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本土汉代画像砖（四） 车马如织桥似虹 一乘骏驾过桥来 □卢升弟（文史研究专家、现供职于成都博物馆）/文马千笑/手绘
汉代成都河流众多 桥梁的大量修建必不可少
两匹高大威风的骏马拉着一辆马车，在一名骑士的护卫下，从远处奔来，所经之处，卷起阵阵尘埃。转眼之间，这辆马车便来到了一座桥上。于是，像被瞬间按下了时光快门一般，从此定格了这幅长达近两千年的场面。
仔细打量这辆马车:车为双马拉辕，四面敞露，上有宽大结实的顶盖，汉代称为轺车。车里坐有两人，一人手拉缰绳，为御者。另一人宽衣高冠，正襟危坐，似官员。车旁有一骑士纵马相随。三匹雄健有力的骏马昂首挺胸，威风凛凛，撒蹄狂奔。桥为平板木桥，桥板横竖交铺，桥沿两侧有木护栏。桥身由四排结实的木柱支撑，排列整齐均匀，结构合理，给人以稳固牢靠的感觉。保存这个画面的是一方出土于成都市东郊跳蹬河，被称之为“车马过桥”的汉代画像砖（四川博物院藏）。除这方砖之外，表现这种车马过桥场景的还有新都出土的“车马过桥”和彭州市出土的“骖车过桥”画像砖。
新都出土的“车马过桥”画像砖（四川博物院藏）：一座有栏杆的拱形木桥，桥板横竖交铺，下有两排桥柱，每排四柱。桥上，一匹骏马挽着一辆无顶轺车正在经过。车上坐有二人，右边为御者，正手握缰绳，左面为主人，车后还有一随从肩扛长矛跨步紧随。
彭州市出土的“骖车过桥”画像砖（四川博物院藏）：高浮雕的画面上有一座拱形木桥，桥拱下有一弧形装饰物，除了上有代表坐标方位的星宿图案外，其左右两边还分别雕刻有青龙、白虎，说明此桥为东西走向。弧形桥上有一辆三马拉着的轺车正在过桥，马为高大骏马，扬蹄急奔。车上坐二人，左为拉缰驾车的御者，右为头戴冠的主人。车前一孩童正在奔跑嬉戏。右端桥头西侧，有一四阿式顶，类似阙的建筑物，阙旁一人一边回首张望，一边躲避急驰而来的车马。
汉代时，成都平原河流众多。成都城外附近不仅有内江（郫江）和外江（流江、检江）两江，城内也是河流纵横、沟渠遍布，称得上是一个水上之城。充沛的水资源为成都人民的生活、生产带来了便利，但如此多的河流沟渠，同时又不利于大量货物的运输和车马的行驶。尤其是在大城、少城外西南面的两江河畔，还有成都重要的集市——南市、重要的手工业园区——车官城、锦官城几个货贸大户的存在，因此，桥梁的大量修建是必不可少的。据史料记载，当时在成都城西南的郫江之上就有永平桥、长升桥、冲治桥、市桥、江桥，流江有万里桥、笮桥等七座大桥，因布局酷似天上的北斗七星，又被人们称为七星桥。除此之外，城北还有升仙桥、城南有龟化桥等。这些桥梁的存在，为汉代成都的交通运输提供了便利和保障。而在城区之内，由于沟渠河塘遍布，桥梁自然就更多了。虽然历经两千余年，河流屡经改道，桥梁也时断时修，有的甚至已不复存在，但以桥命名的地名至今仍然有好几十个，如万里桥、笮桥、升仙桥等等都是那时保留下来的。这几方画像砖上的桥梁，很有可能就是当时众多桥梁中的一座。
成都是汉政府在外郡设置的重要造车基地
先秦时期，车马大量用于战争，各诸侯国拥有战车的多少，是衡量其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到了汉代，战车在战争中的作用仍然十分重要。同时，各级政府也需要大量的驿车来传达政令和信息；社会生产和商业贸易更需要大量的车马以从事生产和交流。此外，各级官吏、豪门贵族、富商大贾以及普通民众也需要大量的代步车马，以供其执行公务和出行。总之，社会对车马的需求量是相当大的。
但是，战争的破坏造成了汉初社会经济的严重倒退，其中马匹尤为匮乏，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将相或乘牛车”的寒碜景况。虽然贵为天子，要找4匹同色的马，居然都难以办到。而将相级别的高级官员们，也只能以牛车代步，显得十分寒酸。更为紧迫的是，北方屡遭匈奴人的侵扰掠夺，由于军马的短缺，汉朝的大军无可奈何。也许正因此，汉代人才对车马产生了一种无法释怀的心情，汉朝廷也下了决心一定要让军队的战马成群，驰骋疆场、踏破敌营；让大汉的土地上车马如织、川流不息。于是，无论在边郡还是内地，一个又一个马场、一座又一座马厩兴建了起来。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了“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壮观场面。
