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烈:出蜀入蜀 共吟一江水

成都日报 2020-12-28 01:45 大字

成都诗歌节上诗朗诵《今夜,我们一起走进杜甫草堂》胡大田 摄

白鹭飞过浣花溪,浣花溪汇入锦江,最后流进长江

清人刻杜甫像

蒋蓝 摄

本报记者 蒋蓝 文

嘉宾

张志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导,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终身教授。兼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四川杜甫研究学会会长、《杜甫研究学刊》主编。1937年生于四川温江,1963年本科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1966年四川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出版《初唐四杰年谱》《中国古代散文辞典》《苏轼全集校注》等十余部,在初唐四杰、杜甫、苏轼等重要作家研究领域取得较多突破性成果。

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孕育发展于长江上游的天府文化则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天府文化涵养了人文成都,而成都经过千年历史沉淀,逐渐成为这一区域的文化高地。

入蜀离蜀,历代骚人墨客笔下关于长江及其支流的诗篇灿若星辰——李白可谓开启“诗说长江”的第一人,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前后《赤壁赋》彪炳千古,杨慎的《临江仙》成为历史长河中“长江之歌”的高音部,而饱经忧患的杜甫,从黄河文化跨越到长江文化,在蜀地安居的岁月里,以其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书写千古绝唱,精细地记录了那个时代长江流域的国事、家事、地望、风俗、人情、名物,其超强的审美感悟为天府文化增添了闪亮风景,其蕴藏的民胞物与精神同时铺就了长江文化的主流底色。

今天,被学界称为“长于史事、精于故实”的张志烈教授带领我们从杜甫的诗歌开始,一起来感知黄金水道川流不息、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长江精神。

对话

五载客蜀郡

咏不尽的“山川异”与“新人民”

记者(以下简称记):无数文人吟咏过长江,你深入研究了杜甫,杜甫一生经历从黄河到长江,再到重山叠翠的湖湘,入蜀出蜀,在长江上完成了孤悬天际的伟大诗篇。

张志烈(以下简称张):汉魏六朝以后,文献中才开始出现“长江”一词,《魏志》载,魏文帝南征临江见波涛汹涌叹曰:“长江天堑,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唐宋后,“长江”一词多见于诗文中,到杨慎的《二十一史弹词·临江仙》借助《三国演义》而峭拔,成了历史长河中“长江之歌”的高音部。其间,杜甫由黄河而至长江,其影响力最终伴随滚滚长江东去,通达世界。

记:杜甫因为跨越了黄河、长江两大文化带,饱经忧患,杜诗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天际线”。

张:是的。首先,杜甫具有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高尚道德情操。第二,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第三,对万事万物怀有仁爱之心,由此成为长江文化的主流底色。

杜甫最后10年在长江、湘江度过,是“水上漂”的10年。寓居成都草堂是他一生中的重要时期。他于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岁末来到成都,到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离去,除有一年多避乱梓州和阆州外,实际上在成都住了近4年。这是他除长安之外住得最久的地方,正如他自己所说:“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这里说的五载,是前后合计的约数。在这段相对平静的生活里,杜甫经历了草堂幽居、偶尔出游、梓阆流寓、重返成都、入幕任职、辞归草堂、买舟东下等曲折过程,蜀地赠与了杜甫难得的安宁,他的回报也是惊人的,在草堂时期他创作诗歌271首(含他间或出游蜀州、新津、青城、绵州和重返成都途中所作的诗23首),占据他流传至今的1400多首诗歌的百分之二十。

记:杜甫就像一个“战地记者”,全面、准确、精细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国事家事、地望、风俗、语言、人物、名物,透过杜诗,可以看出很多长江地域文化的端倪……

张:杜甫一直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伟大抱负,拥有“穷年忧黎元,叹息场内热”的家国情怀,以及“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造福苍生精神,这种对整个社会与人类的关怀,以及他犹如记者的敏感和良知,对当今研究和弘扬长江文化,促进文化继承与文化自信都有着深刻的启迪和现实意义。

