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与“东方维纳斯”
20世纪40年代古物博物馆工作人员合影。
图据四川大学博物馆
20世纪30年代华西边疆研究协会成员合影(前排右一杨少荃，右二莫尔斯，右三为埃德加，右四启尔德，后面右三为毕启，左一葛维汉，左二启真德，左三戴谦和）。
1925年6月叙府（宜宾）调查期间，当地一名儿童抱着刚出土的陶俑头。
四川大学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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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楷
1914年，由戴谦和主持成立的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1922年，由莫尔思等11人发起成立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在经历20多年的运作之后，成绩斐然，名扬中外。三星堆与“东方维纳斯”的考古发现，可以说是“冰山一角”，它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新的文化造山运动”的结果。
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被誉为“中国西南第一博物馆”。1952年，院系调整，该馆的专家教授和全部馆藏，移交给四川大学。“东方维纳斯”，一尊发掘于邛崃河滩的断臂唐代菩萨，正是藏于四川大学博物馆中。
一座博物馆，一个边疆研究学会，让人文科学在高水平上迅速发展起来，与自然科学比翼齐飞，为将华西协合大学办成中国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奠定了坚实基石。
校长毕启曾表示：“由于冰川运动在美洲大陆和欧洲毁灭了很多植物和动物，我们只能从发现的化石中知道它们。而在华西则是完全不同的历史，西北高山和横断山脉使这个地区具有亚热带的气候，既有很潮湿的地方，也有相当干燥之处，谷深山高使各种动植物能生存下来，这在地球上是个非凡的地方，是研究动植物和人种学等的宝库。”壹拨开浓雾 重量级人物不断亮相
要了解中外学者如何开发地球上这个非凡的“宝库”，成恩元教授之子，“发小”易艾迪陪同我走进四川大学博物馆，一边参观一边讲莫尔思、戴谦和、葛维汉、林名均、郑德坤、冯汉骥等中外学者的故事。
上世纪90年代，四川大学博物馆开始重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历史与价值，有关研究人员对该学会的刊物《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展开系统的整理，深入的研究。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成立于1922年，一直延续到1950年。其会刊于1922年创刊，至1946年暂时停刊，22年间共出版了16期20册，刊载论文339篇，作者达140余位，所发表的论文绝大多数是英文。
历史的浓雾散开，华西协合大学校史中重量级人物，一 一在杂志中露面：抗战时期云集华西坝的最负盛名的中国学者，不断亮相。他们抱着各自的学术成果，“以文相聚”，形成了绵延不断，令人景仰的群峰。如今，翻开冷藏了半个世纪的杂志，纵览全貌，对学会的性质有了全新的认识：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是中国现代第一个以华西边疆研究为宗旨的专业性的国际学术机构。
细读杂志上的文章，一行行英文引路，让整理者看到了先贤探索的脚步：
莫尔思在羌寨，为羌民作身高体重的测试；叶长青在长江边的断层，寻找石器时代的工具；戴谦和在描绘中国丰富多彩的窗格图案；葛维汉在广汉三星堆做探方；李安宅，在雪域的喇嘛庙听活佛讲经；刘承钊在峨眉山收集“胡子蛙”的标本……纵览论文，既包涵人文社会科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考古学等），也囊括自然科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医学、农学），展示了学会会员令人瞩目的成就。
更让人吃惊的是，论文所展现的许多“现象”：羌寨巫师们跳神捉妖治病；“川苗”传唱的七百多首民歌等，上千年形成的“现象”竟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人突有感悟：一切都是瞬间，一切都是历史。贰追思先贤 不少学者惊叹难望项背
为什么人类学会发展出一个新的分支——抢救人类学？
