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张献忠造天球仪的洋人（下）
明清时期的红夷大炮原型。
张献忠痴迷于制造问天利器——天象仪。
□蒋蓝/文
张献忠重用传教士的动机，首先在于铸造天象仪、地球仪。这满足了他极大的好奇心。
1645年，张献忠给两位天学国师利类思、安文思下令：制造天球仪与地球仪。二司铎接旨，立即绘制设计图并指挥数十名工匠费时半年用红铜铸成，另造日晷配合。成都周边彭州以及荥经县、瓦屋山历来产铜，但他们使用的铜应该不是来自铜矿，而是直接用抢劫而来的铜器皿、佛像熔铸而成，这与大西国铸造“大顺通宝”和“西王赏功”近似。
经历8个多月的奋战，两个铜质仪器完工。
造天书观天象 对“天”极度痴迷虔信
“按二球之大，须二人围之。天球有各星宿及其部位，七政星官环列其上，配以中国天文家所演各畜类；又分二十八宿，以合中国天文家之天图。而地球分五大部州，国名、省名、城名及名山大川历历可数；经线、纬线、南北两极与黄道、赤道、南北温道无不具备。至于日晷，列有黄道午线及十二星官与各度数，日月轨道如何而明，岁时因何而定，了如指掌。”完成后，“见者莫不称奇，献忠尤为称羡，视若异宝。饬令将天、地球仪排列宫中大殿上，以壮观瞻。又令厚赏司铎。”“献忠深赞二司铎之才能，尤加敬重。不独厚爱司铎，即司铎之佣人亦均赏赐。”
张献忠不但睁眼看清了世界，而且还可以伸手抚摸宇宙。他终于发现“老天”的权力构造了。那么，剩下的事情，就是寻找上天入地的路径。
既然自己拥有了地球与宇宙，已经是“天子”，那么天子的言论，就是“天言”，汇而成书，就是“天书”。张献忠立即下令把自己的语录编为《天书》一册，“谓此书所言无人得知，惟天子独知，因天子奉天之命，独能解释故也。此书多隐语，乃献忠伪作。”
《天书》的本质是预言之书，预示大西国未来诸事。著名民族史学家任乃强先生指出，张献忠“初通文墨”，但他有意回避了《天书》的写作，“张献忠语录”才是其本体论到方法论的集成。
张献忠迷信甚深。在我看来，他热衷“天文”，主要是渴望在“天象”的指掌图里，看到对于大西国运、个人气数的预兆。他经常围绕铜球逡巡，忽然背手狂笑，忽然又陷入忧思。
自从拥有了天象仪与地球仪，张献忠经常站在空旷的坝子里独立向天。某天，他似有所悟，发出圣旨：自己亲眼在天上看到了弓、看到了箭、看到了刀、看到了矛。“自己奉上天之命，不特为中国之皇，且将为普世之帝。随令百官仰视天空，百官等一无所见。献忠谓今日天不清朗，故尔等未能见之，且其中亦有天意存焉。天显奇异，只令天子独见，以便将来代天行之。”
由此可见，张献忠这番话并非向天虚构，他极可能与太平天国晚期的洪秀全一样，陷入了对“天”的极度痴迷与虔信。
天象仪、地球仪存列于皇宫大厅，宛如天外来客，凡人不可靠近。矛与盾一直围绕着它们旋转，跳起了急促的狐步舞。某天，引起了一场“何以天圆地方”的形而上的讨论。忧思多日的张献忠向两位国师提出了这个终极问题。
洋人详细阐释地方天圆之理，并引多方证据：“地球非方形也。”
久走山路的张献忠心目里的“地理”，就是草灰蛇线，羊肠小道。他非常诡诈地回答：“地球浑圆之说，吾亦信之。然据中国天文家之理想，地系方形，中国在中央，四方为外国，故名中国，其坚稳可知。当有八百年之久长。”这段话，表明张献忠并非一无所知，他承认西方的科学知识，但又要维护国粹。
依葫芦画瓢 两位洋人造出红夷大炮
张献忠重用传教士的动机，其次在于铸造大炮。这极大地满足了他的实用心理。
