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两部《成都记》（上） 到底是“扬一益二”还是“益一扬二”？
林赶秋/文
成都真是一个美好的所在。纵，历史悠久；横，沃野千里。亘古亘今，它不仅仅是巴山蜀水钟毓而出的“大都会”，也是维系整个西南地区的文明枢纽。
成都城史之古老绵长，远远超过了“成都”这个地名的寿命。汉有《蜀王本纪》《益州记》，晋有《蜀都赋》《华阳国志》，均将天府之土各代的重大事迹垂诸竹帛、播于寰区。逮至唐宋，著述渐夥，其中规模之宏伟、卷帙之浩繁、内容之丰富、影响之深远者，当数《成都记》《成都古今集记》《蜀梼杌》《成都文类》诸书莫属。
《成都记》，共五卷，乃唐人卢求所作。卢求，生卒年不详。范阳人（今河北涿县），宰相卢擕（824-880）之父，宝历二年（826）进士。应诸府“辟召”（因才高名重受人荐举，而被征召授以职位），位终郡守。大中年间（847-860），在成都任西川节度使白敏中（792-863）的从事和判官，并撰写了《成都记》。此记之外，卢求还著有《金刚经报应记》三卷及《悟空禅师行业碑》（作于咸通二年）、《和於中臣登越王楼见寄》（见《全唐诗》卷五百十二）等诗文。这些作品大都已散佚，仅《成都记》的序言（《成都文类》卷二十三题为《唐成都记序》，下文称《成都记序》）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成都记》的正文则因被众多古籍引用而幸有零篇断简流传至今。下面就从这些吉光片羽中萃取精华，看看卢求眼里的成都到底有何不同的风采。
杜宇治郫，五丁担山，李冰斗龙
古蜀虽然有王五代，但真正移居成都平原而定都的当以第四代杜宇始。卢求《成都记》曰：“蜀王杜宇称望帝，好稼穑，治郫城，死化为鸟，曰杜鹃，一名子规。《尔雅》曰：雋周即此鸟也，越人谓之谢豹。”此段乃我们整合《事物纪原》卷十、《剡录》卷十所引《成都记》之文而成，寥寥数语，已将杜宇的身前身后及其与成都的关系交待得一清二楚。郫城，也就是后来的郫县、今天的郫都区。因杜宇化鹃的美丽传说，郫县又称鹃城，县花为杜鹃花，县鸟为杜鹃鸟。
“蜀国自秦始通。秦遗蜀王五美女，蜀亦遣五丁迎之。到梓潼，见一大蛇入山穴中，一人掣其尾，不能得。五人相助，大呼拽之。山遂崩，五丁及秦女皆死。惠王遂遣张仪、司马错从石牛道灭蜀，因封公子通为蜀侯，以陈庄为相。置巴、蜀郡，迁秦人万家实之，民始能秦言，以蜀令张若为太守。前时，蜀王开明尚纳美女为妃，盖武都山之精也。及死，葬于城西北，遣五丁担其本山之土以为塚。今有二石尚在，古老言五丁担土担。陈庄既为秦公子相数年，遂谋反，煞秦公子。秦伐蜀，诛庄，封子恽为蜀侯。恽后母诬恽有罪，赐剑自煞。蜀人以其冤，因为立祠。又封子绾为蜀侯，后复疑绾反，诛死。自此，但置守而已。”《成都记序》以上述文字开篇，简述了蜀王、蜀侯、蜀守三个历史阶段的转变。成都最高统治者的地位越降越低，成都的历史却越来越波壮浪阔。成都城西北隅之“武担山”，其准确的写法或许应该是“五担山”，五丁担土修冢，高高成山也。成都市青羊区有“五丁桥”，北接“五丁路”，此两处之名搞不好也源自开明王朝这五丁。
接下来，《成都记序》就开始写蜀守：“后以李冰为蜀守。冰始凿二江，引水以行舟楫。岷山多梓柏大竹，坐致材木。又溉水开稻田，于是沃野千里，号为陆海。置绵、洛二水，用便溉灌。作石犀五，以压毒蛟，命曰犀牛里。后更为耕牛二，又作三石人立水中。冰非常人也，与江神约曰：‘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大凿岩崖，通沫水道。江之龙大怒，冰乃持刀入水与龙斗。龙死，遂无水害，迄今蒙利。蜀人称郫、繁为膏腴，绵、洛为浸沃。”凭借都江堰之水源源不断的溉灌，成都平原终于成了膏腴浸沃之地。岷山多梓柏大竹，成都可以处下游而坐致材木，从战国受益至上世纪末，也是因了岷江和都江堰的水运之力。李冰作石犀是真，因有出土文物可证（详参《成都晚报》2017年7月14日《蜀郡郡守李冰对成都的贡献》一文）；斗江龙则是治水行为的神化，亦幻亦真。
蜀学兴，蜀都盛
西汉“文帝末，以庐江文翁为郡守。穿湔江口，溉田千七百顷。立文学，选吏子弟皆就学。令俊乂之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于是，岷络之地学比齐、鲁。孝景帝加叹，遣天下郡国皆立文学，自文翁始也。张叔明天文灾异，后以博士征，至侍中、扬州剌史。”《成都记序》如是说。同为蜀守，文翁对成都的泽被（详参《成都晚报》2017年7月28日《文翁兴教化蜀》一文），比之李冰，有过之而无不及。蜀学之兴，至今不衰，文翁功莫大焉！
《成都记序》接着说：“孝武帝置四部都尉，俾立十八郭。于是，郡县多城观矣。”汉武帝（孝武帝即汉武帝，东西两汉除高祖和光武帝外，所有皇帝的谥号前都冠有一个“孝”字，意在强调孝治天下）元鼎二年（公元前115），成都城已拥有十八门，四通而八达。城中人烟熙攘，道路笔直宽广，可容两车并驾齐驱。扬雄《蜀都赋》这样表达：“尒乃其都门二九，四百余闾”；左思《蜀都赋》如此描绘：“辟二九之通门，画方轨之广涂。”二九，十八，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对蜀都之壮丽、宫城之辉煌，左思《蜀都赋》又在扬雄的描述之上变其本而加厉、踵其事而增华：“结阳城之延阁，飞观榭乎云中。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华阙双邈，重门洞开；金铺交映，玉题相辉。外则轨躅八达，里闬对出；比屋连甍，千庑万屋。”简而言之，可用杜甫诗句概括如下：曾城填华屋，喧然名都会。
“扬一益二”“益一扬二”之辩
到了唐代，“扬一益二”之谚语，一时脍炙人口，几成定论，卢求却大不以为然。他认为：“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半。况赤府畿县与秦、洛并，故非上将贤相、殊勋重德、望实为人所归伏者，则不得居此。况控带蛮落，阨戎限羌，非文武宽猛、包罗法度之君子，则不能得中庸。”以扬为首，即“扬一”。然而说到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扬州尚不足成都的一半。更何况成都还有着优越的战略地理。滚滚红尘之内，到底哪些才算是“上将贤相、殊勋重德、望实为人所归伏者”“文武宽猛、包罗法度之君子”呢？明人宋濂的《送天台陈庭学序》给出了部分答案：“成都，川蜀之要地，扬子云、司马相如、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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