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幽暗人性深处的微光

四川经济日报 2022-02-23 06:55 大字

□ 卢一萍（成都）

《西北有高楼》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乡村邮递员》《无相》《空相》《离相》《花箭》《沧浪之水》《情事》《人咬狗》《远行客》等16篇小说。时间跨度始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直至而今当下。从作家的履历可知，这基本是他自童年到中年的漫长时光里，对这个人世、或者说这个时代的感受。这些篇章撷取了江南太湖平原一批小人物的人生断面，呈现了人世的风雨沧桑、人生的命运遭际，文字质朴，细节描写、心理描写丰润而细腻。其题材涉及年少者成长的孤独与惆怅，年老者情欲的谵妄与挣扎，个体生存的艰辛与烦恼，理想爱情的迷茫与坚守，不同姓族间的紧张关系与矛盾的最后消弭，悟出禅理的人旁观陷入欲望者的疯狂与坠落，自然环境恶化对个体生命的侵蚀，以及道德的缺失影响行为抉择的乖张……可谓取材广泛，篇篇不同，值得品读。

从王才兴给朋友写的书评可以窥之，他是个读书人，所以才会把书籍视作“冬日暖阳，夏日穿堂风”；才会认为：“文学：是救赎，更是精神圣地。”——他一直希望自己的人生通过文学化茧成蝶。总之，可以感觉到，他一直在进行小说、散文和文学评论的写作，有作品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学报》《散文选刊》等报刊发表，出版过散文集《桑梓有灵》。

如果说他的散文更多的是在回望故乡，书写乡愁，那么他的这部小说集就是在回望人生，书写乡土。他字里行间吴地吴乡的气息是很浓的，其所弥漫的吴山吴水、吴风吴月、吴地乡音给人印象尤深。

极少有作家的写作能摆脱故乡的影响，王才兴亦然。所以，这部小说里的“吴音”就成了他写作的一种特质，这也符合小说的本质要求。

可以说，小说的虚构首先是从语言开始的。如果我们认真解剖一部好的小说就会发现：其中无论是作者使用的叙述语言还是其中的人物语言，都是独具特点和与众不同的——它们不太像公众的、社会的，而纯粹是独一的。因为它是属于作家自己的，而不可能属于任何别的人。作家的“语言方式”根本就不可能复制。这里的“语言虚构”，指的是说话的方式、腔调，就是说，小说的语言就像小说的故事和人物一样，不是追求简单的“生活的真实”。

小说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塑造人物形象，王才兴的小说在这方面下了不小的功夫。《乡村邮递员》写了歪头兴元和阔嘴春晓父子两人，两人都让人过目难忘：一个自私狭隘，爱打小算盘；一个喜欢占小便宜，吃白食。他们目光短浅，行为猥琐，缺乏抱负理想；但如果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在他们逼仄的生存空间里，在还为饥寒忧心的背景下，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又是合理的，达到了小说家用虚构反映真实的目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引发读者对历史隐痛的关注、反省与谛想。《西北有高楼》中的大学生芷璇，毕业后在夹缝中求生，生活憋屈，她的人生有点扭曲，甚至活得没有尊严，但芷璇的遭遇，包括《黑车司机》中的于师傅，《沧浪之水》中的罗嘉懿，无不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现实，期待人们对当下教育、校外培训机构、农房拆迁诸多问题进行严肃的思考。

评论家谢有顺曾经讲过，小说的存在其实是为了保存历史中最生动、最有血肉的那段生活，以及生活中的细节。作者长期生活在江南乡村，熟谙那里的人与事。江南多水，河网密布，有着悠久的鱼文化历史。作者在《情事》《人咬狗》两篇小说中，生动地描写了与鱼有关的诸多细节，如叉鱼、网鱼、钓鱼、食鱼等方面的场景。这些描写既复原和保留了人们对鱼文化的记忆，也为小说提供了鲜明的地域特色。

作为一种虚构的文学形式，小说的虚构性是渗透在所有方面的。而细节的虚构尤为重要。小说的细节很多时候来自作家自身的经历，这些经历可能很普通，但一旦将其升华为文学的力量，就能成为人类对某个方面感受和认知的象征。

