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防疫 端午节绑五色线
□席永君
今年冬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每一位国人的心，在很大程度上也切切实实地影响着每一位国人的生活。瘟疫曾一度肆虐中华大地。如今，国内的疫情已趋于缓解，但病毒已超越地理的边界在海外蔓延，形成一场全球健康危机，令人揪心。当我们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中静下心来回望历史，发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治本于农”的民族，有着浓重的避凶趋吉心理。基于这样独特的民族性，千百年来，在中国人的农历节庆中，许多习俗原来都与避疫、防疫有关。现在，我们就来细数那些和避疫、防疫有关的年节习俗。
壹
驱邪避疫的爆竹
一年之计在于春。先说春节吧，贴门神像就与避疫、防疫有关。大家都知道，门神，是中国民间信奉的“司门守卫之神”。在民间，新春时节祭祀门神、张贴门神画的习俗由来已久。一般贴“门神”，要在除夕吃年夜饭之前。旧时大门分两扇，贴门神像正好一左一右。最早的门神为神荼、郁垒。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过新年时大门上要有门神像的习俗在民间已颇为流行。据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岁旦，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中国人有那么多的大门需要把守，大家似乎觉得仅有神荼、郁垒两位门神人手实在太少，有些忙不过来，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门神”人数开始增加。今天我们比较熟悉的“门神”，大概是武将秦琼和尉迟恭。此外，还有钟馗、包公、魏征、文天祥等。后来，史学家吴晗曾为之鸣不平的明代清官海瑞也成了“门神”中的一员。
与现代的科学和医疗水平相比，中国古代的科学和医疗水平自然差了许多，瘟疫疾病对人们的生存形成很大的威胁。所以，门神就成了民间颇受欢迎的守护神，大家愿意在新春佳节、辞旧迎新之时贴上门神神像，恭请它们守卫家宅、祛除邪祟。此外，春节燃放爆竹，也是为了驱邪避疫。《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相传为东方朔所撰、被誉为中国两大神书之一的《神异经》，其书中也提到山臊。山臊是一种人脸猴身的鬼魅，高仅一尺余，赤身裸体，性不畏人。人若遇逢，易患寒热病。然而，山臊畏爆响声，因此，燃放爆竹正是出于驱邪避疫的考虑。
贰
屠苏酒可防瘟疫
过年喝屠苏酒，也是为了避疫、防疫。苏东坡有诗云：“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除夜野宿常州城外》）讲的就是旧时过年喝屠苏酒的习俗。古时候，医疗条件不好，新年的许多习俗其实都与防疫和保健有关，如穿干净的新衣、除夕大扫除等。而在作家邓拓看来，古人饮屠苏酒，实际上是一场“群众性的防疫运动”（见《燕山夜话》）。据记载，贵为天子的乾隆皇帝，每逢过年都要用金杯喝御制屠苏酒。
屠苏亦作“屠酥”，原本是一种阔叶草，南方民间风俗，有的房屋上画了屠苏草作装饰，这种房屋就叫做“屠苏”。相传一位住在屠苏里的高人，在腊月发明了一种能防瘟疫的药，并酿制成酒，至大年初一时取出饮用，这就是屠苏酒。“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王安石在著名的《元日》一诗中，便用了这个典故。
有学者研究认为，屠苏酒的出现与汉末魏晋时期，频繁爆发的瘟疫有关，其中危害极大的一种瘟疫便是冬春时节多发的“伤寒症”。于是，有名医创制并推广屠苏酒，后来便逐渐成为中国人年节文化中的一个习俗。还有学者认为，屠苏酒的配方出自神医孙思邈。千百年来，屠苏酒可谓古代最著名的“岁酒”。无数文人雅士曾借着它的芬芳，把酒迎春，感怀新年。同时，屠苏酒是流传千年的防疫良方，是新年驱邪避疫的象征之一。清亡以后，中国民间岁时饮屠苏酒的习俗逐渐被简单的黄酒代替。不过，这一习俗却东渡至朝鲜半岛、日本，并成为当地民众过旧历年必不可少的饮品。
通常人们还在浓浓的年味中，就会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日。今年的立春日是2月4日（正月十一）。而立春吃“五辛盘”（亦称“春盘”），也和避疫、防疫有关。立春吃“五辛盘”，是古人在立春之日以蔬菜、水果、饼饵盛于盘中馈赠亲友的习俗。据成书于晋代的《风土记》记载：“元日造五辛盘。五辛所以发五脏气，即大蒜、小蒜、韭菜、芸苔（油菜苗）、胡荽（香菜）是也。”由此可见，五辛盘乃是由五种味道辛辣的生鲜蔬菜组合而成。人们认为这些食物可以“辟厉气、开五脏，去伏热”，是立春时节食用的最佳食品。但也并不拘泥于这五种蔬菜，其他味道辛辣或苦的蔬菜亦可代替。如今看来，这些时令蔬菜可以起到杀菌祛寒的作用。
