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草莽”艺术家的成长之路
灰烬（双流区）
周强的工作室，在成都东胜街一小区顶楼，数百米之外，就是地标宽窄巷子、人民公园。秋天已至，天台上的盆栽多见凋谢，微风中又落了些花瓣，香气氤氲开来。他养的小猫见到生人，上蹿下跳。
周强，1992年生于四川富顺县一山村，小学辍学，捡过棉花，从事过理发、工人、医疗器械销售等，目前是一位影像艺术家。作品在巴黎、纽约、柏林、北京、上海等地展出，并被机构、个人收藏。代表作有《生》《他相》等系列作品。
眼下的周强，拥有了时间自主权：看书、观影、会友、旅行、做作品，日子过得自由自在。周强一手拿烟，一手将茶水依次斟满，身子向前倾了倾：“我发现，书读得越多，越觉得自己无知，有时甚至更孤独，话也变少了。”
一个人的生命体验是非常局限的，阅读是自我的延伸，改变惯性的刻板和标签化，去感受未知和新鲜事物，丰富生命体验，一直是他打破自身局限的方式。
图像是周强与外界对话的另一介质。“说话除了啰唆，还有不少风险，摄影则可以替我说话。我的作品，代表了当下我对自身和世界的认知与反抗。”
我无法走父母期待的路
在一个关于性别的作品中，一位90岁从事人体模特的老人，全身赤裸与青蛙相结合为一种造型，平静直视镜头。周强意图通过图像的介质呈现，表达一种对传统性别观念的质疑。
“我们日常谈论的人的性别，多半是由文化、社会建构起来的。男生有男生的教育方式，女生有女生的教育方式。性别也好，人本身也好，在社会中都是不断被定义的。青蛙，当它还是蝌蚪时，被定义为蝌蚪。长出尾巴，可以吃害虫时，又被定义为青蛙。人在不断长大的过程中，性别、身份会被不断定义，随之赋予其不同的角色和功能。”
周强不喜欢定义和被定义。也许是骨子里天生的叛逆，当自己的人生在不断被定义，自己不能掌控时，他就会反抗。
10岁那年，他离开自贡的小山村，随务工的父母辗转到湖北荆州公安县，入读当地一所小学。因课堂上开小差，被老师拧耳朵并辱骂，他逃离学校。之后一年多，他在长江边钓鱼、瞎逛、泡网吧，浑浑噩噩，父母拿他没办法。
“我很小的时候，就感受到了压抑。我想唱歌，父亲奚落我，觉得不是那块料；当然，家里也穷，读不起那类培训班；我后来在江浙工厂，如果混成小主管或厂长，父母觉得这是不错的路，我却觉得没意思，说不干就不干。到成年为止，我都没有按照父母期望的路走。父母觉得在我身上看不到希望，他们就生了我弟弟，比我小了15岁。”
在辍学生周强眼中，父母总试图把孩子教育成他们想要的样子，而不是他们自己要成为的样子。
而他要成为自己，这是一道终生的命题。
被网友影响的命运
辍学的小镇青年，十有八九去工厂、理发店、餐饮、建筑等行业。周强命运的转折，居然来自于一位网友。
2009年，他辞掉了宁波工厂工作，想换一种生活，就坐上了开往湖南娄底的火车，去找QQ上认识的网友。
很幸运，他的网友不是新闻中常见的那种类型。好心的网友给他租了个单间，没钱的时候，还给他买衣服。陌生的城市里，周强换过几份工作，最后去了一家销售医疗器械的公司，一段时间后，得到老板赏识，被提拔成了小主管。
“当时传销很猖獗，父亲每天打电话询问情况，担心我被卷入传销组织。但我幸运，在娄底安顿了下来。”周强还记得父母当时的担心。
某一天，电视节目上，看到一明星胸前挂着相机，看起来很酷，周强纯属为了效仿当明星的感觉，研究了一阵子后，他向舅舅借了一万，连带自己存的钱，入手了一套设备。2010年他拍摄了一座在建大桥坍塌事件的照片，选出得意的照片，就上传到QQ空间。
不料，一位QQ网友是湖南当地一家媒体图片编辑，随即他拍摄的照片首次被刊发在了媒体上，这意外的收获，让周强兴奋不已。敏感的他，开始跑新闻现场，照片时不时地被腾讯、网易等门户网站采用。一次新闻报道的图片，让他足足赚了两千块。
感觉这种赚钱的方式不赖，对比销售工作的无聊，周强选择辞职，成为一名自由报道摄影师。
8年过去了，他从报道摄影师到影像艺术家，身份不断在发生变化，从讲述者转变为一个输出者。
周强的《生》系列里有几幅图像是动物园里拍摄的：孤独的猴子，趴在铁丝网上毫无生气的鹦鹉，在笼子里转圈圈的老虎。“人们为了满足自身对动物的好奇和欲望，把它们圈养起来，它们愿意吗？”
他反思人性的自私、狭隘与欲望的多样……去拍摄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空间里的状态，倾听他们的故事。
在周强看来，作品是成就和暴露一个艺术家的双刃剑。“你脑袋里面装了什么，作品是直接反映的。一个作品至少要传达一个感受，并有供人想象和思考的余地。人要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态度，而图像是我传达态度的有效途径。”
行走江湖靠的是心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闯荡江湖靠的是什么？是心软。铁石心肠的人行走江湖，是感受不到生命力的，只有切身的感知，怀着同理心，敏感并丰富，才适合搞创作。”周强很喜欢艺术家严明的这段话。
除去天然血液里的不屈，周强的“心软”与善良，更多来自于爷爷的影响。
“爷爷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从不与任何人争执吵架，因排行老四，在当地的绰号叫作‘四恭敬’。”谈到爷爷，周强的口气比谈起父亲要柔和得多。
爷爷没读过书，却通过民间传统方式教育他——吃饭不能趴在桌子上，夹菜不能跑到对面去，不能做坏事，更多是一种生活经验式的教育。
大约在8岁时，周强第一次感受到自尊心的受挫。父母那时远在新疆打工。邻居家的孩子骑了一辆电动脚踏车，没有玩具的周强凑上前去，跟小伙伴商量，想骑一下。
“别借给他骑，弄坏了他们家赔不起。”孩子的家长在旁边嚷道。
周强忍不住，哭着回家了。爷爷知道缘由后，没有去找对方，而是找来几块木板和滚珠轴承，花了一天时间，做了个手动的脚踏车。
古人讲，“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爷爷用无声的教育和谦和的性格，给周强的童年一个完整的呵护。
周强在外面闯荡这些年，只有过年才回家看看。“你说奇怪不奇怪，身边越熟悉的人，你越是忽略他，你没有观察到他的变化——他的皮肤，他的头发，他走路的快慢……”
前几年，爷爷突然离世，周强才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爷爷去世后没多久，周强在脖子上文了一串数字：1928年10月24日。那是爷爷的农历生日。
周强的命运里，颇有点艺术家的“传奇”。小时候家里太穷，漂泊，打工，使得周强更早地窥见了生活的艰辛与麻木，他将个人的经历与体验结合变成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对当下的创作提供了养分。
他特别看重摄影史艺术史的重要性，以及文学、历史、哲学等对人内在的丰富。因为，摄影凭借心眼，一些雕虫小技是容易被看穿的。“摄影师到最后其实就是在拍自己。”周强说。
对于自己的学历背景，周强虽然觉得有点遗憾，还是表示，校园之外，有广阔的空间，有趣的人，万千的书，都可让人学习。所以，在文艺史上，尤其不必以草莽为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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