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修复蹚出“匠心”之路

四川日报 2021-11-05 05:38 大字

仪器检测。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出水银三足炉修复后。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出水银三足炉修复前。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出水桃形金杯修复前。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出水桃形金杯修复后。

陶俑清理。图片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编者按】

据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显示，全国登录可移动文物达1.08亿件/套，其中16%的文物为残缺或严重残缺，全国每年平均修复近万件可移动文物。为了展示文物修复成就，促进文物修复与科技融合，推动文物修复事业高质量发展，提高文保工作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众参与度，中国文物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2021全国十佳文物藏品修复项目推介活动”，通过征集、梳理全国文物藏品修复项目，推介一批文物藏品修复优秀案例。本次申报活动涉及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申报了93个修复项目。

10月20日，“2021全国十佳文物藏品修复项目推介活动”终评会在京召开。专家经过材料审阅、项目汇报、专家询问、综合评议，实名投票遴选出“2021全国十佳文物藏品修复项目”和“2021全国优秀文物藏品修复项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的“江口明末战场遗址部分出水金银器保护修复”荣获“2021全国十佳文物藏品修复项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的“成都十陵镇后蜀赵廷隐墓出土陶质文物保护修复”荣获“2021全国优秀文物藏品修复项目”。

金银出水

擦亮历史光芒

一件发掘出水时已压成扁平状的银碗，经文物保护工作人员巧手修复以后，人们惊喜地在碗底看见一匹线刻骏马，它的旁边还有两个大字：超光。自江口沉银考古发掘工作开展以来，为了从文物上提取更多历史信息，文物保护工作人员让不少严重损毁的文物“起死回生”。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部分出水金银器保护修复”项目为何能获奖？文物保护工作人员如何修文物？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工作人员鲁海子向记者一一揭秘。□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吴平

注重“可逆性原则”

“文物医院”开到现场

四川地区出土金银器文物的遗址或墓葬主要有平武土司王玺家族墓地、三星堆祭祀坑、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金沙遗址、江口沉银遗址等。鲁海子表示，包括金银器在内的文物保护工作注重“可逆性原则”，即采用合理的操作技术，选择可逆性材料，对文物开展保护修复，以求未来有更优良的技术或材料时，能够顺利“撤销”前期的保护修复材料，运用新技术、新材料起到更好的保护修复效果。

四川早期的金银器修复工作，主要是对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平武土司王玺家族墓地出土文物开展保护与修复。这两处遗址，一个是窖藏、一个是墓葬，出土文物保存状况相对较好，器物基本完整，个别有变形或矿化的情况。老一辈文物修复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借助自身丰富的金属器修复经验，对上述文物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修复工作，同时积累了一定的金银器保护修复经验。

“江口沉银遗址出水的众多金银器，迫切需要保护修复，这使金银器的保护修复技术得以运用和延续。”鲁海子如是总结。2017年1月，当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宣布启动江口沉银考古项目时，“文物医院”便开到现场。车内配备了便携式X-射线荧光分析仪、木材水分检测仪、高性能蒸汽清洗机等各种设备，随时为出水文物提供“急诊”。

兼顾文物价值与历史价值

江口沉银遗址作为明清时期遗址，出水文物十分特殊。发掘出土的金银器其历史价值之高、工艺之精美、数量之多，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少有的。遗憾的是，张献忠掠夺这些金银财富时，对其施以了破坏。因为这些金银器是用作军饷，为了在有限的空间里装下更多东西，那些占空间的金银杯、碗及饰件大多被砸成扁平状。

正是由于这批文物背后所反映的特殊历史事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第一次申报修复时，有专家认为应保持原状，不宜开展修复。随着发掘工作的逐年推进，越来越多的文物出土，其中很大部分为器型重复者，这就为开展修复工作提供了可行性。经专家多次研讨，最终确定修复方针：选取典型的、类型重复的文物开展修复，以体现更丰富的文物信息；另一部分保持出水原状，以反映这批文物的多舛命运。

从修复效果看，基本实现了预期的目的。以桃形金杯和银三足炉为例，两件器物刚发掘出水时，均呈现严重变形的状态，甚至无法判断原始器型，仅能从表面观察到錾刻较为细致的纹饰。

“在较为全面了解了文物基本情况后，我们开展了必要的模拟试验，确认保护修复技术的可操作性。之后于文物本体实施保护修复技术，主要包括退火、矫形、焊接、补配、洗液浸泡、缓蚀封护等。要强调的是，分析检测实际贯穿于整个保护修复各个环节，因为获取文物包含的各类信息，是我们工作的重点。”鲁海子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江口沉银遗址出水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融合了多股力量，有来自国家博物馆的金银器保护权威，来自文物保护修复公司的高级工艺师，来自高校的科研队伍，以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自主培养的修复队伍。“保证项目成功的重要一点是没有主配角的概念，大家都各尽所能、贡献力量。”鲁海子认为，多学科人才频繁交流，不仅能丰富个人的经验，也让团队更趋成熟。