仅有马匹没有车辆也是不行的，在发展养马业的同时，汉代政府还大力发展车舆制造业，成都就是汉政府在外郡设置的重要造车基地。据《华阳国志》记载，汉政府在成都城的西面内江和外江之间，修筑了车官城，负责制造各种车辆。还在车官城的东西南北四面，专门修筑军事营垒加以保护，对它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此外，汉政府还鼓励民间造车。由于前景看好，有利可图，一些豪门贵族、富商大贾也纷纷加入了造车的行列。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当时涌现出了一批专门从事车舆制造的私营大作坊主。在造车业内部，分工之细，工艺之复杂也是前所未有的，《后汉书·舆服志》中说：“一器而群工致巧者，车最多”，说明造车业已成为一个集大成的手工业产业。
随着车舆制造业的发展，车马的种类日益增多，专用车马也大量出现。据不完全统计，除各种战车之外，有供皇帝及各级官员乘坐的辂车、金根车、安车、轩车、轺车；使者乘坐的大使车、小使车；老弱妇孺乘坐的辎车；用于运货的大车、容车、栈车、棚车；用于仪仗导从的斧车；狩猎用的猎车；邮传用的驿车；丧葬用的辒辌车；囚载犯人的槛车等几十种之多。汉代对于车马的使用还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车马的形制、颜色、马匹的数量等等都有着详细的规定，如皇帝乘坐的是六马拉的车，诸侯四马，大夫三马，士二马，庶人一马。由于车马是那时陆地上唯一快捷的交通工具，就如现代社会的轿车一样，乘坐什么样的车马，是当时社会地位与财富的象征。这也难怪司马相如在去长安之前，路过驷马桥时，要发出“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的豪言壮语了。
鲜“车”怒马是汉代成都人追求的一种时尚
随着养马业和车舆制造业的兴盛，从皇帝到官僚贵族都备有大量车马。出行时纵马列队，车骑相连，动辄千乘百辆。史料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是非常多的，如《汉书·卢绾传》：“宾客随之者千余乘”；又《后汉书·党锢列传》：“士大夫迎之者数千辆”。除前面介绍的几方车马过桥类的画像砖之外，在四川各地还出土了大量其他车马类的画像砖，如轺车、辎车、骈车、栈车、斧车等，由于受到尺寸大小的限制，仅一方画像砖无法完整反映官员贵族们出行的场面，但若将同类题材的车马画像砖排列起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样的场面：十余辆马车组成的车队，前有开道的伍伯、骑从、斧车，后有压阵的卫从、骑吏奔驰在成都街头，可谓浩浩荡荡，气派非凡。此时，军队的车马也得到了大量补充，重大军事行动所出动的车马常常数以万计。如汉武帝时，匈奴浑邪王来归，“汉发车三万辆迎之”；东汉永元年间，窦宪率军北征匈奴，其战车、辎重“万有三千余乘”；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时，张梁所部车马“三万余辆”。此外，用于社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车马也急剧增加，城乡到处都能看到成群的马匹与马车，不少富商大贾拥有“转毂百数”“轺车百辆，牛车千乘”。与汉初车马严重缺乏的局面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特别追求时尚的一个时代，尤其是在走在潮流前沿的成都。高大的骏马、华丽豪奢的车辆，不仅是财富与地位的显示，也是时尚与潮流的标志。当时有这样一个说法，人们在游玩、娱乐或聚会时，若是没有骑着高大光鲜的马匹或华丽的车马前往，都会不好意思出门。如同歌舞豪宴一样，对于车马的偏爱，是汉代人挥之不去的情结。似乎可以这样说，鲜“车”怒马就是汉代人对时尚的一种理解和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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