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亲驾飞机来上任 无法降落,只好又驾着飞机飞走了

成都商报 2018-09-08 03:01 大字

九月,又是一年开学季,寂静的校园再次变得喧嚣。在过去不同的年代,“学校”和“开学”和今天的有什么区别?校园生活又同今天的孩子经历的有什么不一样?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个人史记”,看看投稿读者们的精彩回忆。

我16岁被招进十四航校(现在的民航飞行学院前身),那时航校校部在新津县。我们被招的学员约有一千多名,大部分都是家住山区或边远县城的,都没近距离见过飞机。开学第一天,听说校长亲驾飞机来校上任,我们这些学员激动得像疯了一样涌向了飞机跑道,朝着飞机又是拍手,又是扔帽,把跑道堵得水泄不通,弄得空中的校长架着飞机盘旋了几圈都无法降落,只好又驾着飞机飞走了。

这时一位值班领导,气得大吼一声:“全体集合!”集合后,把大家狠狠地批了一顿,解散后还大喊:“每人给我写份检讨!”大家根本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检讨就检讨嘛,反正我们看到了飞机!

更无组织无纪律的是吃饭。那时我们一个班围着一个大圆桌吃,等大家都坐好了,值班领导大喊一声:“开动!”一个个都像个小老虎,几筷子就把好菜抢了个精光。

让我难忘的是大家抢捞菜汤中的豌豆尖。每当炊事员把大桶的汤抬出时,大家就蜂拥而上,拿起长勺捞。一次抢捞中,一位学员的大檐帽被碰进了汤桶里,他急忙捞起又戴在头上,汤水流了一脸,他还在捞。奇怪的是大家没有一个笑的,也不嫌赃,继续捞豌豆尖。

通过几次捞菜的实战,我们几个要好的朋友,总结了拿长勺捞菜的八字顺口溜:靠边,沉底,轻拉,慢提。绝对能捞上一大勺豌豆尖。

2006年飞行学院成立50周年大庆,我和许多老同学相聚,说起上述趣事,大家的记忆依然清晰如昨,各个捧腹大笑。虽然各个都已奔不惑之年,仍笑得还像当年那样天真无邪。(蔡宝印)

我至今难忘,

五十多年前的一次考试

我一生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名目繁冗的考试,唯有五十多年前的一次,至今仿佛仍在眼前。

1961年我在铁路中专上二年级,俄语课结业考试那天,监考的靳姓授课老师搬了一把椅子上讲台,翘着腿,一张《大众日报》遮住胸部以上。同学一看,这分明是靳老师“网开一面”的“高姿态”,即是说,他在“巧妙”地向大家“提供机会”,于是纷纷施展各种作弊手段,有的干脆明目张胆地把课本放到桌面,无所顾忌地翻看。

快到交卷时间了,只见靳老师走下讲台,来到“有关”课桌旁,用粉笔在右上角画圆圈,一共画了十来个。众皆愕然,继而恍然大悟。

靳老师复又上台,向大家交底。原来,他预先在报纸上扎了几个小孔儿,下边无从发现,他却“两目了然”,掌握了真凭实据,当场给作弊者打了0分。

靳老师说:“我绝不是为难大家,更没有跟同学们作对的意思,假如我允许作弊,首先对不住的是我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良心。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让我的学生学到真东西,取得实实在在的成绩。我保证给你们复习的时间和补考的机会,不及格再补,直到取得起码的‘及格\’成绩!”事后多数同学由衷地赞叹靳老师的监考绝招儿。

那些被判0分的,当时有人抱怨甚至产生抵触情绪,但过后很理解靳老师的良苦用心。如今这件事虽说已过半个多世纪,但众人却念念没忘。前些天我跟当年分配到各地的同学在电话里聊起来,都有同感,说:“那可真是个好老师!”(杜浙泉)

高中三年,

我是学校的拉煤工

1959年夏,我于成都第十五中学初中毕业,被学校保送直接升到高中部。我原本是想考成都铁路工程学校的,因为那时读中专国家是免费的。我家在农村,姊妹多,父母负担不起,可是已经上了高中,后悔也没办法了。

虽然学校给了我甲等助学金,每月伙食费7.5元不用自己交,但天天吃不饱饭的日子,实在难熬。也许是班主任同情我,为了让我能吃上一餐饱饭,就向学校总务主任推荐我帮学校拉煤。当时,我的个子在男同学中还算比较高的,有1.67米,又来自农村,吃苦能力肯定比城市的同学强。

那时,学校烧的煤需用板车去八里庄火车站拉回来。每次去拉,总务主任都是喊我和我的一位家乡同学一路,另一位就不常固定了。我们三人合拉一辆钢圈外缠有胶皮的板车,一人拉中杠兼掌控方向,其余两人拉边边。拉煤一般都选在星期六那天,早晨吃了早饭就去,要一两点钟才能拉得回来,板车上装有四个竹筐,装满了煤大概在千斤上下。

