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烈：出蜀入蜀 共吟一江水
成都诗歌节上诗朗诵《今夜，我们一起走进杜甫草堂》胡大田 摄
白鹭飞过浣花溪，浣花溪汇入锦江，最后流进长江
清人刻杜甫像
蒋蓝 摄
本报记者 蒋蓝 文
嘉宾
张志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导，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终身教授。兼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四川杜甫研究学会会长、《杜甫研究学刊》主编。1937年生于四川温江，1963年本科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1966年四川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出版《初唐四杰年谱》《中国古代散文辞典》《苏轼全集校注》等十余部，在初唐四杰、杜甫、苏轼等重要作家研究领域取得较多突破性成果。
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孕育发展于长江上游的天府文化则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天府文化涵养了人文成都，而成都经过千年历史沉淀，逐渐成为这一区域的文化高地。
入蜀离蜀，历代骚人墨客笔下关于长江及其支流的诗篇灿若星辰——李白可谓开启“诗说长江”的第一人，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前后《赤壁赋》彪炳千古，杨慎的《临江仙》成为历史长河中“长江之歌”的高音部，而饱经忧患的杜甫，从黄河文化跨越到长江文化，在蜀地安居的岁月里，以其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书写千古绝唱，精细地记录了那个时代长江流域的国事、家事、地望、风俗、人情、名物，其超强的审美感悟为天府文化增添了闪亮风景，其蕴藏的民胞物与精神同时铺就了长江文化的主流底色。
今天，被学界称为“长于史事、精于故实”的张志烈教授带领我们从杜甫的诗歌开始，一起来感知黄金水道川流不息、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长江精神。
对话
五载客蜀郡
咏不尽的“山川异”与“新人民”
记者（以下简称记）：无数文人吟咏过长江，你深入研究了杜甫，杜甫一生经历从黄河到长江，再到重山叠翠的湖湘，入蜀出蜀，在长江上完成了孤悬天际的伟大诗篇。
张志烈（以下简称张）：汉魏六朝以后，文献中才开始出现“长江”一词，《魏志》载，魏文帝南征临江见波涛汹涌叹曰：“长江天堑，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唐宋后，“长江”一词多见于诗文中，到杨慎的《二十一史弹词·临江仙》借助《三国演义》而峭拔，成了历史长河中“长江之歌”的高音部。其间，杜甫由黄河而至长江，其影响力最终伴随滚滚长江东去，通达世界。
记：杜甫因为跨越了黄河、长江两大文化带，饱经忧患，杜诗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天际线”。
张：是的。首先，杜甫具有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高尚道德情操。第二，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第三，对万事万物怀有仁爱之心，由此成为长江文化的主流底色。
杜甫最后10年在长江、湘江度过，是“水上漂”的10年。寓居成都草堂是他一生中的重要时期。他于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岁末来到成都，到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离去，除有一年多避乱梓州和阆州外，实际上在成都住了近4年。这是他除长安之外住得最久的地方，正如他自己所说：“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这里说的五载，是前后合计的约数。在这段相对平静的生活里，杜甫经历了草堂幽居、偶尔出游、梓阆流寓、重返成都、入幕任职、辞归草堂、买舟东下等曲折过程，蜀地赠与了杜甫难得的安宁，他的回报也是惊人的，在草堂时期他创作诗歌271首（含他间或出游蜀州、新津、青城、绵州和重返成都途中所作的诗23首），占据他流传至今的1400多首诗歌的百分之二十。
记：杜甫就像一个“战地记者”，全面、准确、精细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国事家事、地望、风俗、语言、人物、名物，透过杜诗，可以看出很多长江地域文化的端倪……