科技的飞速发展，促使人类生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剧烈变化。人类学与时俱进，以抢救的姿态研究人类自身。而在中国，人类学研究者追根溯源，一查阅资料，特别是涉及中国西部这一块，曾经是一片空白，2003年公布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目录之后，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兴趣：哦，原来还有如此丰富的宝藏！叶长青一人就发表了69篇论文，还有几部专著。如今，只要在网上稍微浏览一下，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引经据典的学者，是怎样在“抢救”般地利用这一笔财富。
于是，学术界对重印《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的呼声越来越高。2014年，国家编辑出版典籍最具权威的中华书局出版了影印本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全套。
任何一门学问，都要讲传承与发展。这一套影印本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让当今学者可以了解到早期的藏学、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地学等多学科的先驱们留下的成果。不少学者惊叹：细阅杂志，追思先贤，难望项背！
边疆研究学会是一个组织严格，门槛很高的国际学术机构。入会必须由老会员向学会的大会提出动议，经其他会员附议，再请申请人用英语作一次学术报告，执委会通过，并交纳了会费才能成为正式会员。学会的前期，感觉是洋专家的精英俱乐部。进入抗战时期，五大学内迁，中国的学术泰斗云集华西坝。国民政府需要开发华西，为长期抗战作准备，而边疆民族最多，政府亟需了解状况。政府重视加上学者关注，边疆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
加入该会的中国学者有：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藏学家李安宅；藏族妇女研究专家于式玉；“非汉语语言之父”李方桂；开创我国两栖类动物学研究的刘承钊；国际著名病理学家、解剖学家侯宝璋；获美国“视觉与眼科研究研究会（ARVO）”特殊贡献奖的陈耀真；著名地理学、海洋学家刘恩兰；世界冬青研究权威胡秀英；中国防治疟疾第一人张奎；中国生物化学奠基人蓝天鹤；龙山文化发现者、考古学家吴金鼎；“四川考古学之父”郑德坤；人类学家冯汉骥；东方语言权威、开创古代铜鼓研究第一人闻宥；被李约瑟盛赞的植物学家、杜鹃花研究权威方文培；将化学分析运用于华西陶瓷鉴定的化学家高毓灵；近代教育家、学者杨少荃；藏学家、人类学家蒋旨昂；近代教育家、华西第三任校长方叔轩；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家林耀华等。
中国学者的加入，使学会达到了鼎盛时期。在一时期选出的10名会长，其中5名是中国学者，他们是方叔轩、侯宝璋、李安宅、刘承钊、蓝天鹤。
学者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努力开拓，做第一流的学问，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叁测量贡嘎 熬过10天终于死里逃生
叶长青和他的助手顾福安，都在打箭炉生活了30多年，前者64岁，后者59岁均死于打箭炉，埋骨异乡。
李哲士，是一名优秀的妇产科医师，在华西服务30多年。他加入了学会，参加科学考察，在考察记中写道：“最热切的渴望是在那些神秘的高山峡谷中找出或发现治疗人类疾病的药物。”为此，他长途跋涉，不畏艰险，“多日来，一直吃着单调的食物——玉米饼，晚上总是熬夜，忙着将采集的植物放在点着火的耐火材料上烘干压平成标本。”他的论文《川藏边界药用植物研究》让后人看到，20世纪20年代，在几乎无人涉及植物分类时，他是怎样开华西植物分类学之先河。
早在1903年，叶长青在成都、眉州遥望贡嘎雪峰时，就认定这是一座藏东的极高峰，后来到了海拔5000米的营官寨时，猜测它的海拔高度达10000米以上，超过了珠峰。他的目测虽然有误，但他对贡嘎山的探险、考察，以及描绘是珍贵的早期的地学资料。
1939年7月，莫尔思率领夏季考察团，试图对贡嘎山进行科学测量。他们翻山越岭，终于到达了打箭炉南面的贡嘎山区，却遭遇罕见的夏季暴风雪。原本阳光灿烂的天空突然间黑云乱翻，山风怒号，冰雹乱砸，大雪狂飘。戴谦和被困山上，莫尔思被挡在山下，谁也动弹不得。戴谦和等人只能蜷缩在帐篷里祈祷风雪快过去，没料到，恶劣的雨雪数日不停。幸亏熟知地形与气候的顾福安，看到了老天爷大变脸，将新鲜草莓酱和烤饼用罐子装好，冒险给山上受困的戴谦和一行人送去，让他们得以熬过10天，终于死里逃生。
这真让人感叹：仅仅为了测量出贡嘎山海拔7556米的准确高度，竟冒着如此巨大的风险。在当时，几乎是无路可通，装备条件不足，后勤保障困难的情况下，要取得一点“田野考察”的第一手资料，是多么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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