英国小说家普里切特认为短篇小说的核心是细节，而非情节。以细节来推动叙事，完全不同于以情节为主体的文本。小说集《西北有高楼》的诸多篇目中，有许多生动的细节描写和心理刻画。如《乡村邮递员》中，“歪头兴元从床底搬出一只旧瓮头。他撕去裹在瓮头上的塑料纸，小心翼翼掏出两条凤凰牌香烟，双手反复摸捏着外壳，还凑上鼻子闻一闻……一路上他心里在唧咕，香烟会不会发霉。”这寥寥数言，生动地描摹出了歪头兴元将托人花大价钱买来的两条香烟送给村书记时的心理活动，他既不舍，又担忧香烟变质。人物形象便呼之欲出，跃然纸上。还有阔嘴春晓吃了黄锦标家中饭后回去，“遇见熟人他大声喧嚷：刚刚去黄锦标家送取款单！”不经意的一句谎言，活脱脱写出了他自私、势利、狡黠的一面。又如《花箭》中的主人公丁鸿德“开始注重起自己的行头打扮。出门时他将头发梳得溜顺，穿上四角笔挺的西装、油光锃亮的皮鞋……”这些细节描写真实细腻地描摹了丁鸿德老枝发新芽、旧貌换新颜的精神状态，既为他陷入情欲的谵妄作渲染，又推动情节向前发展。

优秀的小说家，都十分注重小说的结尾。结尾一笔，全篇改观。好的结尾，不仅能深化文本的主旨，还能让人突发奇想，峰回路转，从心理上满足读者的审美愉悦，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像莫泊桑的《项链》、契诃夫的《万卡》、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的结尾，都堪称典范。王才兴对此深有领会，并运用自如。

一是结局突兀，出其不意，超乎想象。如《黑车司机》，写的是一个异乡人（于师傅）在外打工、立足生存的艰难。于师傅求“我”解决儿子上学的困难。“我”出于同情，帮他解决了，不想最后“校长笑眯眯地告诉我，小孩的班主任向他汇报，那小孩不是于师傅家的，是另一个女人的……”这样的结尾，出人意料，留给读者一份遐思的同时，也增强了小说的文学性。社会的复杂、人性的多面，都会引发作家的表达欲望。如《远行客》中，乔光耀的人生起伏跌宕，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最后当他风光地当上物业公司经理，人生顺风顺水迈上巅峰时，结尾却是“母子俩千里迢迢从延安赶来，寻夫找父。乔光耀一时失措，惊恐万状。他浑然不知，迎接他的是朗朗乾坤，还是狂风骤雨？”乔光耀又一次跌入深谷。是嘲讽，还是鞭挞？着实引人沉思。

二是结尾看似荒诞不经，违逆现实，实则有其必然的合理性。如《人咬狗》这篇小说中的德明因长期饮食被污染的河道中的鱼类，患了偏头疼。长期的痛苦折磨，使他变得暴躁、乖戾、虚妄，最后对准小狗，狠狠地咬了一口，想通过将毒素转嫁到小狗身上使自己得到治愈。看似可笑、滑稽、荒诞，实则饱含辛酸与泪水，迫使读者去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动物的关系。又如《无相》中，吴老太送了一幅说是很值钱的古画给凌半仙，让他去调查儿子的生意和隐私，但凌半仙告诉给吴老太的，却是调查结果的反面。而吴老太给凌半仙的古画，经检测是一幅赝品。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假作真时真亦假。荒诞中有庄重，玩笑中有严肃。

三是结尾留空白，使小说文字更显含蓄内敛。在《西北有高楼》中，当吴老头说出他的真实意图后，芷璇面临新的人生选择。文章没有直接道出其选择为何，只一句：“芷璇缓缓步出疗养院，眼前的一切仿佛都变得模模糊糊，无以捉摸。”给了读者足够的想象余地。

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内心会对这个世界充满敬畏。王才兴先生敬畏自然、敬畏人事、敬畏生命……正因为作家怀有敬畏之心，《西北有高楼》中的人与事才会有沉重感、沧桑感、历史感。

最后，我想说的是，小说是平民的史诗，《西北有高楼》状写的都是底层百姓。作家通过对小人物的聚焦，倾注了珍贵的悲悯情怀，并依赖文字的温度，写出了幽暗的人性深处的微光，用以照亮个体生命的仄逼空间，从而给予人以生存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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