张献忠从两个铜球的制作工艺上，看到了洋人的工匠精神，他又命二司铎造一尊红夷大铜炮。所谓红夷大炮，乃是荷兰人发明，原名叫“荷兰雷”，因中国人称荷兰为红毛国，故称为红夷大炮。
利类思说：“这种大炮的优点是炮管长、管壁厚，而且从炮口到炮尾逐渐加粗，符合火药燃烧时膛压由高到低的原理。在炮身的重心处两侧有圆形的炮耳，火炮以此为轴可以调整射角，配合火药量改变射程。设有准星和照门，依照抛物线来计算弹道，精度很高，威力巨大，一发炮弹可伤人无数。西洋人的海军横行海上全靠此炮，我虽多次见过，但未学过制造之法。安文思是葡萄牙人，精习算术物理，或许可以帮助你们制造。”
安文思承认：“本人没有学过制造军火之术。但军火也是根据物理学原理制造出来的，要认真研究的话应该可以找到其方法。”
当时成都尚有遗存的明军火炮，两位洋人依葫芦画瓢，摸索出红夷大炮的原理，绘出了图纸。原来那帮协助铸造天象仪地球仪的工人已经熟门熟路，按图施工，先铸炮管，再造炮弹，最后将炮身装载在炮车上。两个月内，红夷大炮铸造成功。
事有巧合。彭县（今彭州）传来急报：彭县民众造反，叛民与南明残军聚结于关口（丹景山）、海窝子一带的山寨，抗税抗粮，抵抗大西军。张献忠决定牛刀小试，让红夷大炮大展神威。炮车轮子大，加上车轴宽，一般道路根本无法通行。张献忠命令沿途的乡镇修运车道，与成都街面同宽，直达彭县。但两位洋人毕竟不是军人，由于没有造好炮架子，发射时要把沉重的大炮抬到地面操作，操作费时费力。他们来到了一处地主山寨之前，那是对抗大西政权的一处山坡上的坚固堡垒。因需要仰射，操作更为困难。最终是连炮带骡子滚落下山沟，这是一次颇为丢脸的科学实验。但张献忠没有重责洋人，他自有他的金算盘。
铸造之外，张献忠得陇望蜀，更希望洋人把他平时讲述的“箴言”翻译为西文，寄望在西方传播，以扬其聪慧。
张献忠说：“天造万物为人，而人受造非为天。”张献忠又说：“造天之神，即造地之神也。”张献忠还随口吟诵：“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日冰雹下，黄花不如松。”张献忠口述完毕，“请洋人语速寄欧洲，使文人学士先睹为快。”注意，张献忠使用了“请”字。这就是说，笛卡尔死于1650年，弥尔顿尚在奋力写作史诗，如果真的把张献忠的作品翻译为西文，他们就是第一批西方读者。
成都文庙失火 左丞相称四川文运已尽
热衷于天文研究与发表作品的大西皇帝，毕竟不是意气书生。突然之间，他虎目圆睁，怒不可遏，七窍生烟，人神皆不能当。簇新的宫殿开始摇晃。受到战事不利消息影响，皇帝愤怒指出：两个洋人均为奸细。
他们是谁的奸细？李自成的？还是清军的？抑或明军的呢？
张皇帝目光如炬：“借传教为名，暗行其私意，侦探中国底蕴，报知外国。”两个洋人双股战栗，叩头作揖，毫无效果。最后沉默了，只得听天由命。突然间，皇帝又和颜悦色，一派风和日丽，伸手扶他们起身。
他为什么屠杀四川人？张献忠对洋人是这样讲述的：“四川人民未知天命，为天所弃。因天前生孔圣宣传圣道，早知川人弗从，故生孔圣于东省。而东省人民爱圣人、遵圣道，而川人反是。故天厌之，并屡降灾殃以罚之。今遣我为天子，剿灭此民，以惩其违天之罪。又遣尔等司铎航海东来，到此四川传扬圣道，力挽人心，而人民亦弗之听。若辈之罪，擢发难数，故天震怒，遣我天子以罚之。”
某天，张献忠正在对科考学子大开杀戒之际，成都的文庙突然起火。张献忠疑虑，问左丞相汪兆麟：“孔圣人是不是不愿意咱们杀这些读书人哪？”汪兆麟是一踩九头翘之辈：“不！这是孔圣人告诉我们，四川的文运走到尽头了。”张献忠哦哦几声，抚掌大笑。
张献忠缴获有一面宝镜，名曰“千里镜”。他仰视天象，俯察四方，常用千里镜予以照射。大西国官员对此宝镜的威力深信不疑：“能闻此异事者乃有福之人，而未能闻者乃无福人也。”
