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视角阐释中国历史发展独特性
铁工业技术创新为古代中国带来什么？
铁器自诞生以来，它被制成了哪些工具？冶铁技术的开发与铁器的广泛应用，对社会发展进程又产生了怎样的推动作用？
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映福、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马春燕合著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铁器》，通过对迄今为止考古出土及传世的24800余件铁器材料进行整理分析，系统梳理了中国两千多年的铁文化发展谱系。在此基础上，作者从中国独创的生铁冶炼技术及其生产管理体系的视角，揭示了中国生铁冶炼技术和铁器产品的大规模使用对我国两千多年以来的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
这部专著日前摘得四川省第十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是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阐述两千年铁器发展史的系统著述，弥补了我国铁文化研究的不足。□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晓铃
系统梳理
描绘灿烂铁文化画卷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开发利用铁矿资源的历史约4000年。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我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发明了生铁（液态）冶炼技术，战国中晚期，中国开始跨入生铁冶铸时代。生铁冶炼技术的成熟成为中国冶铁史上的重要分水岭。
“国内关于铁器考古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李映福介绍，铁器很容易氧化锈蚀为“破铜烂铁”，加上其多为生产性的实用工具且主要流行于文献记载较为丰富的历史时期，因此相较精美的铜器，铁器一直不太受关注。“不过我一直认为，铁器的技术发展和产品形态如果不深刻研究，很多社会发展进程的核心问题就无法解决。比如西南地区的铁器生产引发的巴蜀社会、西南夷社会的变迁问题。”
为此，李映福牵头完成了这部60余万字的著述。该书以时代为脉络，对各时期铁器的形制与类型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厘清了纵跨两千年左右的“物质”铁器的类型和谱系，描绘出一幅悠久灿烂的铁文化画卷。
透过锈蚀斑斑的铁器，作者“透物见人”“透物见史”，梳理出清晰的中国铁文化发展之路——
在春秋时期的铜铁并用时代，铁器主要还是削刀、剑戈以及锛、锥、铲、锸等；到了战国晚期，铁器开始大规模普及应用；到了秦汉时期，冶铁技术的持续进步和成熟完善的管理体系，如发明了炒钢技术（用生铁炒炼成钢或熟铁的技术）和实行“铁官”制度等。
书中收录的24800余件出土或传世铁器资料也颇多亮点。既有山西蒲津渡遗址考古出土的重达数十吨的铁牛，也有世界上年代最早、体量最大的生铁——发现于广汉的铁锹墩。
独特视角
重大技术创新推动社会发展
在李映福看来，《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铁器》最重要的价值，是提供了阐释中国历史发展独特性的另一个视角——具有独创性的重大技术创新推动社会发展。其中，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的开发和管理制度的创新，无疑最具特色。
“以往的历史研究，往往从政治角度讲社会变革，而这本著述是从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社会发展的角度进行审视。其实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每个重大时代都有技术进步标志。”李映福表示，铁器工业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乃至社会变革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古代社会进程中的重大变革基本上都是伴随铁器化的进程而发生的，铁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不可避免地促进了社会变革的发生。“生铁冶炼是中国古代具有重大影响的技术创新，不仅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持久繁荣的基础，甚至对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也作出巨大贡献。”
李映福发现，古代西南地区的发展进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秦灭巴蜀以后，中央政权将北方的工匠迁到四川。尤其西汉时，以卓文君家族为代表的冶铁商人迁入成都平原，这里的铁器生产兴盛一时，彼时的成都便因为制造业的发达而列备五都。”
“秦汉时期，东方秦汉王朝和西方罗马帝国是世界两大文明体。我们发现成熟的生铁冶炼技术和管理体系，是秦汉王朝扩大与巩固的重要基础；罗马帝国则是建立在对外殖民和掌控地中海贸易的物质基础上。”李映福认为，中华文明能够连绵不绝，一大因素便是中国从古至今都有技术进步和创新的传统。在此基础上以生产力促进生产关系的理论来认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也能提供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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