张：杜甫一直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伟大抱负，拥有“穷年忧黎元，叹息场内热”的家国情怀，以及“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造福苍生精神，这种对整个社会与人类的关怀，以及他犹如记者的敏感和良知，对当今研究和弘扬长江文化，促进文化继承与文化自信都有着深刻的启迪和现实意义。
除了对成都的石犀、石笋、武担山石镜、万里桥、古琴台、桤木、笼竹等有记载，杜甫还有很多诗记录了当时蜀地的景观，比如759年12月写的《成都府》一诗，就是成都留给诗人的第一印象，也是最突出的强烈感受。“山川异”，深言此处与之前所历皆不同；“天一方”言对远西蜀土的惊喜之情；“新人民”言风土人情与中原不同；“大江”是说岷江，锦江是其支流，这是成都亮丽的眼睛；“名都会”，是杜甫给成都的城市定位。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家国情怀 凌跨百代
记：苏东坡一直很推崇杜甫。
张：苏东坡自记过一段有趣的对话：“昨日见毕仲游，问‘杜甫似何人？’仲游曰：‘似司马迁。’仆喜而不答，盖与曩气言会也。”杜甫“似司马迁”，这就是杜甫之“骨”，也就是“精微”所在。苏东坡称颂杜甫“屠龙手”“格力天纵”“凌跨百代”，甚至说是古今诗人之首，恰所谓“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
长安已成战乱之地，西蜀成都却在诗人笔下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曾城填华屋，冬季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太平景象给刚脱离战乱的杜甫带来新的期望，激发他诗歌的创作热情，《宾至》《田舍》等都是他在草堂所创作诗歌中的创新作品。
再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诗中“恰恰啼”等就是采用了典型的蜀地方言。明人王嗣奭点评“兴之所到，率然而成，故云漫兴，亦竹枝、乐府之变体也。”杜甫也说：“万里巴渝歌，三年实饱闻。”（《暮春题瀼西草屋新赁五首》）“竹枝歌未好，画舸莫迟回”（《奉寄李十五秘书文嶷二首》）。可见杜甫寓蜀期间的诗歌，体裁广纳地方歌调，用词贴近生活，对长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地缘文化有汲取也有创新。
记：除了这些较为轻松的诗歌，杜甫在成都还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种极具现实主义精神的厚重篇章。
张：是的，这首诗真实描绘了他在草堂生活的一个片段，从一己之苦，推己及人，最后把自己的困苦丢在一边，想到万间广厦，“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种博大的胸襟和崇高理想，映射出积极的现实主义光辉，千百年来一直照亮着后人的心灵。这些波澜壮阔的诗篇，是长江文化在千年万年涵育过程中得以不断升华和丰富的重要养料。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峻峰激流开气象
记：陆游在《入蜀记》八月二十四写道：“早抵巫山县，在峡中亦壮县也。市井胜归，峡二郡。隔江南陵山极高大，有路如线，盘曲至绝顶，盖施州正路。黄鲁直诗云：‘一百八盘携手上，至今归梦绕羊肠’，即谓此也。”明末四川丹棱才子彭遵泗《蜀故》指出：“杜少陵、刘梦得自夔州后，顿异前作。世皆言文人流落不偶，乃刻意著述，而不知巫峡峻峰激流之势，有以助之也。山谷自戎徙黔，身行夔路，故词章翰墨日益超妙……”
张：我们在杜甫的夔州岁月里，可以看到阔达的山川令他的诗作境界更为豪迈，他也更为关注民生。夔州是三峡里的历史名城，山川既雄壮又险峻，杜甫爱用惊险的意象描画它们。他一再歌咏的是白帝城，感到这座城是“一上一回新”（《上白帝城二首》之一）。另外，如《最能行》写夔州男子多出门经商，“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轻舟），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贫富都习于行舟，幼学止于发蒙的《论语》，长大整装随商旅而远出，不重文化，只重营利，为此诗人觉得非常可惜。听到有人说那里的女人丑，找不到丈夫。杜甫反问：“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负薪行》）可见他的审美观，是深谙生活疾苦的。
