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亲职教育为迷途未成年人照亮回家的路

亲职教育现场。

开展亲职教育研讨会。

关键词·亲职教育

亲职教育的概念来自于德国，意思是将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作为一项专业要求极高的职业来看待。一般的亲职教育针对未婚青年与已为人父母的青年人，为他们提供子女成长、适应与发展有关的知识，增强父母教养子女的技巧与能力。强制亲职教育意味着要强制要求涉案未成年人的父母接受专业的教育指导，其目的不仅仅在于提升父母教养子女的技巧与能力，更在于督促监护人切实履行监护教育职责。

□本报记者 刘佳

日前，成都市检察院对近三年来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未检工作进行系统梳理，并制作发布了《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5-2017）》（以下简称《白皮书》）。

《白皮书》显示，成都自2015年探索开展强制亲职教育试点工作以来，已引入专业力量对127名涉罪未成年人、33名未成年被害人的监护人开展了包含家庭沟通、亲子关系、情绪疏导等内容的亲职教育课程，弥补了家庭创痕，增进了亲子沟通，重塑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那么此项工作是如何开展的？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又面临着怎样的问题……记者近日展开了深入的了解。

推行试点

形成关爱保护未成年人的强大合力

2015年开始，成都市检察机关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探索针对部分涉案的未成年人的父母开展强制亲职教育工作，据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未检处处长赵霞介绍，成都锦江区、武侯区、新都区等检察院，在这一工作上都取得了较好的试点效果。

武侯区检察院负责人介绍，实践中一个较典型的例子是：2016年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男，17岁）因涉嫌诈骗罪被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经过社会调查，发现张某某因年幼时父母离异，导致其产生厌学情绪，最后走上犯罪道路，遂决定定期将张某某的离异父母带入看守所与张某某开展亲情会见，并邀请家庭教育专家对张某某的离异父母开展强制亲职教育。通过强制亲职教育课程，张某某的父母认识到家庭破碎对子女的不良影响，现双方已复婚。在检察机关依法作不起诉的处理后，张某某通过自身努力顺利考入大学。

成都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进程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负有帮教矫治职责，所以应当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赋予司法机构强制亲职教育的决定权与实施权。”

2016年10月，成都市检察院联合政法委、公安、法院、教育局、民政局、妇联、关工委会签了《强制亲职教育实施办法 （试行）》，现已生效。目前，成都地区已经有10余个基层检察院与社会公益组织、专业心理咨询团队深度合作开展强制亲职教育：武侯区检察院与新空间青少年发展中心会签《强制亲职教育实施办法（试行）》；锦江区检察院与成都市云公益发展促进会签订《关于共同开展家长强制亲职教育的合作协议》；新都区检察院与新空间青少年发展中心共同制定 《团体方案计划书》，签订《未成年人司法社工亲职教育合作协议》，与成都市云公益发展促进会签订合作协议……

个案剖析

亲职教育为“问题父子”重建沟通桥梁

2015年8月，新都区人民检察院未检科检察官魏婷抵达成都市看守所，在这里她要面见一名因涉嫌偷窃电瓶车被当场抓获的未成年人曾伟 （化名），随同魏婷的，还有涉罪未成年人的父亲曾仕全（化名）。

短短几十分钟沟通下来，魏婷发现,17岁的曾伟精神状态非常差，当问及涉案情况时，他对于自己可能面临的刑罚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同时，曾伟对面前的父亲流露出抵触情绪。这一切，魏婷都看在眼里。

通过进一步调查了解，魏婷发现，曾伟曾是个留守儿童，他的父母是做小生意的，有一定经济能力，但从小对他疏于管教。曾伟长大后，父母想从经济方面补偿他，但却补偿不了缺失的爱。

2015年12月16日，鉴于曾伟系未成年人，犯罪情节轻微，有悔罪表现，并取得三名被害人谅解，新都区检察院对曾伟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一年，并对其父母进行强制亲职教育。

一年考验期间，承办检察官安排曾伟家庭赴崇州检察院参加强制亲职教育集体课程4次，与曾伟住地社区联系，安排其参加社区公益劳动两次。

前两次亲职教育曾仕全能够配合参加，曾伟与父母的关系明显改善。2016年12月中旬，曾伟的考察期将到期，但当魏婷打电话询问情况时，却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一次与父母争吵后，曾伟突然离家出走。此时的曾仕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我们了解到，强制亲职教育期间，前面两次课程曾仕全还是配合的，但后面的两次课程，曾仕全以各种理由推脱，曾伟与曾仕全的关系又趋向不睦。”魏婷说。