高中三年,几乎每个月就要为学校拉一次煤。我和我的同学十分愿意去,去一次就如同打了次牙祭,因为星期六中午学校食堂都是吃烩面块,炊事员会给我们三个拉煤的同学一人留一钵烩面,而且还比较干,吃了挨两三天,肚子都不会感觉那么饥饿。

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调味品,高中三年饿饭的日子,虽然迄今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可是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王长绪)

我的同桌不削笔,

成天用看不见笔尖的铅笔写作业

我上小学的第一年是在父母单位大院不太远的民办小学,位于人民南路广场的鹅市巷。一年后,进入了当时的重点小学人民南路小学(现成师附小)。

我们那时流行军挎包,横挎在身上实在威风。妈妈拿出家里面唯一的军挎包给我,我背上,神情有些严肃,因为我知道自己长大一岁啦。随后爸爸拉着我的手,我俩走在大街上,新鲜感与对未来无知与恐惧都窜上心头。我有些怯怯地跟着他穿过大街小巷,来到一个位于鹅市巷的四合院前。我的一年级小学也是四合院。一排教室,共三四间,都是一年级;教师办公室三间,另有一排大房间是原来的作坊,里面遗有做鞋的模型与工具,顽皮的同学在其中捉迷藏。另一排房间则用于堆杂物,有些体操用的吊环与床垫,我们曾在里面玩出不少花样,我尤其喜欢吊环。

进教室,我十分怕生,坐在了最后一排,我爸叹口气回去了。第二天再去,每人都拿到了新书。后来我被调到第三排,是长桌长条凳,大家坐在上面晃悠得紧。右手边坐着一个面白清秀的男孩,名叫董曼佳,名字像个女孩。

董曼佳人好看性情却奇葩。比如说,他从不用铅笔刀削铅笔,也不用刨笔刀,他根本就不削笔,成天用粗粗的铅笔写作业。有一次,语文老师实在生气,抓住他的笔要削,他发出杀猪般的叫声,但没抢过老师。这把他气昏了,老师一转身,他就狠狠地将削好的铅笔尖在桌面上折断,以后照常用看不见笔尖的铅笔写着粗粗的汉字。我太佩服了,那股子反叛劲儿。

其次,董曼佳爱画画,从不画别的,只画骷髅,一个头两根骨头交叉在下。在那时,电影上演的毒药瓶上就有这个图案。画得真好,我跟着学。可是,有一次,美术老师考试,在黑板上画了桌椅,让同学们照着画。我认真地画完,转脸一看,我们顽强的董曼佳又画了骷髅,还在旁边写上“毒药”两字,他就这样交给老师,老师也不含糊,立即在上面打了个红叉,画上一个零蛋!(袁亚娟)

经过两年4次自学统考,

我近乎玩命地实现了既定目标

1990年11月,我决定参加次年4月四川省高教自考,选择了十分感兴趣的汉语言文学业。参加自考,完全没有职业方面的功利目的,拿个大专文凭不会改变什么,照样当工人修机床,纯粹出于喜好。

汉语专业科目共有10门,我先报考一科意欲试水。除了周末,平时白天在车间不方便看书,只有晚上辅导完女儿功课后,才能打开自学书本。妻子时不时笑称说:“我们家有文化,三个人就有两个学生,一个小学生,一个大学生。”还调侃我:“早先要有这么勤奋,不至于现在这么辛苦。”1991年4月,苦读了几个月,我的自考处子秀却演砸了。现代汉语只考了50多分,不及格,铩羽而归。这年7月,我跳槽到红光电子管厂,自考这档闲事被搁置一旁。

1993年10月,转行搞厂报采编,自考的欲望再次激活。这一次的动机就不只是爱好这么单一了,新岗位对语言文字的理论水平有一定要求;另外,工作上若有新的机遇,文凭是个基础硬件。新岗位的环境比车间宽松得多,白天做完本职工作,可以专心看自考书,领导支持,同事也不来无端打扰。回家还是老规矩,做点分内家务,盯完女儿的学习,开始雷打不动的夜学,每天至少两小时。

我计划在两年内把汉语大专自考拿下。10门学科,两年我考了4次,每次至少报考3门,最多的一次报考了5门。对我来说,学习是快乐的,痛点却在考前背题环节。毕竟三十七八岁了,记忆力不复青春年少。而书本上的知识点,大量的确需要死记硬背,无捷径可走。每次考前请假在家突击复习半个月,几乎不干别的,就是背题。背题背到头晕目眩、天昏地暗的混沌状态屡屡发生。

1995年10月,经过两年4次自学统考,我实现了既定的目标。因为年龄大、脑子笨,每一次都是近乎玩命的搏斗。10门学科,7科一次考过,有2科考了2次。自学考试的经历,与其说是求知圆梦的过程,不如说是战胜自我的过程。(李万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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