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前贤博学 启后侪深思 《杨升庵散文》序
□ 陶武先
杨升庵
杨升庵，字用修，四川新都人，明中期文学家、思想家、书法家。作为明朝“三才子”之一，“杨状元”名满天下，世代传颂。但由于各种原因，历来对其思想文化的研究还不够系统、不太翔实、不尽深入，这让不少学界人士特别是升庵故里的有识之士，似觉有鲠在喉，倍感重任在肩。丁酉六月，赴新都瞻仰杨升庵遗迹，考察升庵文化传承工作，欣见倪宗新编著的《杨升庵年谱》《杨升庵诗词》《杨升庵书论》。庚子仲夏，其新作《杨升庵散文》又告编成。再闻喜讯，由衷祝贺。
作为杨升庵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散文提纲挈领地反映社会阅历、学术见解、治世主张，有较高学术价值、文化价值、思想价值，在杨升庵文化研究、传承和创新中，地位举足轻重。倪宗新专门整理、仔细校勘、精心辑注《杨升庵散文》，共收文四百一十八篇，堪称国内迄今第一部关于杨升庵的散文“总集”，无疑有助于深入把握其散文的鲜明特点，有助于进一步认知、研究、传承杨升庵文化的丰富内涵。
笼络万象，题材广泛。一般意义而言，文学题材源于生活实践。从状元到谪臣，从京师到边陲，足迹遍至川滇黔，壮年丧妻、老年丧子，至死与续妻黄峨天各一方，杨升庵道路坎坷、人生曲折，饱经沧桑、多识炎凉。见闻感思如恒河沙数，洞明世事，练达人情，丰富的阅历多见于文稿，注定笔端反映内容的广泛性和多样化。坚持济世致用的学术理念，著述多达四百余种，现存二百左右，卷册浩繁、数量庞杂，现实问题的复杂性注定写作题材不会囿于一域、拘于一格。《杨升庵散文》所辑书序、题跋、赠序、杂记、书说、碑志、论辨、哀祭、辞赋、颂赞、傅状、奏议、箴铭、诠诰，凡此诸类，涉及天文地理、风土民俗、历史掌故、诗书典籍、家教友情、时政大事等多个侧面，无巨细之分、远近之别，时间多纵深，空间少局限。其散文题材广泛，客观上为后来的热心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信息，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切入点和参照物，同时也为传承杨升庵文化提供了更多路径选择。让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受到启发、收获裨益，这既是《杨升庵散文》本身的特点，也当是编著者着力的初衷。
学识渊博，风格鲜明。杨升庵一生以博学著称，上至经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说、医卜技艺、草木虫鱼……尽力穷究。《明史·杨慎传》云：“明世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推慎为第一”。博览多才，体现于杨升庵的文章底蕴，知识厚积薄发，行文驾轻就熟；博观逖览、才气纵横，是其散文的典型标志、鲜明风格。明代史学家萧如松在《重刻杨太史升庵先生文集后序》中说：“余观先生集，其赋颂之作，雄词丽藻，章含秀发，亦汉扬马之流也；诗则取材亦朝三唐，与子昂太白异曲而同工；议论博辨，略有苏氏风。盖昔人所独擅者，先生庶几兼撮其长，而至于遗文坠字，奥简残编，钩索罔遗，掇拾靡逸，在昔人或未暇也”。把杨升庵与扬雄、司马相如、陈子昂、李太白、苏东坡并论，而前者更是在“兼撮其长”的基础上更有超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英德所著《中国散文通史·明代卷》评其论辨文“篇章极富，个性倔强，风格鲜明……博引史实，文气强盛”，以“博辨称雄”；评其书序文“博览多学”“为文独成一家”。这些评价或带有感情偏向，或算一家之言，但也足以表明杨升庵为文以博学见长，于史有依据，至今被推崇。《杨升庵散文》展现的是其因为博学而著述丰富、文采飞扬的结晶，既可能给读者知识性享受，又可能给学者思想性启发，领悟厚积薄发是其毕生好学穷理、孜孜以求的内在逻辑。因此，该书的编辑出版，显然就不仅仅有文献整理的意义了。
