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公车 老成都的乡愁
张建/文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鸡公车是典型的川西农耕文化产物，与东汉时期创制的鹿车和三国诸葛亮在巴蜀境内制作的木牛、流马，有着承袭相沿的关系。川西鸡公车的取名，据传是因其车轮滚动时发出的声音近似鸡叫。民国时期流传的《竹枝词》唱道：“成都女儿颜如花，成都城外鸡公车。跨上车来如骑马，一会抖罢一回麻。”鸡公车是抗战赢得胜利的“英雄车”，也承载着老成都的乡愁。
从木牛流马到鸡公车
木牛、流马是三国蜀汉诸葛亮出祁山北伐曹魏时，为解决粮食运输而制作的一种适合在蜀道上行驶的运载工具。宋代高承《事物纪原》说：“蜀相诸葛亮之出征，始造木牛、流马以运饷。盖巴蜀道阻,便于登涉故耳。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二者结构有所不同，共性是独轮。主要区别在于木牛有前辕，行进时人在后推，另一人或畜力在前面拉；流马没有前辕，仅靠人推。
川西独轮鸡公车也算诸葛遗制。宋代《后山谈丛》中说：“蜀中有小车、独推载八石，前如牛头，今之大车，犹存有诸葛亮遗制。”鸡公车结构形状犹如诸葛亮木牛、流马，分有两种：宽架鸡公车载重大，强壮者能独推上千斤；窄架鸡公车车架前窄后宽，适宜一般劳动者独推，使用范围最为广泛。鸡公车的得名，据传说是因其车轮滚动时发出的声音近似鸡叫。川人用朗朗上口的歌谣唱出使用技巧：“一要眼睛灵，二要手撑平，三要脚排开，四要腰打伸，上坡腰扛下，下坡向后蹦，背带腰绷紧，平路稳倒行，转弯游侧碾，早把路看清，推车本不难，只要有决心。”
浩浩荡荡缴公粮
成都自明清以来，由于地产丰富，物资交流活动更加频繁，商业气氛愈加浓厚，市民的供给多依靠城郊各区县的鸡公车运输。鸡公车的使用队伍庞大了，就有了分工，使用人员有了专业和副业之分。专业的大多在城市和区乡集镇，靠推车为生。当时从广汉至成都的鸡公车夫，可推载七袋大米和九捆烟叶一千斤多一点，三天可行至成都，力资收入八百文。返回广汉时，又载棉布、日用杂货，一个月推车二十多天，除路上食宿开支外，剩下的钱勉强维持一家人生活。据1933年四川省政府建设厅统计：全省各地有十六万五千九百五十六辆，“这些鸡公车当时主要担负城乡之间的货物转运，有时也搭载短途旅客”，这也说明鸡公车已是川西重要的运输工具和代步工具。
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成都平原的乡镇公路和乡间田埂路上川西鸡公车依然很常见。笔者七十年代后期当知青时，生产大队上就拥有数百辆鸡公车。每到大春小春上公粮，颇为壮观，浩浩荡荡，鸡公车的上粮队伍有半里长，吱吱嘎嘎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缭绕于典型的川西坝子的林盘。这时，每家壮劳力都很积极，因为公社粮库的午饭是慰劳餐，敞开吃。有很多推鸡公车上粮的劳力，除了完成生产队的派工任务外，就是冲着那顿“大餐”。鸡公车推人出门我也亲眼见过，生产队如有哪家人病了，多是推鸡公车载病人赶往县医院。
从“载”到“乘”农村包围城市
随着成都在清代时期的经济发展、人口增加，鸡公车慢慢地要进城了，但当局不许可，怕它铁箍包裹的车轮碾坏城内石板路。“农村包围城市”用来形容当年的鸡公车倒也合适。
成都历史上的街道建设，确实有爱铺设地砖或石板的现象。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著名诗人范成大任成都制置使，曾经用烧砖铺设了成都的主要街道14条，计3360丈，是成都街道建设史上的重要事件。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四川布政使查榕巢主持成都街道铺设石板，工程竣工后规定车辆不得入城，还特别针对了鸡公车，怕鸡公车的铁箍轮碾坏城内石板路。那进城货物咋办？靠肩挑背驮。为了方便“背背篼”的入城歇力，在街道建设中也设置了一些半人高的石柱用来供背夫歇息之用。
