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麻将案件，何以“打”到最高法？
■欧阳晨雨
八年前，成都市女子王彬如和两个朋友在当地一家茶楼打麻将，当事人称是“5元每局，最多也不过一局赢20元”。但3个小时后，三人即被公安机关抓获，王彬如被拘留15日、处罚款1000元，另外两人分别被行政拘留12日、罚款500元。
据媒体报道，王彬如因此事将温江区公安分局告上法庭，几经辗转，官司一路打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四年前，最高法作出裁定，指令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撤销一、二审法院的判决，同时撤销行政处罚。今年6月21日，王彬如收到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法院判令温江区公安分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王彬如赔偿4739.1元，并向其赔礼道歉。
《治安管理处罚法》有明确规定，“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但是，并不是所有带输赢的打麻将行为都构成违法，是否行政处罚，还必须达到“赌资较大”或“情节严重”等条件。平心而论，5元一局的麻将，的确很难够得上处罚的“门槛”。
根据《行政处罚法》，“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推导出行政执法“过罚相当”原则。也就是什么样的过错和危害，承担什么样的处罚责任，既不能让该重罚的受轻罚，也不能让该轻罚的受重罚。具体到这起案件中，亲友之间5元一局的麻将，对社会的危害极其有限，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理应谨慎。
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指令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到省高院撤销行政处罚，再到当地法院判令公安机关赔偿并赔礼道歉，经由这些司法纠错的举措，一度被扭曲的行政处罚被依法归正。而公民受损的切身利益，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国家救济，更释放出了明晰权力边界、保障公民权利的信号。其意义远在个案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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