雅俗共赏，思想深邃。通观杨升庵的散文，或雄辩高论，或戏谑笑语，或指事言理，或托物寄情，或质或文，或骈或散，或议论风生，或考辨精详，无不折射作者的深入思考。索求实策，濡其思想的“底色”。仰望星空者，善于穷天地之变，领略历史发展规律；凝视足下者，可以明进退之理，感悟现实社会脉搏。其难能可贵之处，正在于随着时空变化，相应切换视角。如《丁丑封事》《正德六年辛未科对策》关注治国之道，《与巡按赵剑门论修海口书》着眼解民之忧。特别在流放之后，更加注视社会底层，眼观实际、文达实情。扬弃创新，增其思想“活水”。尊古而不忽近，师古而不泥古，践行古今结合、古为今用。明代文学家、史学家陈邦瞻在《杨用修太史集序》中说：“然一时文体，大约尊古而忽近，期述而不期创……独用修为不然……至发而为文，明白俊伟，能道其意之所欲言”。如《李太白诗题词》辨李白之籍贯、《新都八阵图记》论议诸葛亮八阵图之事，不袭陈说，让人耳目一新；《辞尚简要》古今对比，讽刺奏章、对策繁冗，等等，都是切口在古人古事，收口于今人今事。寓雅于俗，见其思想“张力”。《蚊赋》《后蚊赋》《戏作破蚊陈露布》，诙谐通俗、妙趣横生，让人读罢意犹未尽、若有所思；《异鱼图赞跋》通篇以古人戏谑语写成，将自己被贬斥蛮荒的一腔抑郁消于无形，让读者平添豁达之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杨升庵散文》无疑会给爱好者、研究者带来深入了解杨升庵的思想史料。可以肯定，以杨升庵遗世散文中所蕴含的思路方法启迪后来，自觉含英咀华，营造扬弃氛围，从而使杨升庵文化传承工作更有现实意义，应当是编者、读者的共同愿望。
不同“零金碎玉”式的“混编本”，《杨升庵散文》是至今所见“集腋成裘”式单行本，其价值不言而喻。在为之鼓舞的同时，勿忘对编者的敬佩。传承前贤有热忱。或许出于对前贤的景仰，或许出于对同乡的爱慕，倪宗新一直满怀热情投入传承杨升庵文化工作。从政期间鼓呼力行，退休以后心无旁骛，先后出版包括《杨升庵年谱》等著述近400万字。用良苦之心，做有益之事，孜孜以求、持之以恒，把认定的事尽力做好，其倾情和专注，确实令人油然起敬。笃定基础有定力。搜集、整理、编注杨升庵著作，属于基础性、资料性工作，既不热闹，也不时髦，量大而单调，繁琐而枯燥，但往往惠及更多学习者、研究者。为此，倪宗新常年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始终着力基础性工作下功夫、尽心力。这种根植基础、锁定实事，甘做嫁衣、甘为人梯的定力，对于众多人士、不少学者，应当是弥足珍贵的秉性。汇编原著有行动。杨升庵的散文，散见于各类典籍，虽然一些学者有过涉历，但研究成果还不多，倪宗新从满足文化需求出发，付诸行动，促成散文“总集”面世，为读者学习和研究拓宽了路径。他人未做我先做，他人已做我接续。杨升庵之才海涵地负，倪宗新的研究日积月累、渐趋系统，每有新编问世，或许得益于此。
辑前贤所学，并非简单复制和再现文本，而是汲取艺术精华、思想精髓。文本恰如联通作者、编者、读者的传感器，依照作者的缕缕思绪，通过编者的篇篇整理，进而给予读者点点启迪，如此，则《杨升庵散文》功莫大焉。
值《杨升庵散文》出版之际，不揣浅陋，信笔以序，藉此缅怀升庵先生，致敬编辑同志，问好读者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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