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津镇曾是隋唐新津县城 考古发现这里的汉代乡里聚落遗址学术价值很高
昨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今年5月结束的考古发掘确认了新津县汉代城址，并且还找到一家餐饮店。考古证实，在隋唐时期，新津县县城就在五津镇。
考古新发现
确认新津汉代城址
新津县五津镇桥津上街遗址位于新津县五津镇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新津分院西北门，小地名林家院子。遗址西侧约500米即是岷江干流金马河。该地因曾为新津县治所在地，故至今仍有“新津老县城”之称。
目前桥津上街安置房项目遗址发现汉代灰坑20余个，灰沟8条，房址9座，虽然这些房址仅存柱洞、基槽和卵石堆积，但仍能辨别基槽式房址1座，干栏式房址4座，土木结构房址4座，该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杨洋推测，由于瓦片等建筑构件发现很少，这些房址为茅屋。此外还在房址周围发现卵石堆积4处，水井1口，古河沟和河道5条。汉代遗址主体时代为西汉时期，发现有西汉时期典型陶器如釜形鼎、折腹钵、釜、瓮、凸棱纹盆、甑、卷云纹瓦当、半两和五铢铜钱等。
汉代房址以沟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水沟由北向南流，最终汇入古河道，古河道最终汇入岷江。另外，水沟东部另有2条人工开挖的小河沟，向东汇入另外一条古河道。杨洋告诉记者，其中一处汉代房址有可能为坊肆的厨房。
该遗址还发现唐宋时期遗迹，有排水系统、灰坑、灰沟和房基。排水系统经过精心规划，与南部河道相接，系先挖基槽，然后用石板砌筑，顶部覆盖石板，现大部分已经被晚期人为活动破坏。排水系统围成的台地和周围发现有房基、灰坑等遗迹。从残留的柱础和基槽等推测房屋仍是土木结构建筑。唐宋时期遗址中还发掘出圈足碗、黑釉盏、酱釉罐、四系罐、小罐、饼足碗、饼足杯、五足香炉、三彩器、莲花纹瓦当、盘口执壶、花纹砖、砚台等文物。
明代这里仍为聚居地，房屋主体为木结构建筑，残留有多个方形和圆形柱础，柱础内填鹅卵石。房子周围发现有石条垒砌的水井、灰坑、排水沟等与房子有关的生活配套设施。还发现大量建筑构件，有琉璃釉瓦当、兽面纹瓦当、“王”字瓦当、筒瓦、板瓦、滴水及大量生活瓷器，可见该房屋等级较高。
到了清代，此处成为墓葬，已清理24座，大致可以分为石室墓、砖室墓和灰椁墓三类。出土遗物有酱釉罐、碗、花卉纹杯、葡萄纹盘、“永乐年制”伪托款杯、玉璧底碗等。
考古发掘厘清
新津县城变迁
杨洋表示，通过此次发掘，基本厘清了该遗址的历史变迁。汉代此处已经形成一处较大规模的聚落；东汉至六朝时期洪水经常肆虐形成数层淤积土，居民迁离；隋唐时期，新津县城迁至此地；元明时期此处仍有大量居民；清代变为墓葬区；上个世纪五津机场的修建该地再次繁荣起来。此次发现的唐宋时期大型庭院基址，相关配套建筑设施和大量遗物等为确认新津隋唐县城遗址提供了重要依据。
洪水淤泥
保护了汉代遗址
汉代遗迹是此次考古发掘最为重要发现。杨洋介绍，通过此次发掘，大致厘清了该遗址汉代时期空间分布，居住区位于西部和北部，排水沟与东部和南部地势低洼处的河道相连，形成了相对和谐、适宜生存的乡村聚落。
杨洋告诉成都晚报记者，汉代地层之上有厚约1米的洪水淤积层，对于汉代堆积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从目前出土的汉代遗迹和遗物来看，此处应为一处较大规模的汉代居址，等级与乡里相匹配。
杨洋介绍，汉代乡村遗址在四川发现极少，即使全国也不多见。此遗址的发掘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是研究汉代基层聚落不可多得的资料。对于研究成都平原居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聚落分布、经济生产模式、地形地貌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津县处于历史上西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都要路过新津县尤其是老县城所在地（五津镇）。
成都晚报记者 汪兰 图片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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