“上了两堂课后，有点想不通，孩子犯错，为啥叫我来受教育？”曾仕全回忆说。

“父亲的教育方式不当，又对强制亲职教育认识不足，最终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曾伟考验期失去联系，极有可能因此被提起公诉，面临刑罚。”魏婷说。

后来，鉴于曾伟父母不当履行监护职责，新都检察院决定对其书面出具 《不接受强制亲职教育告诫书》，并进行训诫。同时制定针对该家庭的强制亲职教育个性化方案，进一步开展“入户式”教育，促使监护人正确履行监护职责、加强亲子沟通。曾仕全的态度彻底转变了，不仅积极配合接收教育，而且在他的主动沟通联系下，曾伟又回到家里。今年3月，在曾仕全的陪同下，曾伟来到新都检察院报到。

新都检察院认为，根据回访调查、社区反馈、家长意见等综合情况反映，曾伟心理评估正常，能积极参加公益劳动，按要求汇报思想，社区表现良好，虽有暂时性失联，但能及时回归，不属于违反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情况。2017年3月20日，新都区检察院经过研究，依法对曾伟作出不起诉决定。

发展升级

探索亲职教育制度化引导涉罪未成年人回归

据《白皮书》显示，2015年以来，成都市涉罪未成年人与未成年被害人中，来自单亲家庭、继亲家庭以及父母不和家庭的占41.6%。父母离异、再婚或者不和，弱化了未成年人对于家庭的依附关系以及与父母的情感联系。部分家庭中，父母教育方式不当，有的父母对子女的家庭教育存在溺爱、放任、暴力责罚甚至虐待等极端方式，缺少情感温暖、理解关爱和适当的保护。2015年以来，成都涉罪未成年人与未成年被害人中，放任、溺爱、打骂体罚等家庭教育方式不当的占78.8%。

成都市检察机关探索建立强制亲职教育机制，将为涉罪未成年人、未成年被害人重塑健康的家庭环境，促其正常回归社会。从2015年开始，成都市检察机关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探索对部分涉案的未成年人父母开展强制亲职教育工作，2016年在八个基层院展开试点，2017年全面铺开强制亲职教育工作。

魏婷介绍，去年以来，新都区检察院探索强制亲职教育制度化、规范化，创新涉罪未成年人回归新思路，在诉讼阶段上涵盖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审查与判决阶段；在涉及类型上包括被不逮捕、附条件不起诉、起诉和判决的未成年人的父母；在教育对象上既有涉罪的未成年人家庭，也有教养失职致未成年人受侵害的家庭，从而充分体现了强制亲职教育实施范围的多元化，突出典型性和可推广性。

赵霞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强制亲职教育在成都全面铺开以后，全市各级人民检察院，一是要充分借助社会力量，实现社会化，因为检察机关的检察官毕竟人手有限、精力有限，专业知识受限，要与社会公益组织合作，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可通过专项资金列支、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让更多社会组织参与进来。第二，亲职教育是个系统工作，要和当地政府部门，比如团委、关工委、教育等通力合作。”

当前，我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主管部门对强制亲职教育进行统筹协调，异地协调机制还未建立。在检察机关逐步建立起异地协作机制的同时，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社会支持体系亦应同步跟进。落实社会组织之间的转介、协作、衔接，做到“人员流转，帮教接力”是亟待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成都市新都区智青年公益服务中心成立于2016年7月，计划在明年开展强制亲职教育等服务工作。副理事长吴倩表示,“很多强制亲职教育课程涉及到刑法内容和司法解释，因此，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社会组织在开展强制亲职教育方面竞争力较强。同时，公益组织想开展好强制亲职教育，要制定针对所在地的亲职教育体系，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制定亲职教育内容。以新都为例，亲职教育可能涉及到涉农社区、拆迁社区，如果进行亲职教育，要更多考虑接受教育家庭的具体情况，以便对症下药。”

记者手记

构建社会支持体系保障强制亲职教育

近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涉罪未成年人或者未成年被害人多数都有问题家庭背景。目前，监护人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监护职责导致家庭教育缺失，是未成年人违法涉案的重要因素之一。

实践证明，开展强制亲职教育工作对于强化帮教矫治实效、促使涉法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减少社会对抗大有裨益。

今年10月28日，强制亲职教育与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30多位专家学者就强制亲职教育、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进行深入研讨。会上一位专家感慨，“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当前，全国各地的强制亲职教育实践都面临着人力、教育资源紧张的瓶颈，如何有效保障强制亲职教育，如何长效保障强制亲职教育，都离不开社会支持体系的建设。”

（本版图片由新都区检察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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