除了对成都的石犀、石笋、武担山石镜、万里桥、古琴台、桤木、笼竹等有记载,杜甫还有很多诗记录了当时蜀地的景观,比如759年12月写的《成都府》一诗,就是成都留给诗人的第一印象,也是最突出的强烈感受。“山川异”,深言此处与之前所历皆不同;“天一方”言对远西蜀土的惊喜之情;“新人民”言风土人情与中原不同;“大江”是说岷江,锦江是其支流,这是成都亮丽的眼睛;“名都会”,是杜甫给成都的城市定位。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家国情怀 凌跨百代

记:苏东坡一直很推崇杜甫。

张:苏东坡自记过一段有趣的对话:“昨日见毕仲游,问‘杜甫似何人?’仲游曰:‘似司马迁。’仆喜而不答,盖与曩气言会也。”杜甫“似司马迁”,这就是杜甫之“骨”,也就是“精微”所在。苏东坡称颂杜甫“屠龙手”“格力天纵”“凌跨百代”,甚至说是古今诗人之首,恰所谓“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

长安已成战乱之地,西蜀成都却在诗人笔下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曾城填华屋,冬季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太平景象给刚脱离战乱的杜甫带来新的期望,激发他诗歌的创作热情,《宾至》《田舍》等都是他在草堂所创作诗歌中的创新作品。

再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诗中“恰恰啼”等就是采用了典型的蜀地方言。明人王嗣奭点评“兴之所到,率然而成,故云漫兴,亦竹枝、乐府之变体也。”杜甫也说:“万里巴渝歌,三年实饱闻。”(《暮春题瀼西草屋新赁五首》)“竹枝歌未好,画舸莫迟回”(《奉寄李十五秘书文嶷二首》)。可见杜甫寓蜀期间的诗歌,体裁广纳地方歌调,用词贴近生活,对长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地缘文化有汲取也有创新。

记:除了这些较为轻松的诗歌,杜甫在成都还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种极具现实主义精神的厚重篇章。

张:是的,这首诗真实描绘了他在草堂生活的一个片段,从一己之苦,推己及人,最后把自己的困苦丢在一边,想到万间广厦,“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种博大的胸襟和崇高理想,映射出积极的现实主义光辉,千百年来一直照亮着后人的心灵。这些波澜壮阔的诗篇,是长江文化在千年万年涵育过程中得以不断升华和丰富的重要养料。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峻峰激流开气象

记:陆游在《入蜀记》八月二十四写道:“早抵巫山县,在峡中亦壮县也。市井胜归,峡二郡。隔江南陵山极高大,有路如线,盘曲至绝顶,盖施州正路。黄鲁直诗云:‘一百八盘携手上,至今归梦绕羊肠’,即谓此也。”明末四川丹棱才子彭遵泗《蜀故》指出:“杜少陵、刘梦得自夔州后,顿异前作。世皆言文人流落不偶,乃刻意著述,而不知巫峡峻峰激流之势,有以助之也。山谷自戎徙黔,身行夔路,故词章翰墨日益超妙……”

张:我们在杜甫的夔州岁月里,可以看到阔达的山川令他的诗作境界更为豪迈,他也更为关注民生。夔州是三峡里的历史名城,山川既雄壮又险峻,杜甫爱用惊险的意象描画它们。他一再歌咏的是白帝城,感到这座城是“一上一回新”(《上白帝城二首》之一)。另外,如《最能行》写夔州男子多出门经商,“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轻舟),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贫富都习于行舟,幼学止于发蒙的《论语》,长大整装随商旅而远出,不重文化,只重营利,为此诗人觉得非常可惜。听到有人说那里的女人丑,找不到丈夫。杜甫反问:“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负薪行》)可见他的审美观,是深谙生活疾苦的。

765年正月,杜甫离开成都,离蜀东下,在途中写下《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暮年漂泊,别是一番情境,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到杜诗阔大的气象,但豪迈的背后是难言的孤独。

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

长江风物尽入诗

记:杜甫《戏作俳谐遣闷》诗之一:“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乌鬼”“黄鱼”历来有争论。

张:“鸬鹚说”“黑猪说”存在很多疑点。而鸬鹚不大可能抓黄鱼。我以为,洞庭古老风俗传入蜀地,以其身黑,故称乌,以其已死,故称鬼,合称“乌鬼”。“乌鬼”是祭祀使用的神像。而“黄鱼”应该是娃娃鱼。

