城俨然“变脸"大都市！

我的兄弟姊妹们，我曾经的邻居乡友们，也先后进城买房置业，搬进城里的新家。一些在城里挣了钱的农村人还不忘乡土，回老家去把村里的老旧房屋翻修一新，盖起貌似田园里的小别墅。老婆住在城里照顾娃娃上学；老人留住乡下呼吸新鲜空气，种蔬栽瓜、喂鸡养鸭，颐养天年；自己则开着小轿车来往奔忙，乐此不疲。

和大多数农村家庭一样，我父亲退休后，便在儿女们央求下进城生活。父母膝下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如今兄弟姊妹家家都在县城中心有套房。春节，一大家子团聚一起，谈及未来养老愿望，年迈的父母总还念念不忘当年倾注半生心血和情感的茅凤垭“老家"。

“你看，现在的农村老家多好啊，家家户户水电气和道路这些都和城里一样地畅通了，"母亲不无向往地说，“房前屋后山清水秀，空气清新，听听那些鸡鸭狗叫、鸟唱蛙鸣，和邻里老庚们摆摆龙门阵，那该多自在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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