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氏迁居成都
北少城，就是开明进入成都建立的王城。蒋蓝 供图 
开明王朝系年。望丛祠供图 
郫都区红光镇独柏村出土的战国蜀铭文铜戈。蒋蓝 供图
丛帝鳖灵，一手创立的王朝为什么叫“开明”？为何要迁都？成都之名何来？这些问题，困扰人却很有趣。
□蒋蓝
A
“开明”即“启明”
史载，公元前316年，开明王朝在被秦国灭掉过程当中，王族的一支在王子蜀王泮率领下仓皇南下，抵达了现在越南北部建立了瓯雒国，蜀王泮于是号为安阳王。蒙文通先生在《越史丛考》中指出：“开、安二字音近字通。明、阳二字古音皆在阳部，本常通用。则开明之与安阳，本一词之同音异写，后世不谙其故，遂若为二。”这样一来，情况就变得清晰起来：开明、启明、朱明、昭明等词组的中心是明，也就是阳，开明即是太阳。这也符合古蜀人一直崇尚太阳、光明的泛神崇拜之风。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直径85厘米的“青铜五辐太阳轮”，中部呈半球状突起，周围有5条辐呈放射状，外侧有一圆圈和条辐相连接，这个造型与先民所作崖画中的太阳形状相似，在太阳器上残留着彩绘的痕迹，其用于祭祀的功能明显。这表明，开明王朝，仍然是一个崇尚光与火的族群。
蜀尚王杜尚，也称开明尚，是蜀圣帝的长子。周朝时期古蜀国第十位国君，开明氏蜀国第九代国君。南宋罗泌的《路史·余论》卷一认为：“开明子孙八代都郫，九世至开明尚，始去帝号称王，治成都。”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徙治成都”是五世开明尚时的事，扬雄《蜀王本纪》就明确认为“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也”，“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究竟是开明五世还是九世移治成都？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直到“蜀陵”的发掘。
冯广宏在《论成都商业街开明氏陵》一书中认为，2000年在商业街58号院“蜀陵”发掘过程里，“应该安排8具大型船棺，方告圆满。由此可见陵墓原葬有8代蜀王，那第八代开明八世的葬具，应当就是这位置特殊、棺木特别的13号特大船棺，亦即‘今王’开明九世的直接上辈，也许即其生父，故规格远胜前代。正因为此棺过分豪华，随葬品一定格外丰富，所以盗墓贼格外垂涎，反而破坏得最为彻底。照此看来，迁都的蜀王可确定为九世。”
这说明，不但是开明王朝的民众集体迁居了，而且连蜀族祖坟也一并迁到了成都。迁都者应是九世开明尚。
B
广都与瞿上、樊乡
在古蜀王朝的广都区域，有两座历史久远的古城，一座史称瞿上，另一座史称樊乡。广都与瞿上、樊乡，都在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广都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经》：“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明朝杨慎《山海经补注》云：“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
《山海经》提到了一种水鸟——瞿如，外形像野鸭子。瞿字从双目从隹，隹为短尾之鸟，双目则是突出鸟的眼睛。瞿上，应该是大眼睛水鸟麇集的高坡坝子。
尽管任乃强先生提出瞿上城在彭州海窝子，是基于对郫的考证，但更多的学者认为瞿上在成都以南。如《路史前纪》卷四云：“蚕丛纵目，王瞿上。”宋人罗苹注：“瞿上城在今双流县南十八里，县北有瞿上乡。”清朝《四川通志》卷四十九云：“瞿上城在双流县南十八里。”而民国时期双流县学者李澄波实地考查后认为：“瞿上城在今新津县与双流县交界之牧马山蚕丛祠九倒拐一带。”蚕丛祠内蚕丛塑像雄伟，其目纵。乡人至今尤称蚕丛为“蚕丛太子”。
蚕丛为什么定都瞿上？推测起来，那时尚无都江堰，岷江流至川西平原后一无约束，泛滥成灾已是常态。因此治水成了杜宇最为棘手的事情，首先就得选择一个安全的都城。成都平原上牧马山为浅丘，却是平原的腹心地带，定居正是上选。
何为樊乡？成都平原曾是一片水泽连缀而成的汪洋，古蜀人从岷山迁徙而来，先在成都平原周边高地寻找适合居住、生产之地，这从新津宝墩村、都江堰芒城村、崇州双河村和紫竹村、郫都区古城村、温江鱼凫村等6座史前遗址群可得到证明。经过不断治水，成都平原逐渐从汪洋泽国变成了陆海，治水成效的显现，蜀人从成都平原周边逐渐向中心迁移，居住方式也随之不断演进。历史学家谭继和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古蜀人经历了巢居（在树上筑巢）——干栏式民居（在木桩或竹桩底架上建筑高出地面的房屋）——楼居的发展历程。”为了防止野兽侵袭，蜀人用竹子在干栏式民居外面筑起篱笆，后来，蜀人的居所进阶到更高级别后，就把樊篱围起来的故乡称为樊乡。
再后来，蜀人的居住方式发展成家家户户竹林茅舍、小桥流水，形成了成都平原独有的生态文化——林盘文化。而川西林盘具有经济、生态与美学等价值，被誉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它可谓是成都平原乡村生活的活化石。
C
大水灾与新都城
开明朝自九世开明尚定都于成都凤凰山之南，那里刚好是山地过渡到平原的结合部。为何要开始修筑都城，即今学者所称之为成都的“北少城”？这也是“烧脑”的问题。