古俑焕彩还原后蜀交响

单眼皮、双眼皮、内双、小内双……这些后蜀的彩绘陶俑每个都不一样，它们跟两宋时期的风格迥异，跟如今精美却批量生产的工艺品更是不同。鲜为人知的是，这些精美的彩绘陶俑，竟然是由许许多多的碎片拼接而成。

这些陶俑，便是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完成的“成都十陵镇后蜀赵廷隐墓出土陶质文物保护修复”项目中的文物。当观众面对它们，也许会浮想联翩：它背后的文物保护工作人员一定是个极其热爱自己工作的人，修复这些陶器仿佛在跟有趣的灵魂“对话”。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吴平

陶俑出土西南地区最美伎乐俑

2010年11月底，在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镇青龙村，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修路前的文物勘探工作中，发现了一座千年前的后蜀国古墓。在主室与甬道台阶处，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方墓志，墓志碎裂，但其上所刻近3000字基本完整。从墓志上的文字确定了墓主人的显赫身份：五代后蜀宋王赵廷隐。

此次考古发掘出土陶器58箱，其中包括由5件男俑和23件女俑组成的完整彩绘贴金陶伎乐俑组合，精美的彩绘陶质庭院一套。

迄今为止，四川地区已发现的有明确纪年的五代墓葬不足10座，而赵廷隐墓是继前蜀王建墓、后蜀孟知祥墓之后所见的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精美的五代墓葬，是四川五代墓葬考古的第三大发现。该墓葬中发现的伎乐俑姿态优美，服饰艳丽，是目前发现的最为精美的陶质伎乐俑组合，堪称五代时期最珍贵的历史文物之一。

高科技“体检”验出文物暗伤

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孙杰介绍，为了尽最大可能保护好赵廷隐墓出土陶器，该批文物经提取套箱后运回室内保存，在套箱中自然阴干，待其缓慢干燥稳定后，再启动整理、保护、修复工作。

在对彩绘陶器进行修复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用高科技手段对这批陶器进行了全面“体检”，首先采用超景深显微镜、拉曼光谱、X射线荧光光谱法分析了这批彩绘陶器的彩绘结构及颜料，具体了解其彩绘工艺；然后对这批陶器的胎体组成进行测定；还采用高温膨胀仪对典型陶俑的烧成温度进行测定，并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对其彩绘层胶结物质进行分析，采用X-射线探伤对陶俑结构进行分析。

一系列的高科技“体检”，让文物保护工作人员对赵廷隐墓出土彩绘陶器的胎体成分、烧造温度、彩绘技艺以及伤情，都做到了心中有数。

通过X-射线探伤发现，除了已经碎裂的陶片，该墓葬出土的陶俑，有些在保存完好的彩绘层下，都可见暗裂。这些暗裂表面的彩绘层是完整的，有可能在坯体制作或烧制过程中就已经产生，是文物保存的安全隐患。“暗裂的发现，提示我们在文物保存、展示、运输过程中需要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孙杰说。

数字化修复“烟熏痕迹”皆可保留

由于赵廷隐墓曾经被严重破坏，出土陶器破损严重，陶器碎片扰乱、移位、混杂，但器型、彩绘、纹饰又非常接近，给拼对工作造成很大困难。经过前期耐心细致的整理工作，共拼对出陶器101件（套），其中，曾经在金沙遗址博物馆2018年“考古成都──新世纪成都地区考古成果展”上展出的重要文物——双人首蛇身陶俑“地轴”，就是由两位修复师花了3个月时间用117片碎片拼接而成的。孙杰介绍，保护修复前的清理、拼对，厘清文物个体、数量，是对该批考古发掘出土文物进行保护修复的一个关键步骤。

表面硬结物问题是该批文物修复的一个难点。文物保护工作人员先用竹签对大面积的浮土进行清理，用手术刀对能清理的硬结物进行清理，再用棉签洗去附着泥土，用竹签将被软化的泥土和硬结物轻轻挑去，一点一点减薄硬结物，直至完全剔除，虽然进度较慢，但可以避免硬结物剔除时造成彩绘层的剥落。

通过三维扫描、建模，文物保护工作人员针对文物的残损部位进行虚拟数字化修复试验。2017年3月，赵廷隐墓出土陶器修复工作正式开始，文物保护工作人员以精湛的技艺，针对出现严重剥落、空鼓以及酥粉等问题的出土陶器彩绘层进行了加固保护，对陶器上的烟熏痕迹，作为重要的历史信息予以保留。

修复后的彩绘陶俑栩栩如生，成为成都博物馆常设展览“花重锦官城”中最重要的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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