张献忠对各类天书具有一种病态的痴迷，尤其是汤若望的著作，起早贪黑诵读不已。
洋人命运多舛 清军俘获四年后获释
1646年7月，为了北上陕西抗击南下的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他对孙可望说：“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汝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大西军兵分四路，并命令四位将军，各率兵十余万向陕西进发。9月间，张献忠率部离开了化作焦土的成都。由于沉重物件无法带走，他下令把皇宫里的石犀等掀翻下埋。我估计，那两个红铜仪器也一并埋入了地下。
驻扎在南充军营之后，张献忠似乎并没有如史家们所鼓吹的那样全力准备“抗清”。他念念不忘的是大西宫廷中的天象仪等，思念就是最大的心魔。他实在忍不住了，鉴于地球仪、日晷等一并制造费时费力，他必须具备鉴别主次的辩证法。他下令：“劳役二位司铎，令造天球一具，与前日在成都宫中所造稍为较小，凡各经星部位须按次排列，赶急造作，不分昼夜，不得有误。”铜材、制造设备、人工，一时间就调度妥当。
在我看来，天象仪的重要性之所以超越了一切，是张献忠急于从中窥视自己的劫数与宿命，窥破天机，从而找到破解之道。
两位传教士采取的办法是，一人在帐篷里读经，一人去作坊铸造赶工，轮流工作。好不容易赶制出来，张献忠叫来了一位中土的堪舆先生，他以老江湖的眼光，严厉审视这一作品。堪舆先生必须显示自己的门道与精湛法力，他指出，这个天象仪制作完全不对路，甚至没有显示太阳赤道，这是故意淆乱国家大运所为。天象仪预示着大西朗朗国运，而大西国眼下出现这么多乱子，显然是这两个洋人预以加害昌盛国运呐……张献忠一听，怒不可遏，吼声如雷，他终于认定，洋人故意胡乱制作，闹乱国运，犯此滔天大罪，不惟害国，且害己身。判决：将两个洋司铎处以极刑。
回到杀人上，他的思维是严密的，考虑的是如下几道身体工艺：时而欲活剐司铎；时而欲鞭死司铎；或以炮烙全身，不使流血出外；或以毒刑致死，以致肉尽骨消……洋人待在巨大的恐惧里，闪电雷霆加身，气都不敢出了。但张献忠大喊：且慢，姑且留下尔等狗命。
这些事情，一直到二位司驿随军到达西充县也未消散。张献忠令二人就住在献忠凤凰山的老营（司令部）附近，说是以便顾问，实是监督。张献忠的老营附近天天杀人，二司铎“饱受惊惶，坐卧不安”，决定上书陈情，请求让他们离开部队，返回澳门。“献忠阅书，疑为讽己”，他决定找一个出气筒，认定这些上书之举，出自仆人之计和老岳丈支持，下令将其岳丈还有川籍仆人6名一起逮捕处死，只留下澳门人安当未杀，但须受鞭刑一百……
《老子》有箴言：“天欲其亡，必令其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神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这个道理，饱读中外典籍的张献忠，应该懂吧。这一切，距离那一支飞扑皇帝胸口的利箭，仅有几个时辰了。
1647年，利类思与安文思为清军所俘，次年押至北京，1651年获释。两人一直在北京生活至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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