为保护街道石板，不许鸡公车进城，但“不许”很难落实，鸡公车上不了大街，小街常见穿行。成都有条街叫曹家巷，据《成都城区街名通览》记载：1990年地名普查中，经查，在巷南诸多大院中，无一曹姓人家。据七十高龄吴姓老人援引其母之回忆说：“清光绪末年，在巷西端陡坡仅有几十米从桥头上铺下的石板路。其余为土质路面，并无巷名。”当时交通工具落后，重载运输多用鸡公车，年深日久，石板路上形成了条条沟槽，故后人以槽字的谐音称为曹家巷。
其实，鸡公车的功能也开始分离，不仅负重运货，已开始载客营运。载货的鸡公车叫高车，又称“羊角”， 专门载人的叫矮车，又称“牛头”。 鸡公车的“乘”与“载”从设计上二者就有明显的区别。“羊角”鸡公车中央有一结实支架，便于负载平衡和捆扎货物。而“牛头”鸡公车无此支架，而设有坐人的木质靠背，便于乘坐舒适。
1906年至1909年，在成都任教习的日本人中野孤山在其《游蜀杂俎》中如此描述：“蜀都（成都）街道完全用石头铺成的。比如东大街又宽敞又漂亮。其街道的中央，有一条笔直的沟道路，这就是车道。独轮车经常沿着这条沟道搬运货物。我国的车有两个轮子，是拉着走的，而蜀地的货车是一个轮子的，从后面推着走。运送时，可以一直看守着装在车上的货物，有时，还用独轮车载人。这种时候，一般要在车上牢牢地捆上一把竹椅子，让人坐在上面，推着车走。”
在 “青羊宫花会”和“劝业会”盛行时期，鸡公车更与黄包车、营运轿子、客运马车组成了晚清客运交通的“清明上河图”。《锦官城遗事》书中关于“成都庙会”如此描写：“出荫街眼界猛然就开阔了。右手这面是巍峨而整齐的城墙，城墙下面是贫民开辟的菜圃和一家家茅草房。人多路少，菜圃中早踏出了一条丈把宽的土路来。一辆辆仿制的木轮裹铁皮轴的‘土东洋车\’，吱吱嘎嘎叫着的‘鸡公车\’，滴滴答答跑着的‘溜溜马\’……嘻嘻哈哈都在这条灰路上走。”
抗战时期的“英雄车”
抗战时期，鸡公车是名副其实的“英雄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当时的四川省主席刘湘率30万川军出川抗战，四川军民付出了巨大牺牲。在何应钦的《八年抗日之经过》中统计，抗战8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提供近300万兵源，川军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五分之一。在此过程中，作为重要运输工具的鸡公车发挥了极大作用，川军出川时很多就是推着鸡公车奔赴抗日前线，甚至长途两个多月到达山西前线。四川后方民众更是节衣缩食，川内各地都能看到无数乡民为交纳粮赋络绎不绝地推着鸡公车，把粮食送到征收处，仅1942年，就供应军粮1600万石。在抗战时期的新津机场，农民用鸡公车把生猪推往机场，保障了美国空军的食肉供给。该机场的美军B-29轰炸机群在1944年6月至12月，全面轰炸了日本本土和日占区，共投弹3626吨。
抗战时期，著名作家叶圣陶也对川西鸡公车印象极深。1940年任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专门委员时，他在乡农市街的“车码头”租坐鸡公车去郫县、灌县、崇宁县、彭县等地视察中小学教育，并写成《成都近县视学日记》。那年深秋，叶圣陶从崇州城（当时叫崇宁）起身，在乡间竹影斑驳的土路上逶迤而行，坐30里的鸡公车，车价才3元钱。叶老对鸡公车情有独钟，著名学者冯广宏也把鸡公车作为老成都的典型印象之一，才有了“蛙井牵轳低晓月，鸡车唱辙越高桥”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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