吃“五辛”，迎新春，取的乃是汉字中“辛”与“新”的谐音。但五辛盘的初始意义并非迎新。其原始意义不仅在于一年农事完毕，为报答神恩而举行祭祀，而是在于为新的一年驱邪和祈福。其中暗含了一些朴素的医学道理。
叁
端午喝雄黄酒佩香囊
端午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源自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祭龙演变而来。端午赛龙舟，可以说和避疫、防疫密切相关。龙舟，在中国人的原始图腾中表达的是对龙神的崇拜。龙舟竞渡，祈求龙神保佑，让灾祸瘟疫远离，而留下五谷丰登、吉祥如意。每年端午节，在成都锦江、金堂淮州、郫都区三道堰、新津南河、绵阳仙海、阆中嘉陵江、乐山五通桥、长宁蜀南竹海等靠近大江大河的地区，都要举行规模不等的龙舟会，由此成为当地端午节期间蔚为壮观的民俗事相。这一民俗事相无疑是一道迷人的风景线。
除了内涵丰富的龙舟会，端午节期间还会开展包括洒扫庭院、佩戴香囊、张贴福虎、插菖蒲艾草、涂雄黄药酒，以压制春夏之交苏醒的五毒等众多民俗活动，可以说端午节是古人防疫的一个重要节日。从而让避疫、防疫生活化、节日化、仪式化、审美化、诗意化。
端午节，为什么要佩戴香囊？为什么要喝雄黄酒避邪？旧时，很多传染病，老百姓总结不出正确的病因，一概称之为“邪”。因此，佩戴香囊、喝雄黄酒，其实正是防疫思想的生动体现。过年喝屠苏酒，而端午就喝雄黄泡的酒。记得儿时端午节，父亲还用手指蘸着雄黄酒在我小小的额头，画上“王”字，以求借雄黄酒祛毒，借猛虎镇邪。
此外，如今流传甚广的端午节绑五色线，也和防疫有关。据东汉泰山太守应劭《风俗通》记载：“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瘟。”中国古代崇尚五色，五色合五行，故以五色为吉祥色。所以，在端午午时前，胳膊上绑五色线，不但可以避免兵祸和鬼怪，还可以避疫。
肆
菊花除凶秽招吉祥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今天，重阳节又被称为“老人节”。旧时在重阳节登高，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躲避瘟疫。古人发现瘟疫往往发生在人口集中的平原地区，因此，瘟疫暴发后，很多古人从经验出发，纷纷去山中躲避。因此，就逐渐形成了重阳节登高的习俗。而王维在诗中描述的重阳节登高插茱萸，也和避疫有关。茱萸是重阳节特有的辟邪之物，佩茱萸成为重阳节俗的主要标志，因此，登高会也称“茱萸会”，重阳节又称“茱萸节”。旧时，每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秋高气爽之时，黄河中下游、淮河、长江流域等地的民众便采茱萸插戴头上，亦有用茱萸制成香囊佩戴的，俗信能避难消灾、驱邪治病。但在宋元以后，插茱萸的习俗逐渐稀见。清代，北京重阳节的习俗乃是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解除凶秽，以招吉祥”，可以说，这一习俗也和避疫有关。
正因为千百年来居安思危的中国人将避疫、防疫意识巧妙地融入一年四季的节庆之中，并将其上升为一种仪式化、审美化的民族心理，才使得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政府一声令下：“封城！”民众高度自律，积极配合，主动居家隔离。而且，在居家隔离中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们战胜疫情的又一法宝。这与一些西方国家的民众，在此次全球化疫情中，当政府提出封城时，并不那么积极配合居家隔离，甚至反对封城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中国人在此次疫情中自觉居家隔离，无怨无悔的表现，一位黎巴嫩人在社交媒体上感叹道：“我们需要一千年才能成为对瘟疫有意识的人。不要等到你爱的人死亡，你才相信疫病并不是个笑话。待在家你才不会感染别人。”这位黎巴嫩人说得不错，中国人的避疫、防疫意识是经过漫长的岁月，以及在与疫病的无数次抗争中才逐渐培养出来的。这位黎巴嫩人有所不知，尽管中国古代的生产力相对低下，但对疫病的认识却超乎他的想象，早在两千年前的汉代就有了隔离措施。那种在抗疫中所激发出的巨大能量，不仅是制度性的，还是文化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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