记:杜甫到达戎州(叙府)有《宴戎州杨使君东楼》一诗,提到了“重碧”酒,成为五粮液的先声。

张:杜甫的诗,并不是每一首都是上升到人生、历史而写,很多也是淳朴清新可喜的。765年6月,杜甫从乐山乘船顺岷江到达宜宾,当地最高长官杨使君在东楼设宴,用当时最好的名酒“重碧春”酒款待杜甫。老友相见,格外亲热,引得诗人诗兴大发:“……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楼高欲愁思,横笛未休吹。”“碧”指青绿色,这是度数高于自然发酵的蒸馏酒存放一定时间后所具备的典型酒色。“重”字是指酿造工艺上重复酿造的方法,古称“重酿”。

记:在对长江流域一带风物文化的描述中,《秋兴八首》可谓是空谷来音。

张:“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杜甫用这种态度写出来的代表作品最明显的是《秋兴八首》,这组诗融铸了夔州萧条的秋色以及清凄的秋声,诗人暮年的病况以及心忧天下的深情,悲壮苍凉,意境深闳,八首蝉联结构严密,体现了诗人晚年的思想高度和炉火纯青的艺境。

手记

2020年12月19日 锦江石牛堰

记得2017年盛夏,何开四、张志烈和我同赴三苏祠,在西厢房的一棵挂满荔枝的丹荔树下,说乡愁、诵乡愁、画乡愁、书乡愁,与苏东坡来了一场跨越千年的乡愁对话。

那是一个桑拿天,张教授侃侃而谈。主持人几次欲打断他,老先生不为所动,继续讲述,深情演绎了苏东坡万里投荒的思乡情怀,尤其是苏轼与荔枝的不解情缘。他说,熙宁元年(1068年),33岁的苏东坡在居父丧期间,曾与三老(王庆源、杨君速、蔡子华)游。苏轼将离眉山时,亲手在家中手栽荔枝树,并与三老约定,树长成即归眉山。但世事难料,苏东坡这一去,便再也没有回到眉山……苏东坡栽种的那棵荔枝树,在守候了900年之后终于根枯枝干,但枯死的荔枝树树根得以被保存下来,成为三苏祠镇馆之宝。

对于张教授我并不陌生。我有一套15卷的《苏轼全传》,扉页上即有张志烈的题词。鼠年冬月的上午,暖阳初照,蜡梅欲开,我来到望江楼石牛堰的右岸,与张教授约定在此品茶。他提着一个大包包缓步登楼,喘着气说:“这里面全是为访谈而准备的资料……”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一谈到长江,张志烈眼睛放光:历代蜀地骚人墨客笔下的长江诗文可谓灿若星辰,比如李白的十几首江流题材的诗歌,从长江上游一直写到长江中下游,可以说李白是开启“诗说长江”的第一人。再比如,苏东坡与长江可以说是相互赠与的关系: 长江给予他的感悟、启迪太多,而他回报给长江的诗文彪炳千古。这些作品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上,都达到了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度。苏东坡唱罢“大江东去”,仍嫌不够,继续写长江、三峡、明月,同样是“品三国”的还有《前赤壁赋》《后赤壁赋》。

谈到苏轼,张教授余兴不减:“告诉你一个我读苏轼作品的发现:苏东坡见过大熊猫!”见我惊讶,他微微一笑:“我这样提出来,估计读者都会觉得神奇!”据他说,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26岁的苏轼通过科举,经王安石签发,任大理寺评事、签书陕西凤翔府判官。长期生活于山环水绕的蜀地,苏轼首次置身陌生的黄土地,迈开了出仕的第一步,三年后的1064年,他在此写了一首标题《竹鼠卯》的诗,这首诗很少引起人注意:

野人献竹鼠卯,腰腹大如盎。

自言道旁得,采不费罝网。

鸱夷让圆滑,混沌惭瘦爽。

两牙虽有余,四足仅能仿。

逢人自惊蹶,闷若儿脱襁……

张教授的结论,苏轼在凤翔见到的不是竹鼠卯,而是一只幼年的大熊猫。秦岭中段南坡以及北坡一线,历来是大熊猫的分布之地。在唐宋,凤翔县出现大熊猫并不奇怪。如果这一判断可以成立的话,苏轼算是第一个歌咏大熊猫的古代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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