765年正月，杜甫离开成都，离蜀东下，在途中写下《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暮年漂泊，别是一番情境，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到杜诗阔大的气象，但豪迈的背后是难言的孤独。
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
长江风物尽入诗
记：杜甫《戏作俳谐遣闷》诗之一：“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乌鬼”“黄鱼”历来有争论。
张：“鸬鹚说”“黑猪说”存在很多疑点。而鸬鹚不大可能抓黄鱼。我以为，洞庭古老风俗传入蜀地，以其身黑，故称乌，以其已死，故称鬼，合称“乌鬼”。“乌鬼”是祭祀使用的神像。而“黄鱼”应该是娃娃鱼。
记：杜甫到达戎州（叙府）有《宴戎州杨使君东楼》一诗，提到了“重碧”酒，成为五粮液的先声。
张：杜甫的诗，并不是每一首都是上升到人生、历史而写，很多也是淳朴清新可喜的。765年6月，杜甫从乐山乘船顺岷江到达宜宾，当地最高长官杨使君在东楼设宴，用当时最好的名酒“重碧春”酒款待杜甫。老友相见，格外亲热，引得诗人诗兴大发：“……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楼高欲愁思，横笛未休吹。”“碧”指青绿色，这是度数高于自然发酵的蒸馏酒存放一定时间后所具备的典型酒色。“重”字是指酿造工艺上重复酿造的方法，古称“重酿”。
记：在对长江流域一带风物文化的描述中，《秋兴八首》可谓是空谷来音。
张：“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杜甫用这种态度写出来的代表作品最明显的是《秋兴八首》，这组诗融铸了夔州萧条的秋色以及清凄的秋声，诗人暮年的病况以及心忧天下的深情，悲壮苍凉，意境深闳，八首蝉联结构严密，体现了诗人晚年的思想高度和炉火纯青的艺境。
手记
2020年12月19日 锦江石牛堰
记得2017年盛夏，何开四、张志烈和我同赴三苏祠，在西厢房的一棵挂满荔枝的丹荔树下，说乡愁、诵乡愁、画乡愁、书乡愁，与苏东坡来了一场跨越千年的乡愁对话。
那是一个桑拿天，张教授侃侃而谈。主持人几次欲打断他，老先生不为所动，继续讲述，深情演绎了苏东坡万里投荒的思乡情怀，尤其是苏轼与荔枝的不解情缘。他说，熙宁元年（1068年），33岁的苏东坡在居父丧期间，曾与三老（王庆源、杨君速、蔡子华）游。苏轼将离眉山时，亲手在家中手栽荔枝树，并与三老约定，树长成即归眉山。但世事难料，苏东坡这一去，便再也没有回到眉山……苏东坡栽种的那棵荔枝树，在守候了900年之后终于根枯枝干，但枯死的荔枝树树根得以被保存下来，成为三苏祠镇馆之宝。
对于张教授我并不陌生。我有一套15卷的《苏轼全传》，扉页上即有张志烈的题词。鼠年冬月的上午，暖阳初照，蜡梅欲开，我来到望江楼石牛堰的右岸，与张教授约定在此品茶。他提着一个大包包缓步登楼，喘着气说：“这里面全是为访谈而准备的资料……”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一谈到长江，张志烈眼睛放光：历代蜀地骚人墨客笔下的长江诗文可谓灿若星辰，比如李白的十几首江流题材的诗歌，从长江上游一直写到长江中下游，可以说李白是开启“诗说长江”的第一人。再比如，苏东坡与长江可以说是相互赠与的关系： 长江给予他的感悟、启迪太多，而他回报给长江的诗文彪炳千古。这些作品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上，都达到了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度。苏东坡唱罢“大江东去”，仍嫌不够，继续写长江、三峡、明月，同样是“品三国”的还有《前赤壁赋》《后赤壁赋》。
谈到苏轼，张教授余兴不减：“告诉你一个我读苏轼作品的发现：苏东坡见过大熊猫！”见我惊讶，他微微一笑：“我这样提出来，估计读者都会觉得神奇！”据他说，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26岁的苏轼通过科举，经王安石签发，任大理寺评事、签书陕西凤翔府判官。长期生活于山环水绕的蜀地，苏轼首次置身陌生的黄土地，迈开了出仕的第一步，三年后的1064年，他在此写了一首标题《竹鼠卯》的诗，这首诗很少引起人注意：
野人献竹鼠卯，腰腹大如盎。
自言道旁得，采不费罝网。
鸱夷让圆滑，混沌惭瘦爽。
两牙虽有余，四足仅能仿。
逢人自惊蹶，闷若儿脱襁……
张教授的结论，苏轼在凤翔见到的不是竹鼠卯，而是一只幼年的大熊猫。秦岭中段南坡以及北坡一线，历来是大熊猫的分布之地。在唐宋，凤翔县出现大熊猫并不奇怪。如果这一判断可以成立的话，苏轼算是第一个歌咏大熊猫的古代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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