“北少城”是王城，周长9里（当时1里约合现在442.5米），四面环以夯筑的城墙。北墙约在今王家塘街一线，东墙约在今白丝街以东一线，南墙约在今骡马市一线，西墙约在今青龙巷口至青龙街西口之间一线。同时，开明王朝在今成都北较场武担山一带修筑了宫殿，以作为统治中心，但建筑今已不存。
开明朝建立了都城，自然会有街道。《华阳国志》称，开明王所迁的目的地为“赤里街”，旧说街在今成都城南一带，就是北接红照壁的南大街。理由在于，古人按照五行学说推测，火色赤，位于南方，所以赤里街应该在城南一带。而要害在于，山川相对封闭、自成文化体系的开明时期，何来黄河地区的五行文化影响到蜀地？这明显是采用现成的文化标签来“倒贴”古人。
这一推论，四川大学任乃强教授并不赞成。他认为赤里当在秦成都城以北，在昭觉寺与四川磨床厂之间的赤土埂，或者平阳山附近的浅丘之间，那一带泥土颜色为赭红，叫作“赤里”，才名副其实。古蜀先民喜欢在台地上生活，因为可以避免洪水侵袭。所以，那里很快形成一条街道，比较热闹。蜀王官室也在这里修建，显然看重这里的安全条件和深厚基础，自然不会选择水泽满地的城南。也就是说，最初的赤里街，位于开明都城内的东北方向。“赤里街”由此成为成都有史记载以来的第一大街。
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古蜀时代曾多次发生洪灾，水灾确实给古代蜀人造成诸多的不便。如《太平御览》卷八八八引《蜀王本纪》说，杜宇时大洪水，直到鳖灵开凿了玉垒山以除水害后，才使“民得陆处”。考古揭示，三星堆古城的湮没就与突发的山洪有着绝大的关系。成都平原上早期城址的遗弃，也大都与水灾有关。还有成都十二桥商周遗址，也因水灾而导致了古建筑群的湮没。显而易见，开明王朝很可能由于大水灾对原先的都城与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才决定在成都建立新的都城。
开明九世对内开展各项改革，也与其逐渐增强的经济实力有关。首先是效仿中原礼制，建立宗庙礼乐。二是开明王朝积极对外扩展、对内改革，建立蜀地农业发展制度。开明王朝政治上对外开疆拓土、对内设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这一系列改革促进了农业文明的高度繁荣。农业文明的繁荣，又为开明王朝开疆拓土提供了持久的人力和物力保证。
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迁徙成都开始建城，开明尚做出了一个因势利导的伟大决定。成都则由此而兴盛，随着都城的建立而成了开明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枢纽，成都从此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文明中心。
D
“成都”的含义
成都人往往会面临一个大问题：“成都”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成都之名，历史上首次予以解释的是《太平寰宇记》的作者宋朝人乐史，“成都县，汉旧县也。周太王逾梁山之歧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但是乐史的说法有两个明显的硬伤：第一，“成都”并非汉旧县；第二，《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太王“逾梁山”，但并无“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之句。
宋人祝穆《方舆胜览》“成都府路郡名”条指出：“盖取《史记》所谓三年成都之义。”这种说法流传甚广，影响较大。历史学者王文才先生赞同此说，在其《成都城坊考》中“史称：舜耕历山，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不过，有现代历史学者认为，“成都”得名是在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之前。“成都”本不是对成都这个城市名称的“发明”，因为远在之前，就存在“成都”这两个字或这个词了。有人甚至认为，“成都”二字是西南民族语“高原人居住的地区”的意思。这至少表明，开明王朝来此定居前，这里已经叫“成都”了。
雅安市荥经县是蜀身毒道、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之一。1985年出土于荥经县古城村的战国时期的青铜“成都矛”，其蛟部錾刻有“成都”二字，它印证了至少在战国晚期成都的城市称谓就已存在了。同样处于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成都市蒲江县船棺墓葬群，2017年再次发现了镌刻有“成都”铭文的青铜矛，这柄青铜矛与荥经县出土的成都矛外形上颇为相似，“成都”二字均为阴刻铭文。
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古蜀国开明王朝九世时，将都城从广都樊乡（今成都市双流县）迁往成都，才开始构筑城池。显然，“成都”的最初含义，不是“建成的都邑”，而是“终了的都邑”。羊子山土台、十二桥遗址与三星堆第四期文化在年代上大致处于同一时期，都反映出当时古蜀国人的先进文化状况。那时，成都作为具有国家意义的“城”的历史，已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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